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停下來笑。「我連游泳都不會。」你抹抹眼睛，說道。

之後我們就不太說話了。我們走過了籠罩小徑的綠葉隧道。你面紅耳赤，我敢肯定我也是。我們走了一路，半個人影都沒碰見。有時你問我還好嗎，有時我正陷入沉思中，想著你和我，以及這一切會引發什麼，以至於忘了回答，或者至少隔了一會兒才回答。

你說：「我從來不走路。」

「我也不走。」我說。

我們又走了半個小時。我能感覺到腋下暖暖地溼了一片。膝蓋開始打軟。等我們走到金斯布里奇時，道路一下寬闊起來，人行道出現了，還有街燈、房屋、花園和車輛。只有看到這些東西，我才突然想起來，我們正肩並肩地走著，步伐與你同一節奏，我們好親近，幾乎挨在一起。

幾乎挨在一起了，而你又一次沒看見。

這一年剩下的時間裡，我都沒有戴維的訊息。沒有來信。沒有明信片。我偶爾在車裡問你：「你兒子有音信嗎？」

我試圖從你的回答裡打探戴維有沒有提過我的詩。他顯然沒有。我也問過他適應得怎麼樣。我問他喜不喜歡那個鎮，覺得課程如何。我有一次甚至說：「他喜歡撐篙嗎？」

你看著前方的路面，複述了一遍這個詞。「我不確定，」你說，「莫琳沒提過什麼撐篙。」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倆都大笑起來。突然間，它似乎成了很瘋癲的詞。

就算戴維拿走了我的詩，正如我害怕的那樣，他也不知道詩是寫給你的。沒有提及你的名字。沒有你的外形描述。這些詩更偏重於愛的本質，而非我們在一起的記錄史。如果戴維拿走了詩，它們現在肯定也葬身垃圾桶了。或許他反倒幫了我一個忙。或許是該放下我的詩了。

既然戴維已經離開，我又重回皇家舞廳和陌生人跳舞。頭髮稀疏的男人。腳步緊張。手心黏溼。售票亭的女人有一晚對我說：「真遺憾，你兒子不來了。我喜歡看他跳舞。」她把染黑的頭髮盤成一個巨大的蜂窩頭，讓頭部看起來很難移動。但那只是隨口一說。

「哦，他現在人在劍橋，」我說，「在讀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她挑起一邊的眉毛，說道。一個門房過來站在她旁邊。「很有腦子啊，這麼說？」

「相當。」這對你來說看似荒唐，但我覺得充滿驕傲感。

「或許他放假會再來吧。」

「或許。」

「哦，男孩子都愛他的媽咪。」從她目不轉睛看我的方式，以及之後她又和門房交換的微笑來看，這場對話顯然比我剛開始理解的要複雜許多。她一眼看透了我。儘管我只能自行想象她看到了什麼。從那之後，我就避開賣票的女人。

我同情的是莫琳。你有一次告訴我，她還在等戴維打電話或寫信回來：「她想他。非常想他。她一直對他說話，你要知道。他們倆一直講個不停。不管我什麼時候走進房間。他們都在——你知道——講話。就好像我不在一樣。」不知怎的，我從來沒有想象過這樣一幅畫面。這幅戴維和莫琳講話的畫面。不知怎的，在我的腦子裡，他被我想象成在家裡一聲不吭、悄悄踱步的樣子，就像一隻籠子已容不下的困獸。

「我敢肯定他很快就會和她聯絡。」我說。

十二月初，你又來了。又拿著空罐子站在院子裡。雨下得很猛，來勢洶洶，就像黑色的大頭釘，但你從外套裡拎出罐子，謹慎地把它們放進垃圾箱裡。

那個聖誕我見過他一兩次，儘管他沒看到我。他正穿著他的厚外套，大步地走在福爾大街上，還戴了頂羽毛裝飾的黑色費多拉帽。那頂帽子讓我發笑。他經過時，人們駐足看他，要我說，他知道有人看他，也喜歡被人看。金斯布里奇容不下你了，我心想。儘管這對莫琳來說難以接受，我卻為戴維高興。他需要自由。

我們已經認識一年多了，你和我。我已經愛著你將近一年。我也開始和一個名叫比爾的男人約會。夜裡，我不再獨自離開皇家舞廳。我每週四和比爾跳舞，週六再和他見面。我們會看一部電影。隨便吃點東西。但從來不在金斯布里奇約會。比爾剛剛喪妻，和兩個成年的女兒住在一起。「為什麼我不能去你住的地方？」他會說，我就編些理由，有其他住戶啊，或者我的公寓太小。有一次他說，你覺得我給你丟臉，是不是？我馬上對他保證說不是。即使我的話說出了口，卻仍感到自己肩膀一沉，因為他是對的。我是覺得丟臉，既然話已經說開，就沒必要再裝了。我不像愛著你一樣愛他。而且我做不到。我不願意。我心裡只能容下一個男人。

我有一次逮到你死死盯著我沒戴戒指的手指。

「沒人願意娶我。」我笑了笑。

你一通狂笑，但你沒說「我願意」。

我好奇戴維是不是在忙著談戀愛，因為復活節假期他幾乎沒露面。我當時覺得，那對莫琳一定又是一次打擊。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真希望我在戴維那個年紀時曾對他們稍微好一點。但他不再夾在你我之間，這倒是個解脫。

我的四十一歲生日到了。我從麵包店給你買了奶油泡芙。我們停下車，在路邊吃完了它們。「有特殊原因嗎？」你問。「完全沒有。」我告訴你。這一次你沒說，「你會讓我變胖的」，這會很諷刺，因為你的腰和下巴都多了些肉。褲子也不再晃盪了。

讓我嚇一跳的是，比爾拿著花和「生日快樂」的氣球在啤酒廠門口等我。他只是想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他說。為了努力藏起他，我幾乎是逼著他雙手背在腦後走過街道的——儘管要把一個拿著「生日快樂」錫箔氣球的男人藏起來很難。他堅持要帶我在金斯布里奇吃飯，我很恥於說出來，但那個夜晚糟透了。吃提拉米蘇的時候，比爾開始不耐煩：「你覺得無聊了，是不是？你有別人了，是不是？」

「當然沒有。」我聽到自己說。

「你一直看著窗外。」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小盒子，試圖把它塞進我手裡。「嫁給我。」

外面的天還是亮的。我之所以記得，是因為我盯著窗戶看了好久，設法思考該怎麼辦。如果嫁給比爾，我可以照顧他，照顧他的女兒們，可以組建一個家。我為了專心思考，眼睛一直落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但之後，我突然發現自己不是在專心思考，只是在找你。

比爾在他的椅子裡換了個姿勢。「我就知道有別人。」他說。

「對不起，」我告訴他，「我真的很抱歉。」

他靜靜地坐了片刻。然後他吃完了他的提拉米蘇。把玻璃碗都颳得乾乾淨淨。真奇怪，即使當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發生時，我們也試圖把它們渺小化。「不過，就算你愛著別人，也可以，」他說，「我可以勉強接受。」

「不，你不行，」我去拿外套，「結束了。」皇家舞廳也就此結束。並不偶然，這也是我婚戀生活的結束。我再也沒有和男人約會。別為我難過，哈羅德。這是我的選擇。

不過，我仍和比爾的女兒保持聯絡。年紀較小的那個女兒結婚時，我寄給她一套酒杯。女孩們也偶爾寫信給我。即使住在恩布林頓灣，我也給她們寄卡片。直到我病倒了，才沒再和她們聯絡。我病倒之後，就斷絕了所有的友誼。

那個夏天你休了年假，但哪兒都沒去。戴維告訴過你，他要拿著歐洲鐵路通票去旅行，而且顯然莫琳決定，她更願意待在家裡。我後來問起你做了什麼時——沒有你，我一個人在啤酒廠非常寂寞——你說：「我割草了。」

我們又因為那個大笑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