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王牧師還是坐了張少帥的私人座機飛到了陝北的延安。他進了蘇維埃中國，帶回來一個談判方案。過了不久，張學良本人飛到延安去，見了紅軍指揮員周恩來（關於他的情況下文還要述及）。在經過了同周恩來長時間的詳細討論以後，張學良相信了紅軍的誠意，相信了他們的統一戰線建議的合理可行。

東北軍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的第一步執行就是停止陝西境內的戰事。雙方未經通知對方都不得調動兵力。紅軍派了好幾個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東北軍的制服，參加了張學良的參謀部，幫助改組他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方法。在王曲鎮開辦了一所新學校，張學良把他部下的低階軍官送去集訓，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和日本如何征服滿洲以及中國因此受到什麼損失的詳細統計。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進學生紛紛來到西安，進了另外一個抗日政治訓練學校，少帥也經常去作演講。東北軍中採用了蘇俄和中國紅軍所採用的政治委員那種制度。從滿洲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頭腦封建的年老高階軍官給撤換了，張學良提拔了激進的年輕軍官來代替他們，指望依靠這些年輕軍官作為建設新軍的主要支柱。在張學良「花花公子」時代包圍他的一些腐敗的阿諛諂媚之徒也由東北大學的熱心認真的學生所代替。

但是這種改革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東北軍不再同紅軍作戰，在陝晉交界處，在甘肅、寧夏，仍有南京軍隊駐紮，激戰仍在進行。張學良與共產黨真正關係的訊息沒有洩露給報界。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雖然知道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但是他們無法得悉確切的內容。偶爾有卡車開到西安來，載著一些共產黨乘客，但是他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都穿著東北軍制服。偶爾有其他卡車離西安去紅區，也沒有引起懷疑：因為這些卡車同其他東北軍去前線的卡車沒有什麼兩樣。

在我到了不久之後，王牧師有一次告訴我，我就是要搭這樣的卡車到前線去。坐飛機的計劃告吹了：這樣做很有可能引起少帥難堪，因為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丟在前線不回來，他的美國飛行員可能嘴快說出來。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著東北軍軍官制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遊。在旅館外面有一輛掛著窗簾的汽車等著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裡邊坐著一個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一個皇宮的遺址，在那裡，我們走上了有名的漢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臨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這裡還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王牧師和那個東北軍軍官有幾句話要說，所以他們站在一旁去說話了。那個國民黨官員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說話，這時向我走了過來，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這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髮下面，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鏡以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偽裝，他並不是個坐辦公室的官僚，而是個戶外活動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像鐵爪子似的那麼有力，不禁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噘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麼才好。認出他來了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鬆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向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洩露了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他按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種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麼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了，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得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鄧發是個廣東人，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曾經在一艘來往於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上當西餐廚師。他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一個領導人，被一個不喜歡罷工的英國警察打傷了胸口，折斷了幾乎全部肋骨。他接著就成了共產黨，進了黃埔軍校，參加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到江西參加了紅軍。

我們在那個土堆上站了一個多小時，一邊談話，一邊看著下面綠草掩蓋的皇城遺址。我無法向你形容那一時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衝擊——由於我們所在的環境而這麼強烈，又是這麼奇怪地富有預兆性質，這麼奇怪地超脫於我、超脫於中國的那部分變化無窮的歷史；因為這些共產黨人把這個地方當作我們四個人可以安然無事地碰面的安全場所，似乎是很不協調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畢竟是在這裡，在二千多年以前，當時已經夠激進的大漢族統治著一個統一的、當時是進步的中國，成功地在戰國的混亂中鞏固了一個民族和文化，使得後代從此以後以漢族子孫自稱，就在這樣的地方會見這個令人驚訝的現代革命年輕戰士，又是多麼合適啊!

就是在這裡，鄧發告訴我由誰護送我去紅區，我一路怎麼走，我在紅色中國怎麼生活，並且向我保證在那裡會受到熱烈歡迎。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裡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這位「王牧師」的真名是董健吾。——譯註

當時英國工黨領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