關於鳥的羽毛
在發現澳大利亞黑天鵝之前，所有的歐洲人都確信天鵝全部是白色的。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信念，因為它似乎在人們的經驗中得到了證實。對一些鳥類學家（以及非常關心鳥類顏色的其他人）來說，看見第一隻黑天鵝大概是一種有趣的驚奇體驗，但這還不是在澳大利亞發現黑天鵝的重要性之所在。它說明我們通過觀察或經驗獲得的知識具有嚴重的侷限性和脆弱性。僅僅一次觀察就可以顛覆人們通過上千年來對白天鵝的數百萬次確定性觀察所產生的結論。你所需要的只是看見一次黑天鵝（據說很醜）。sup/sup
在這裡，「黑天鵝」是指滿足以下三個特點的事件：
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預期之外，也就是說沒有任何能夠確定它發生的可能性的證據。其次，它會產生極端影響。再次，雖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們在事後為它的發生編造理由，並且使它變得可解釋和可預測。
簡而言之，這三點概括起來就是：稀有性、極大的衝擊性和事後（而不是事前）可預測性。sup/sup少數的黑天鵝事件幾乎能解釋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從思想與宗教的勝利到歷史的變遷，再到我們的個人生活。自大約1萬年前的更新世以來，黑天鵝事件的影響便一直在擴大。這一影響在工業革命期間急速擴大，因為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而正常事件，即我們學習和討論並試圖通過閱讀報紙來預測的事件，則變得越來越不順理成章。
請想象一下在1914年那些事件發生的前夜，你對世界的理解對於你猜測接下來將發生的事情能有什麼幫助。（不要拿高中老師填進你腦子裡的馬後炮理論作弊。）希特勒上臺和隨後的戰爭呢？東歐劇變呢？美國1987年的股市大崩盤（以及更出乎人們意料的隨後復甦）呢？風潮、流行趨勢、時尚、觀念和藝術流派的興起，所有這些都受到黑天鵝效應的影響。實際上，幾乎你周圍一切重要的事情都不例外。
黑天鵝事件的可預測性低、影響力大，這使其成為一個很大的謎，但這還不是本書關注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我們習慣於對它視而不見！我指的不僅僅是你、你周圍的人和我，而是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家」。一個多世紀以來，這些「社會科學家」一直錯誤地以為他們的理論能夠衡量不確定的事物。然而關於不確定性的理論在現實世界中的運用產生了荒謬的結果，我已經在金融領域和經濟領域看到了這一點。去問一問你的投資經理對「風險」的定義，他很可能會告訴你一個把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定義，也就是說，對於整體風險評估來說，這一答案的預測價值與占星術相差無幾（我們會看到他們用數學將這套智力把戲偽裝起來）。這一問題是社會的通病。
本書的目的是揭示我們對隨機事件的無視，尤其是與常規經驗有很大差異的隨機事件：為什麼我們（不管是不是科學家，是不是社會精英）會傾向於本末倒置？為什麼我們看到的總是細枝末節，而不是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即使它們的巨大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如果你贊同我的觀點，為什麼讀報實際上削弱了你對世界的認識？
顯而易見，生活正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累積結果。即使你足不出戶（抑或你喜歡在酒吧高談闊論），認識到黑天鵝事件的影響力也並不難。請做一下下面這個練習。審視一下你周圍的環境，回顧自你出生以來周圍發生的重大事件、技術變革和發明，把它們與人們此前對於它們的預期相比較，然後看一下它們中有多少是在預料之中的？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的職業選擇、你與配偶的邂逅、你被迫離開故土、你面臨的背叛、你突然的致富或潦倒，這些事有多少是按照計劃發生的？
你所不知道的事
黑天鵝的邏輯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義，因為許多黑天鵝事件正是在不可預知的情況下發生和加劇的。
想一想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假如它可以在9月10日被合理預料到，那麼它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可能性被認為是值得注意的，那麼戰鬥機就會盤旋在雙子塔的上空，飛機就會鎖上防彈門，襲擊就不會發生，就這麼簡單。不過，如果是這樣，一定會發生一些別的事情。什麼事？我不得而知。
看到人們認為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正在發生是不是很奇怪？美國人對襲擊做了怎樣的預防呢？不管你知道什麼（紐約很容易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如果你的敵人知道你知道，那你知道的就沒有意義了。這種認識可能讓你感覺很怪，但在這種戰略博弈中，你所知道的可能真的不重要。
這一點可以延伸到一切行業。想一想餐飲業中充當撒手鐧的「秘密配方」。如果一家飯店的秘方被公開了，很明顯，隔壁的某個人就會模仿，從而使它變得平淡無奇。所以餐飲業中的下一個撒手鐧必須是現有大多數餐館想不到的想法，它必須和人們的預期拉開一定的距離。越出乎人們的意料，競爭者就會越少，實施這一想法的企業家也就會越成功。製鞋業和出版業，乃至任何行業都是一樣。科學理論也是一樣，沒人會有興趣聽那些平淡無奇的東西。人類冒險的回報與對它的預期呈反相關。
想一想2004年12月南太平洋發生的海嘯。假如事先被預見到，它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損失，居民會被疏散，預警系統會起作用，你所知道的災難就不會真正傷害到你。
專家與「虛有其表」
由於意外事件對歷史演變的影響力，不能預測這些事件就意味著不能預測歷史的程式。
但我們表現得就好像我們能夠預測歷史事件，甚至更糟的是，我們以為能夠改變歷史程式。我們對30年後的社會保障赤字和石油價格進行預測，而沒有意識到我們連明年夏天的情況都預測不了。我們在政治經濟大事上的累積預測錯誤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我每次看到這些紀錄時，都不得不掐一下自己以確定不是在做夢。令人吃驚的不是預測錯誤之大，而是我們對其毫無意識。在致命性衝突面前，這一點尤為令人擔憂：戰爭是完全不可預測的（而我們卻不知道這一點）。由於這種對政策與措施之間的因果關係的錯誤理解，我們會很容易引發黑天鵝事件，而這恰恰是由於我們對它的極端無知：就像一個孩子在擺弄化學制劑一樣。
在受到黑天鵝事件影響的環境中，我們沒有預測能力，並且對這種狀況是無知的，這意味著雖然某些專業人士自認為是專家，但其實不然。儘管他們有經驗和資料，但他們並不比普通大眾更瞭解相關問題，他們只是更善於闡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於用複雜的數學模型把你弄暈而已。
既然黑天鵝事件是不可預測的，那麼我們就需要適應它們的存在（而不是天真地試圖預測它們）。如果我們專注於反知識，也就是我們所不知道的，那麼我們就會有許多事情可做。比如，你可以通過最大限度地置身於正面的黑天鵝事件的影響下，來享受黑天鵝現象的好處。實際上，在某些領域，比如科學發現和風險投資領域，未知事件能夠為你帶來大得不成比例的回報，因為通常你沒什麼可損失的，卻可以從一樁稀有事件中獲得巨大回報。我們會看到，與社會科學知識不同，沒有哪一項科學發現或重要技術來自按部就班的設計和計劃，它們都是黑天鵝事件的產物。發現者和企業家們的策略應該是少依賴自上而下的計劃，而儘可能在機會來臨時反覆嘗試和辨認。所以我不同意亞當·斯密等經濟學家的觀點：自由市場之所以能夠運轉，是因為它允許人們走好運，不論他們是拼命努力還是犯錯，而不是對技能予以獎勵或「激勵」。所以，正確的策略應該是儘可能多地嘗試和儘可能多地把握黑天鵝機會。
學會學習
除了過度專注於已知知識以外，人性還有另一個弱點：習慣於學習精確的東西，而不是從總體上把握。
我們從「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學到了什麼呢？我們認識到有些事件由於自身的劇烈變化，很大程度上不在可預測的範圍內了嗎？沒有。我們認識到傳統知識的內在缺陷了嗎？沒有。我們學到了什麼？我們學到了避免恐怖主義者襲擊高樓大廈的精確準則。許多人不斷提醒我，採取務實可見的措施而不是對知識進行「理論化」的討論很重要。馬其諾防線的故事顯示出我們是多麼習慣於具體的東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避免德國人再次入侵，法國人沿德國人曾經入侵的路線修建了一條防禦工事，而希特勒（幾乎）毫不費力地繞過了它。法國人是歷史的好學生，只是他們學得太精確了。他們在自身安全問題上太實際並且過於關注了。
我們不會自然而然地認識到自己不會學習。這個問題產生於我們的思維結構：我們不學習規律，而是學習事實，而且只學習事實。我們似乎不太善於認識到我們的超規律（我們傾向於不學習規律的規律）。我們蔑視抽象的東西——瘋狂地蔑視。
為什麼指出這一點？和本書後面的部分一樣，我既要在這裡顛覆傳統智慧，又要指出它對於現代複雜且越來越具迴圈性的環境來說是多麼不切實際。sup/sup
但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的思想是用來幹什麼的？我們似乎拿著錯誤的使用者指南。我們的頭腦似乎不是用來思考和內省的；如果是的話，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事情會簡單得多。但那樣的話，今天的我們就不是現在的樣子了，我也沒有機會在這裡談論這個問題——我進行反常規內省和努力思考的祖先會被老虎吃掉，而他不愛思考但身體反應迅速的表親早已跑開躲了起來。鑑於思考是耗費時間並且通常會耗費大量精力的，因此之前的生物在1億多年的時間裡只是不思考的哺乳動物，而我們使用大腦的歷史瞬間往往都產生於外在的問題。證據表明，我們思考的次數比我們認為的要少得多。
一種新的忘恩
想到那些被歷史錯誤對待的人是一件令人非常難過的事。一些被詛咒的詩人，比如阿瑟·蘭波，被同時代的人嘲笑，但後世的人卻對他們崇拜有加，還把他們的作品強行填鴨式地教給學校的孩子，甚至還有學校以這些人的名字命名。可嘆的是，這種承認對詩人而言來得稍晚了點，既無法給他們帶來任何快樂，也不能支援他們在塵世間的浪漫生活。還有一些被更為錯誤地對待的英雄，就是那些我們不知道是英雄的人，他們拯救了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避免了災難。但他們沒有留下任何線索，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所做的貢獻。我們記住了那些為我們所知道的事業犧牲的烈士，卻從未記住為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業做出絕不遜色的貢獻的人。我們對那些被詛咒的詩人的忘恩與這種忘恩比起來完全算不了什麼：這是一種糟糕得多的忘恩，它相當於認為那些沉默的英雄是無用的。我會在下面通過實驗講解這一點。
假設一名富有勇氣、影響力、智慧、遠見和毅力的立法者成功頒佈了一項法律，在2001年9月11日普遍生效和實施的這項法律強制要求每一個飛行員駕駛艙必須安裝防彈門並上鎖（給掙扎中的航空公司帶來巨大成本），以防恐怖主義者用飛機襲擊紐約的世貿中心。我知道這很瘋狂，但這只是一個想象實驗。（我知道根本沒有什麼有勇氣、影響力、智慧、遠見和毅力的立法者，這就是我說這是想象實驗的原因。）這項法律在空乘人員當中不會受歡迎，因為它把他們的生活弄複雜了，但它一定可以避免「9·11」恐怖襲擊事件。
人們不會為這個強制要求給駕駛艙門上鎖的人在公共廣場上立塑像，他的訃告至多一筆帶過他的這一貢獻：「喬·史密斯，幫助避免了‘9·11’災難，死於肝病併發症。」由於認為他的法律既多餘又浪費資源，公眾很可能會在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幫助下把他轟出辦公室。他會在巨大的失敗感中抑鬱地退休，他會在一事無成的沮喪中死去。但願我能夠去參加他的葬禮，但是讀者，我找不到他。獲得承認是一種很大的鼓舞。相信我，即使是那些聲稱不在乎獲得承認的人，即使是那些聲稱勞動和勞動成果是兩回事的人，實際上也從被承認中獲得了很大的快樂。看看這名默默無聞的英雄得到了怎樣的獎賞吧：就連他自己的激素系統也會合起夥來對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