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意義的追尋會導致內心的緊張而非平衡。不過，這種緊張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我敢說，世界上再沒有別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義更能有效地幫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尼采的一句話很有智慧：「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認為這句話是任何心理治療都應當遵循的座右銘。在納粹集中營裡，你會發現，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還有某項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來。寫過集中營題材的其他作者及在日本、韓國和越南戰爭的戰俘營裡做過精神病調查的人也得出了相同結論。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被關押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時，一部待出版的手稿被他們沒收了。重寫這本書的渴望的確有助於我戰勝集中營嚴酷的處境。比如，在巴伐利亞集中營時，我得了傷寒熱，卻在碎紙片上記了許多筆記，希望如果有幸活到解放那一天，這些筆記會幫助我重寫那本書。我確信，在巴伐利亞集中營那漆黑的監獄裡重寫那部被沒收的書，這有助於我避免可能發生的心血管衰竭的危險。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精神健康有賴於一定程度的緊張——即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務之間的緊張，或者是當下狀態與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這種緊張是人固有的，也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們應毫不猶豫地以患者有待完成的潛在意義去激勵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喚醒他內心潛在的追求意義的意志。我認為，某些精神衛生學說主張人最需要的是平衡（生理學術語稱為「體內平衡」），這種說法是錯誤和危險的。人實際需要的不是沒有緊張的狀態，而是為追求某個自由選擇的、有價值的目標而付出的努力和奮鬥。他需要的不是不問代價地消除緊張，而是某個有待他去完成的潛在意義的召喚。人所需要的不是「內穩態」，而是我所謂的「精神動力」，也就是存在的動力處於一個緊張的極化區（其中一極代表有待完成的意義，另一極代表意義所期待的主體）。我們不應該認為這隻有在正常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它對患有神經官能症的個體來說更為有效。建築師要想加固常年失修的拱頂，就得加大拱頂上面的負重，以使其各部分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理，治療師要想促進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不應當忌諱讓患者重新關注生活目標以使他內心產生相當程度的緊張。

我已闡述了讓患者重新關注生活意義在治療上的良好效果，許多患者抱怨生活完全沒有意義，他們受到內心空虛的困擾，我把這種症狀稱作「存在之虛無」。

那是我第一本書的初稿，紐約的阿爾佛瑞德·a.科普夫於1955年出版了其英文版，書名是《醫生與靈魂：意義療法導論》。

譯者注：是指身體內部能夠保持一定的動態平衡，即不管外部環境如何變化，生物體的體內環境總是保持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