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星期一

沒有明信片。

我料想你是回家了。

「哦,夠了,」瑪麗·安貢努修女說,「我們回到寫信上來。」

又來了一個病人。一個男的。大概三十五歲左右。他穿緞面睡衣,怪獸大腳一樣的藍色大拖鞋,頭上還包著一圈繃帶。從頭頂繃帶下陷的情形來看,你可以把他的頭顱想象成一隻水煮蛋,頂端被削掉了。

家人和他一起來的。兩個小女孩,一個穿著白色工作服的年輕妻子,他的母親和父親,還有另一個看上去像他姐姐的女人;她和他有著一樣的深色眼睛。那個男人看起來是這麼多生命的中心。他們都在他旁邊坐成一排,後背挺直,很拘謹的樣子,坐在娛樂室軟木佈告欄下方的一排椅子上。你能看到他們瞥一眼他,又瞥一眼我們,同時緊抓著他們手裡的那杯茶和華夫餅乾,就好像死亡能傳染,而只有日常事物才能拯救他們。

「我爸爸有新的拖鞋。」其中一個小女孩說。

「很好看。」珠母紐王說。

「還有新睡衣。」

「也好看。」

那個母親警告性地瞪了她女兒一眼。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尤其是別跟有保質期的人說話。祖母從她的手提包裡默默地取出一本填色書。「過來,愛麗絲。」她喚道。

「那位太太是怎麼回事?」小女孩說。年輕母親噘起嘴,示意她自己正在忙著思考重要的事情,沒聽到她說話。於是女孩又說了一遍。但這一次她站起來了。她用手指著。「為什麼那個老太太看起來那樣?」

「哦,那是芭芭拉,」芬緹說,「她沒有眼睛。國民健康保險出錢給她做了兩次修復手術,但有一隻眼球老是蹦出來。不是嗎,小芭?」

芭芭拉哈哈大笑。名叫愛麗絲的小女孩也笑了。

那家人沒笑。

「你要是想的話,可以給我的書填色。」愛麗絲說。

「好呀,」芬緹說,「我最愛填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