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研究11—15世紀期間義大利諸共和國的歷史時，我們震驚於兩個明顯矛盾但又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看到了勇氣、活力和天賦的驚人讚歎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繁榮。這裡存在歐洲其他地方缺乏的運動和自由。而當我們詢問居民的實際狀態如何、他們的生活過得怎麼樣、他們有多幸福，情況就全變了，沒有什麼歷史比這更加悲慘和黑暗了。也許找不到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人民的處境更加動盪，更容易遭受悲慘不幸，或存在更多糾紛、犯罪和災禍。我們同時還能看到另一個事實，在大部分共和國的政治體系中，自由在不斷縮小。安全保障如此缺乏，以至各派別不可避免地被迫求助於一種稍微溫和的制度，哪怕它不像城邦最初採用的制度那樣受歡迎。看看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比薩的歷史，你們到處都能看到，事件的一般發展歷程不是走向自由，不是制度覆蓋範圍的擴大，而是不斷縮小，權力集中至少數人手中。簡而言之，在這些充滿活力、輝煌而富裕的共和國中，有兩樣東西是缺乏的：生活的安全保障——這是社會狀態的第一條件，以及制度的進步。

從中又誕生了一個新的弊端，阻礙了共和政治組織嘗試的擴張。威脅義大利的最大危險來自外部、來自外國君主。然而，這一危險從未使這些共和國團結一心、共同行動；他們從來不會同仇敵愾。許多最開明的義大利人、當代最傑出的愛國者，哀嘆中世紀義大利的共和制度，認為它是義大利從未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罪魁禍首。他們說，義大利被分解成大量微不足道的小邦，嚴重受制於各自的情感，因而無法組成聯邦或組成一個國家。他們遺憾自己的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沒有經歷一次專制集中，從而變成一個民族國家，從外國人手中贏得獨立。因此，看起來，即使處於最有利環境中的共和政治組織，在這個時期也不包含進步、持續和擴張的原動力——它沒有未來。在某個時刻之前，我們可以將中世紀義大利的政治組織與古希臘的政治組織進行比較。希臘也是一個到處是小型共和國的國家，它們相互永遠是對手，甚至常常是敵人，有時候又為了共同目的結成同盟。在這種比較中優勢完全在希臘這一方。毫無疑問，雖然歷史給我們提供了它們當中的許多罪惡事例，但與義大利諸共和國相比，雅典、拉塞戴蒙、底比斯等城邦擁有更多的秩序、安全保障和正義。然而希臘的政治生命又是何等短暫！在權力和領土的分割中蘊藏了最終導致荏弱的根源！當希臘與馬其頓、羅馬等強大鄰居一碰撞，它立刻就屈服了。這些如此輝煌、如此繁榮的小型共和國無法形成防禦同盟。對於社會和人的理性的發展程度都遠遠遜色、遠遠脆弱於希臘的義大利來說，出現同樣結果的理由不知要充分多少。

在共和制度已經大獲全勝、封建制度已經被征服的義大利，共和政治組織嘗試得以延續的機會尚且如此之低，可想而知，在歐洲其他地區，它更快地屈服了。

我將快速說明一下它的命運。

歐洲有個地方與義大利非常相似，這就是法國南部和接壤的西班牙省份，包括加泰羅尼亞、納瓦爾和比斯開。在這裡，城鎮同樣得到巨大發展，重要且富有。很多小領主與市民們結成同盟，一些教士也同樣加入了他們的事業中。簡而言之，這一地區的情況非常像義大利。相應的，在11世紀期間以及12世紀初，普羅旺斯、朗各多克和阿基坦等地區的城鎮一心想要一次政治上的飛躍，想要變成獨立共和國，就像阿爾卑斯山那邊的國家一樣。但是法國南部碰上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封建主義，即北部的封建主義。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阿爾比異端，法國的封建勢力和城市勢力之間爆發了戰爭。你們知道由西蒙·德·蒙特福特所領導的十字軍征討阿爾比派的歷史。這是北部的封建制度與南部的民主政治組織嘗試之間的一場鬥爭。南方雖然有愛國熱情，但北方還是取得了勝利。南方缺乏政治統一，而文明的發展程度又不足以使人齊心協力。共和政治組織的嘗試被撲滅了，十字軍在法國南部重建了封建制度。

稍晚一點，共和政治嘗試在瑞士山區中取得了較多成功。在這裡舞臺十分狹窄，他們只需要反抗一位外國君主，他雖然勢力比瑞士人民強大，但絕不屬於歐洲最可怕的君主之列。英勇的鬥爭持續了很久。很多瑞士封建貴族與城市結盟，他們是強大的援兵，然而改變了他們所援助的革命的性質，使它比初始性質增加了貴族政治的性質，減少了進步性。

現在，我將前往法國北部，前往佛蘭德斯的自治市、萊茵河兩岸以及漢薩聯盟。在這裡，民主政治組織在城市內部大獲全勝，然而我們發現，從一開始它就命中註定無法擴張或完全掌控社會。北部的自治市受到封建制度、領主和君主們的包圍和壓制，因此常常處於守勢。顯然，它們所做的一切僅僅是盡一切可能保衛自己，從未嘗試過征服。它們保住了自己的特權，但被限制在自己的城牆之內。民主政治組織被侷限於此，無法越雷池一步。我們在鄉村無法發現它的蹤影。

你們看到了共和政治嘗試所處的狀態。在義大利取得勝利，但取得成功或發展的機會很小；在高盧南部受到鎮壓；在瑞士山區取得小範圍的勝利；在北部，在佛蘭德斯的自治市、萊茵河畔和漢薩聯盟，註定無法走出城門。然而，就在這種處境中，雖然勢力明顯弱於其他社會成分，它還是給封建貴族帶來了極大恐懼。領主們眼紅自治市的財富，害怕它們的力量；民主精神滲入了農村，農民暴動變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頑固。幾乎在全歐洲，封建貴族結成了一個龐大聯盟來對付自治市。雙方力量不平等。自治市相互分離，它們之間沒有共識或聯絡，一切都是地方性的。不同國家市民之間固然存在某種同情心，佛蘭德斯城市在與勃艮第公爵的鬥爭中取得的成功或挫折會在法國城市中激發出強烈情感，但這種情感曇花一現，無法產生任何結果。自治市之間沒有建立任何聯絡或真正的團結，也不會相互支援。因此，封建制度對它們擁有巨大優勢。但是，封建制度自身處於分崩離析、支離破碎的狀態，因而未能成功摧毀自治市。當鬥爭延續了一定時間後，當確信無法獲得全面勝利後，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些渺小的共和派市民，與他們談判，接受他們作為國家的成員。從此，一種新的秩序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組織嘗試開始了，它是一種混合組織，目的是協調所有社會成分，包括封建貴族、自治市、教士以及君主，使它們克服彼此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共同生活，共同行動。

你們都知道什麼是法國三級會議（states-general）、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議會（cortes）、英國議會（parliament）和德國議會（diets）。你們還知道，這些不同會議的成員是什麼。封建貴族、教士和市民聚集在會議中，試圖團結一致形成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遵從同一個法律、同一個權力。它們雖然名稱不同，但擁有相同的意圖和宗旨。

我將把法國的三級會議作為這種嘗試的典型，它是最有趣、最廣為人知的事實。我說它是最廣為人知的，但我確信「三級會議」這一名稱在你們頭腦中激發的僅僅是一些模糊、不完整的概念。你們誰也說不出在法國三級會議中有什麼東西是固定的或正規的、它的成員數量是多少、協商的主題是什麼，或者是整個大會的持續天數以及每一次會議的持續時間。大家對這些事情都一無所知，從歷史中無法得到這些問題的清晰的、總體的或普遍的答案。仔細研究法國曆史中這些會議的性質，它們似乎僅僅是偶然事件，是人民和國王最後的政治途徑。是國王財政匱乏、不知道如何擺脫困境時的最後招數；是人民苦難深重而又無計可施時的最後招數。貴族們出席三級會議，教士們同樣參與三級會議，但他們都是虛與委蛇，因為他們知道這並非他們的用武之地，這並不能提升他們在國家大事中所發揮的真正作用。市民們對此並不更加熱衷，這並不是他們有興趣行使的權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義務。這些可以看作是這些會議在政治活動中的性質。它們有時候毫無意義，有時候令人討厭。當國王勢力最強時，它們的謙卑和溫順被髮揮到極致；當國王處境不佳，亟需國民的支援時，它們就分幫結派，淪為某種貴族政治陰謀或野心家的工具。總之，它們有時候僅僅是顯貴名流的集會，有時候是例行公事的會議。因此，它們的成果幾乎總是隨著會議結束而消散；它們承諾和試圖要做的事很多，但做成的一件也沒有。對法國社會產生真正影響的重大措施、政府、立法或行政中的重大改革沒有一件出自三級會議。然而，我們絕不能就此認為它們毫無作用或影響。它們有一種人們通常很少考慮到的精神作用。在不同時代，它們是對政治奴役的抗議，是特定監護原則的強烈宣示，例如，國民有權徵稅、干預國家大事、將某種責任加於權力機構身上。

這些準則從未在法國消失應該歸功於三級會議，並且它使得自由的回憶和權利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得以儲存，在思想中得以更新，這是不小的功勞。三級會議擁有這種價值，但它從未成為一種統治手段。它從未進入政治組織中，從未實現自己的宗旨，也就是說，將分裂國家的不同小社會融合為一個整體。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議會給了我們同樣的結果。然而，它們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在不同地方、不同時期，議會的重要性也不同。在阿拉貢和比斯開，在關於即位問題的爭論中或在針對摩爾人的鬥爭中，它們召開得更加頻繁，權力更大。有些議會如卡斯蒂爾的1370年和1373年議會，貴族和教士沒有出席。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各個事件，有大量細節是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但限於篇幅我只能說，整體上看可以說這些議會和三級會議一樣，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從未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政治組織，或者是一種正規的統治手段。

英國的命運不一樣。我現在不詳談這個話題。我計劃用一節課的時間專門探討英國的政治生活。現在，我將簡單談一談使它發展方向迥異於大陸的原因。

首先，在英國沒有大諸侯，沒有能夠以一己之力對抗君主的臣民。英國貴族和大領主被迫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因此，在上層貴族中盛行聯合原則和真正的政治方式。而且，英國封建勢力中的小封地領主，由於一系列我暫且不說的事件，逐漸與市民聯合起來，在下議院中支援市民，從而使下議院贏得了比大陸國家議會更高的權力、一種能真正影響國家統治的力量。讓我們看看英國議會在14世紀的狀態。上議院是國王的顧問團，積極參與國家權力的行使；下議院由小封地領主和市民代表組成，幾乎不參與嚴格意義上的政府，但是它確立各種權利，充滿熱情地捍衛個人和地方利益。從整體上看，議會並未參與統治，但它已經是一個常設機構、一種在原則上採用的統治手段，並且事實上常常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不同社會成分之間的結合和聯合以形成統一政治實體的嘗試雖然在歐洲大陸處處失敗，卻在英國取得了成功。

關於德國，我只說幾句，指出它的歷史的主要特徵。在這裡，人們對融合、統一和廣泛的政治組織沒有多大熱情。與歐洲其他地方相比，不同社會成分保持了更多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如果需要證據，我們可以在現代找到一條。德國是封建選舉制在君主產生過程中長期發揮作用的唯一國家。我這裡說的不包括波蘭或斯拉夫國家，因為它們進入歐洲文明體系的時間太晚。德國還是唯一依然保留教會君主、保留享有真正政治存在和主權的自由市的歐洲國家。顯然，與其他地方相比，德國將原始歐洲社會諸成分組合至一個社會的努力和成效更小。

現在，我已經向你們說明了歐洲截止到14世紀末、15世紀初的各種重大政治組織嘗試。你們看到它們統統失敗了。我還順便努力說明它們失敗的原因。事實上它們實際上可以歸納為一個原因。社會的發達程度還不足以實現統一，在生活和思想中一切都還太地方化，太特殊、狹隘和多變。沒有能夠控制個別利益和意見的普遍利益和意見。最高尚、最有活力的頭腦也沒有行政管理或真正的政治正義的觀念。顯然，首先需要一種更加活躍、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文明能夠混合、同化甚至可以說是融合所有這些鬆散的成分，首先需要實現利益、法律、習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總之，需要出現一個公共權力和公共意見。我們已經到達這項重大工作圓滿完成的時代。它的最早徵兆、15世紀期間思想和習俗的狀態、形成中央政府和公共意見的趨勢，這些將是我們下一講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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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者注：美男子腓力，即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他在同羅馬教皇的激烈鬥爭中取得重大勝利，使國家政權控制了天主教會。

中譯者注：阿爾卑斯山那邊的國家指義大利，因為義大利在阿爾卑斯山之南。

中譯者注：阿爾比派（albigenses）又稱「純潔派」，是12至13世紀期間盛行於法國南部地區的一個基督教異端學派。它來源於巴爾幹半島的鮑格米勒派，在12世紀中期由參加十字軍的商人和農民傳入法國南部，在圖盧茲的阿爾比（albi）城最活躍，故而得名「阿爾比派」。阿爾比派在法國南部建立自己的主教區，自己召開主教議會，其勢力壓倒了羅馬教會，因此在1197年被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宣佈為異端。1209年，教皇英諾森三世正式組織和號召十字軍討伐此派，稱為阿爾比十字軍戰爭，從1209年至1229年曆時20年，阿爾比派受到嚴重打擊，至14世紀末期，該派逐漸消亡。

中譯者注：漢薩聯盟是德國北部城市為了保護商貿利益結成的商業、政治聯盟、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13世紀逐漸形成，14世紀最為興盛，加盟城市最多達到160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