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啦!」他突然轉過頭來大聲說。這裡，巖壁終於消失，一個狹小的山谷展現在我們面前，山谷裡一片綠油油的麥苗。「我們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著他的前面望去，看見一座小山的山邊有一個黃土村落，縷縷青煙從村裡那些高大的泥煙囪裡裊裊上升，那些煙囪像長長的手指一樣豎立在峭壁的面前。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那裡。
一個年輕的農民，頭上包著一條白毛巾，腰間插著一支左輪手槍，從村裡走出來，驚愕地望著我，問我是誰，到那裡去幹什麼？
「我是個美國記者，」我說，「我要見這裡的貧民會主席。」
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回答說：「haipa!」
我過去聽到中國人說「haipa」就只有一個意思：「我害怕!」我心裡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該感到怎麼樣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來他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他回過頭問那騾夫我是什麼人。
那騾夫把我說過的話重說了一遍，還添枝加葉地說了些他自己的話。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農民的臉色和緩下來了。這時我發現他確實是個長得很英俊的小夥子，皮膚黝黑髮亮，牙齒整齊潔白。他好像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膽怯的農民不屬於一個族類。他那一雙炯炯有神的快樂的眼睛含著一種挑戰的神情，他還有一定的嚇人氣派。他的手慢慢地從槍柄上移開，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他說，「我就是主席。請進來喝口熱茶吧。」
這些陝西山區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淨是發音含混的口語，但是他們懂得「白話」——中國的官話，他們自己的話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聽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幾次談話的努力之後，他漸漸地顯出能夠領會的神情，我們的談話就有了順利的進展。不過在我們的談話當中，偶爾又會出現haipa一詞。我一時顧不上問他到底害怕什麼。等到我最後問清這個問題時，我這才發現陝西山區方言中的haipa等於官話中的buzhidao（不知道）。這個發現使我感到很滿意。
我坐在鋪著炕氈的炕上，向我的主人進一步談到我自己和我的計劃。過了不久，他就顯得沒有什麼疑慮了。我想去縣政府所在地安塞，當時我以為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就在那裡。他能不能給我找一個嚮導和一個騾夫。
他答應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不過我不能在大熱天趕路。太陽已經升到當空，天確實是非常熱，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說，我吃了東西沒有呢？說實在的，我餓極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氣，接受了他的邀請，第一次同一個「赤匪」一道吃飯。我的騾夫急於回延安去，我把錢付給他，跟他告別。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後一個聯絡環節告別，從此要有許多星期不跟它發生接觸。我已破釜沉舟，決心跨進紅區了。
我現在已經完全落入劉龍火先生（我後來知道這就是那位青年農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樣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強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們開始從附近的窯洞裡陸續過來。他們穿著同樣的裝束，帶著同樣的武器，好奇地看著我，聽見我說話的怪腔怪調，都呵呵大笑。
劉龍火拿煙、酒、茶來招待我，向我提出無數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們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機、鞋子、毛襪、我的布短褲的質料，不時發出讚美的聲音；對於我的卡其布襯衫的拉鏈，更是讚不絕口。總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頭不論看起來是多麼可笑，顯然非常實用。我不知道「共產主義」在實踐上對這班人意味著什麼，我準備眼看我的這些東西很快地被「共產」——但是當然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受到嚴密檢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邊境所受到的海關檢查要愉快得多）是為了要證實他們以前的一種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議。
不到一個小時，他們端來了一大盤炒雞蛋，還有蒸卷、小米飯、一些白菜和少量烤豬肉。我的主人為飯菜簡單而表示歉意；我則為我的食量不同尋常而表示歉意。其實後面這一點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必須飛快運用我的一雙筷子，才能趕上貧民會的那些好漢呢。
龍火告訴我，說安塞離那裡不過「幾步路」，儘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說的等一等以外，沒有其他辦法。等到一個年輕的嚮導和一個騾夫終於到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下午四點鐘了。臨走時，我想把飯錢付給劉先生，可是他憤然拒絕了。
「你是一位外國客人，」他解釋說，「而且你是來找我們的毛主席的。再說，你的錢也沒有用處。」他對我手裡拿著的紙幣瞟了一眼，問道：「你沒有蘇區的錢嗎？」聽我回答說沒有，他就數了共值一元錢的蘇區紙幣說，「這個你拿去，你路上會用得著的。」
我拿一元國民黨的錢和劉先生交換，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謝，然後跟在我的嚮導和騾夫後邊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邊氣喘喘地爬山，一邊對自己說，「到現在為止，一切順利。」我已闖進了紅色大門。這件事多麼簡單!
但是在前面等待著我的是一場險遭不測的事件，以致後來謠傳我被土匪綁架殺掉了。其實，土匪早已在那寂靜的黃土山壁後邊跟蹤著我了——只不過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
中國房屋中土壘的平臺，一頭有灶，下面有迷宮一樣的彎彎曲曲的煙道，可以把上炕燒暖。
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個姓氏」，中國口語中指普通人。
一華里約等於三分之一英里。
延安後來為紅軍所佔領，現在（一九三七年）是紅區臨時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