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就是十字軍東征的第一個及主要的結果，是朝著思想解放邁出的一大步，朝著思想更廣闊、更自由的方向取得的一大進步。以宗教信仰的名義發動並在其影響下開展的十字軍東征運動擺脫了宗教思想，擺脫了宗教對人類思想的獨裁專制控制——我不會說這是正當影響。造成這一顯然出乎意料的結果的原因很多。第一個原因顯然是十字軍戰士們見到的各種新奇、廣闊、各種各樣的景象。像旅行者一樣，他們見識到了這一切。人們常說旅行能夠開闊人的頭腦，觀察不同民族、不同風俗以及不同觀念的習慣能夠開闊頭腦、擺脫成見。在這些被稱為十字軍的各國旅行者身上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通過見識大量不同事物，觀察不同於自己的其他生活習俗，他們的思想得到擴充套件和提升。他們還發現自己身旁還有兩個文明，不僅不同於他們自己的，而且更加先進。一個是希臘文明，另一個是伊斯蘭文明。毫無疑問，希臘文明雖然已經衰敗、破落，正走向墮落，但對十字軍戰士來說看上去仍比他們自己的社會更加先進、優美和開明。伊斯蘭社會給他們留下了同樣的印象。在那些古老的編年史中，十字軍戰士給伊斯蘭教徒留下的印象看起來令人費解。後者最初把他們看成是野蠻人、鄉巴佬，是他們所見過的最殘忍、最愚蠢的一類人。反過來，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的財富和優雅風度感到震驚。在留下初始印象後，隨之而來的是這兩大人民之間的頻繁往來。這種往來逐漸擴充套件，日益重要，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不但東方的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建立了慣常聯絡，而且整個西方和東方相互認識、相互訪問、相互結交。前不久，一位讓法國受到歐洲尊崇的學者，m.阿貝爾·雷慕沙，發現了蒙古皇帝們和基督教國王們之間存在的聯絡。蒙古使節受命來到法國國王處，參見聖路易及其他國王，商議與他們結盟之事，以及為了蒙古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再次發動十字軍東征來進攻土耳其人。不僅在君主們之間確立了外交和官方的聯絡，在民間還形成了頻繁而廣泛的聯絡。我引用m.阿貝爾·雷慕沙的話：

「許多義大利、法國和佛蘭德斯的僧侶們被派往大汗處執行外交使命。蒙古顯貴們來到羅馬、巴塞羅那、巴倫西亞、里昂、巴黎、倫敦、北安普頓；那不勒斯王國的一位方濟會修士成了元大都的大主教。他的繼任者是巴黎的一位神學教授。但是在他們之後，不知道還有多少無名之輩，有的被擄為奴，有的為利所驅，或僅僅出於好奇心，來到了當時還不為人知的國度！有些姓名僥倖得以儲存：第一位被韃靼人派來拜訪匈牙利國王的是一名英國人，他因為犯了某種罪行被流放出國，在亞洲各地漂泊後，最後為蒙古人效力。一位佛蘭德斯鞋匠在韃靼腹地遇到一位來自梅茨的婦女，她叫做帕凱特，被人從匈牙利帶走；還有一位巴黎金匠，他的兄弟住在巴黎大橋附近；還有一位來自魯昂附近的年輕人，他曾經經歷了貝爾格萊德的淪陷。除此以外他還見到過俄羅斯人、匈牙利人和佛蘭德斯人。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唱詩班歌手在東亞旅行後，回國在沙特爾大教堂中度過餘生。有個韃靼人曾是美男子腓力的軍隊頭盔承辦商。約翰·德·普朗卡朋在蓋約附近曾經遇到一位充當翻譯、名叫特墨的俄羅斯紳士。許多來自佈雷斯勞、波蘭和奧地利的商人曾跟隨這位俄羅斯人去了韃靼。還有一些人，包括熱那亞人、比薩人和威尼斯人，跟著他途經俄國回到歐洲。有兩個當時恰好在布哈拉的商人，同意跟隨旭烈兀派遣的一位蒙古使節前去拜訪忽必烈。他們在中國和韃靼逗留了好幾年，帶著大汗致教皇的信件返回。後來他們再次返回至大汗處，還帶上了他們其中一位的兒子，他就是著名的馬可·波羅。最後他們離開忽必烈的宮廷返回了威尼斯。諸如此類的旅行在下一世紀的頻率絲毫不減。這些旅行家中有英國醫生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弗瑞拉的奧德瑞克、佩戈萊特、威廉·德·布林德賽爾，以及其他好些人。我們可以認為這些留存有回憶錄的人僅僅是旅行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那個時期，能夠完成長途旅行的人要多於能夠記錄旅行的人。這些探險者中，很多人就一直住在他們所訪問的國家中，終老於此。還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和出發時一樣默默無聞，但頭腦中裝滿了他們所見過的景象，在向家人敘說時不免誇大其辭，但依然在無稽之談中給周圍人留下了有用的回憶和能夠開花結果的傳統。就這樣，在德國、義大利和法國，在修道院、領主城堡甚至深入到底層社會中，撒下了註定要在不久未來萌芽的寶貴種子。所有這些無名旅行者攜帶著本國的技藝來到最遙遠的國家，帶回了同樣寶貴的其他知識，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比商業更加先進的交流。通過這些手段，不僅絲綢、瓷器和印度商品的貿易得到擴充套件和便利——商貿活動新路線得到了開闢，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國的習俗、未知的民族、獨特的產品，大量湧入了自從羅馬帝國覆滅後就坐井觀天的歐洲人的頭腦中。他們開始瞭解全世界最美麗、人口最多、文明史最古老的國家的價值。他們開始研究該國居民們的藝術、信仰和語言，甚至曾經有過關於在巴黎大學設立一個韃靼語教職的討論。經過了恰當討論和調查後，浪漫傳奇故事向四面八方傳播了更加公正合理、豐富多彩的觀念。世界似乎在東方敞開了大門。地理學突飛猛進，探索欲變成了歐洲人冒險精神的新外衣。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處半球后，關於另一個半球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譚了。正是在尋找馬可·波羅筆下的‘黃金島’的過程中，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才發現了新世界。」

從這些導致十字軍東征運動發生的事情中，你們能看出13—14世紀期間突然呈現在歐洲人眼前的廣闊新世界是什麼模樣。毫無疑問，這是促進發展的最偉大原因之一，是在這一重大事件結束後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偉大原因之一。

還有另一個原因值得關注。直到十字軍東征之前，作為教會的中樞，羅馬教廷從未公開地與世俗人士來往，除非是以教士為中介，包括羅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節、主教或普通教士。雖然經常有一些世俗人士與羅馬有直接聯絡，但在整體上它是通過教士與民眾打交道的。相反，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羅馬成了大部分十字軍戰士出發和返回的通道。大量世俗人士見識了它的政策方針和行事方式，能夠看到個人利益對宗教爭論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毫無疑問，這一新知識激發了許多人頭腦中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

在考慮十字軍東征運動結束時人的思想的總體狀態時，尤其是關於教會事務的想法時，我們不可能不對一個獨特事實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宗教思想沒有經歷變化，它們沒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見代替，然而人類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類思想發揮作用的唯一領域了；雖然還沒有拋棄宗教，但人類思想已經與它分道揚鑣了。因此，在13世紀末，決定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躍的原動力已經消失了；歐洲的精神狀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社會狀態也經歷了類似變化。關於十字軍東征運動對這方面的影響，人們已經做過大量研究。研究顯示，為了籌措參加東征所需經費，大量封地領主不得不將封地出售給君主，或將特許狀出售給市民，從而導致了領主數量的減少。研究顯示，僅僅由於長期不在家，很多領主必然喪失了大部分權力。無需詳述這一研究的細節，我想我們可以把十字軍東征運動對社會狀態的影響歸結為少數幾個總體事實。

十字軍東征大大縮小了下級領主的小封地、小領地的數量，將資產和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正是在十字軍東征運動開始後，我們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實體的形成和擴張。

我常常遺憾沒有一張法國封地區劃圖，就像把法國劃分至省、郡、區和教區的地圖一樣，標出所有封地以及它們的範圍和連續演變。如果能夠藉助這一地圖來比較十字軍東征前後的法國狀況，我們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大中型封地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這是十字軍東征運動造成的最重要事實之一。

即使有些小領主儲存了自己的領地，他們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孤立生活了。大領主形成了眾多中心，小領主們圍繞著他們，在他們附近生活。在十字軍東征期間，他們有必要置身於最富有、最強大的領主的麾下，以便從他那裡獲得援助。他們和他共同生活，同甘共苦。當十字軍戰士們回家後，這種合群性，這種圍繞著上級領主生活的習慣固化在他們的生活習慣中。因此在十字軍東征後，我們看到了大封地的增加，還看到在這些封地主人們的城堡中，庭院面積增加了不少，他們身邊圍繞著大量紳士，這些人雖然還有自己的小片領地，但已經不再把自己封閉在領地中了。

大封地的擴張和若干社會中心的形成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局面，這是十字軍東征運動在封建制度內部帶來的兩個主要結果。

對於市民，同樣的結果也顯而易見。十字軍東征創造了大城市。小型工商業不足以創造像義大利和佛蘭德斯那樣的偉大城市，造就它們的是大規模的商業、海上商業，尤其是與東方的商業。正是十字軍東征給海上商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動力。

整體上，當我們考慮十字軍東征結束時的社會狀況，我們發現，這個時期以前的那種實體和權力的分解、分散運動，那種普遍本地化運動——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話，已經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完全相反的趨勢，一種集中化運動。現在所有一切都傾向於聚攏。小的實體要麼被大的實體吸收，要麼圍繞它們形成群體。社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朝著這個方向進步。

你們現在能看出來，為什麼在13世紀和14世紀時人民和君主們都不再希望發動十字軍東征。他們既沒有這種需要也沒有這種願望。他們當年投身其中是因為宗教精神的衝動，是因為宗教思想對整個生活的獨家統治，現在這種統治已經喪失能量了。他們曾經想在東征中尋找一種新生活，一種更加廣闊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他們現在開始在歐洲內部、在社會關係的進步中尋找這種生活了。正是在這個時期，政治擴張事業朝國王們敞開了大門。既然在家門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國，為何還要去亞洲呢？腓力二世參加十字軍東征是情非得已：這再自然不過，因為他必須使自己成為法國國王。對於人民來說也是如此。發家致富的事業在他們眼前敞開了大門，他們便放棄了冒險，開始了工作。對於君主們來說，冒險的場所變成了政壇；對於人民來說，變成了廣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個社會階級對冒險還有興趣，那就是封建貴族。他們即沒有條件考慮政治擴張，也不喜歡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狀態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們繼續踴躍參加十字軍東征，試圖重現輝煌。

在我看來，這就是十字軍東征的重大、真實的結果：一方面是思想的開闊、頭腦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種實體的擴張、各種活動獲得更大空間。它同時造成了更高程度的個體自由和政治團結。它促進了人的獨立和社會的集中。關於十字軍從東方直接帶回來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討論。有人說，在14、15世紀推動歐洲文明向前發展的大部分重大發現——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在東方早已為人所知，十字軍戰士可能從東方帶回了它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其中一些斷言還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軍東征對思想和社會兩方面的總體影響。它使得歐洲社會離開了僵直的路線，進入了嶄新的、無限廣闊的道路。它啟動了將歐洲社會各種不同成分轉變為政府和人民的變化，而這是現代文明的特徵。差不多在同時，對這一偉大結果做出最大貢獻的制度之一——君主制發展壯大了。它的歷史，從現代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3世紀，將是我下一講的主題。

————————————————————

中譯者注：隱士彼得（peterthe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師，十字軍東征的狂熱鼓動者。據說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聖，遭到當時佔領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歐洲後，大力宣傳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難，鼓動歐洲基督徒前去解放聖城，並親自率領第一支十字軍前往耶路撒冷。

中譯者注：薩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開國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擊十字軍東征的英雄。

英譯者注：引自《基督教國王們與蒙古大汗的政治聯絡》（mémoiressurlesrelationspolitiquesdesprinceschrétiensaveclesempereursmongols，dèuxiememémore，p.154—157）。

中譯者注：韃靼是指中世紀時受蒙古人統治的自東歐至亞洲的廣大地區。

中譯者注：梅茨（metz）是法國東北部城市。

中譯者注：魯昂（rouen）是法國港口城市。

中譯者注：沙特爾（chartres）是法國博斯的首府。

中譯者注：布哈拉（bokhara）是中亞著名古城，現屬於烏茲別克。

中譯者注：zipangri，或zipangu，是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對日本的義大利語稱呼，可能緣於當時中國福建話中對「日本國」的發音jih-pen-kuo，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今天英語中的japan。馬可波羅在他所寫的《東方見聞錄》中有過這樣的記述∶「日本國（zipangu）是一島，在東方大海中，距陸一千五百哩。其島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國。據有黃金，其數無限，蓋其所屬諸島有金，而地距陸甚遠，商人鮮至，所以金多無量，而不知何用。」這一記述使「黃金島」（zipangu）名揚歐洲。後來哥倫布為尋找黃金島而開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