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訓期結束後，我在一家非營利性診所開始了實習期。這家診所位於一棟時髦辦公大樓的地下室。樓上辦公室光照充足，一邊能看到洛杉磯的山脈，另一邊可以望到海灘；但地下室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空間侷促、像洞穴一樣沒有窗戶的診室裡，擺放著用了幾十年的舊椅子、破檯燈、破沙發，我們這些實習生就在這裡努力累積自己接待的個案數量。每進來一個新個案，我們總會爭著接待，因為看的個案越多，學到的就越多，也會更接近實習需要完成的小時數。我們忙於應付實習的各個環節：連軸轉的治療、臨床督導，還有成堆的案頭工作，卻很少注意到我們生活在地下室這件事。

我們會坐在充滿著爆米花香味混合殺蟲噴霧氣味的休息室裡，囫圇吞下一些食物——我們的午餐永遠都是外賣簡餐，我們總是邊狼吞虎嚥邊抱怨時間不夠用。儘管如此，踏上治療師這條路還是讓我們感到興奮，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要在短時間內掌握大量知識和資訊，而督導們都充滿了智慧，總會丟擲一些至理名言，例如：「如果你說了那麼多，那你一定沒在聆聽。」又或是，「你有兩個耳朵一張嘴，這一構造的比例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還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們知道，現在這個階段（幸好）只是暫時性的。

我們多年的努力就是為了迎來取得行醫執照的那一天。我們想象著，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幫助人們活得更好，而且我們工作的時間會更合理，工作節奏也不會這麼瘋狂。當我們蜷縮在地下室裡，一邊寫著病歷，一邊在手機上檢視來訪者的預約，我們並不知道地面之上正在醞釀著一場變革，一場關於速度、便利和即時滿足的革命。而我們所學習的那種要幫助來訪者在付出努力後才能取得的、漸進但效果持久的心理治療，正在變得越來越過時。

其實當時我也在診所的來訪者身上看到了這些發展趨勢的苗頭，但我更專注於熬過困苦的實習期，而沒能放眼看到大局。我當時想，「那些人當然沒辦法慢下來集中精神關注當下，而這就是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的原因。」

我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樣，至少在那個階段是這樣。如果我能早點完成工作，那我就能多陪陪兒子，如果我能快一點哄兒子入睡，那我自己就能早一點上床睡覺，第二天才有力氣起床，繼續飛速重複這一切。我行動得越快，看到的就越少，因為在飛速移動中，一切都變得模糊了。

但我提醒自己，這一切很快就會結束的。只要完成了實習期，就能開始真正的生活了。

有一天，我又在休息室裡和其他實習生一起數著我們還需要完成多少小時的治療，計算著自己最終拿到行醫執照時都得是多大年紀了。數字越大我們心裡就越不好受。這時，一個六十多歲的督導經過休息室，剛好聽到了我們的對話。

「不管你們能不能完成那些治療時間，反正你們總有一天要變成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她說，「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你是多少歲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今天過了就是過了，你沒法再把它找回來。」

我們都安靜了……今日一去不復返。

這是個多麼冰冷而可怕的想法呀。我們知道那位督導是想告訴我們一些重要的道理，但我們沒有時間，我們還顧不上思考它。

速度與時間有關，但也與忍耐力和努力密切相關。思維的速度越快，所需的忍耐力和努力就越少。但要想有耐心，就恰恰需要付出忍耐力和努力。耐心的定義是「可以承受刺激、煩惱、不幸或痛苦，而不表現出抱怨、憤怒、急躁或諸如此類的反應」。很明顯，生活的大部分就是由刺激、煩惱、不幸和痛苦組成的。在心理學上，耐心可以被認為是能夠長期承受這些困境直到克服困難的能力。感受到悲傷或焦慮，也可以讓你對自己和所處的世界有本質上的瞭解。

但當我窩在地下室裡努力為行醫執照埋頭奮進的時候，美國心理學協會發表了一篇題為《心理治療都去向何處了？》的學術報告。報告指出，2008年接受心理干預的人數比十年前減少了30%，而且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管控型醫療保險（正是我在醫學院時教授們曾提醒我們警惕的物件）正在不斷限制來訪者接受談話性治療的次數和對此類治療費用的報銷額度，對於藥物治療卻不加任何限制。報告還說到，僅在2005年，製藥公司就在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廣告上花費了42億美元，在面向醫生的藥物推廣上更是花費了72億美元，這幾乎是研發支出的兩倍。

吞下一顆藥片當然比擔起重負去窺探自己的內心要簡單和速效得多，而且我也不反對來訪者用藥物來讓自己好過一些。事實上我曾經非常堅信藥物在適當的情況下能帶來巨大的好處。但這個國家真的有26%的人口需要服用精神類藥物嗎？說到底，不是心理治療沒有效果，而是它對如今的人們來說起效不夠快，而且現在的病人都已然成了「消費者」。

這裡還隱含了一層不言而喻的諷刺：人們想給自己的問題找到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但殊不知一開始導致他們情緒問題的，就是生活中太過匆忙的節奏。他們以為現在的忙碌是為了以後能有機會享受生活，但往往，後來就沒有「後來」了。精神分析學家埃裡希·弗洛姆在五十多年前就闡述過這樣的觀點：「現代人總是覺得如果做事不夠迅速，就會損失一些時間。但面對省下來的時間又不知該怎麼辦，只能打發了事。」弗洛姆是對的，人們不會有多出來的時間去休息，或是聯絡朋友和家人。相反，他們總是試著往時間的縫隙裡塞進更多的事情。

有一天，儘管我們這些實習醫生手頭都已經排滿了個案，但我們還是央求督導給我們更多新個案。督導搖了搖頭，拒絕了。

「光速已經過時了，」她冷冷地說道，「如今人們都是在以渴求的速度行動。」

確實，我飛速穿越了這段時光。不久我便完成了實習期，通過了資格考試，搬到了樓上既通風又有風景可看的辦公室裡。在經歷了好萊塢和醫學院的兩次起跑失誤之後，我終於站在了新徵程的起點上，我對這個職業充滿了熱情，年齡的增長也讓我更有緊迫感。我走了不少彎路，起步也有點晚，所以即使現在終於可以放慢速度，享受來之不易的奮鬥成果，我也覺得自己還是像實習時一樣著急，只不過這一次是急著要去享受我的工作。我發出了一封郵件，向大家宣告我正式開始行醫，又做了一些聯絡工作。六個月之後，我累積了一些個案，但後來，來訪者的人數似乎就不見增加了。我和其他新醫生聊起這個事，似乎大家的情況也差不多。

我加入了一個面向新手治療師的督導小組，有一天晚上，在我們討論完各自的病例之後，話題轉為討論我們的職業前景：是我們杞人憂天嗎？還是我們這一代心理治療師註定要沒落？有人說，她聽說有專門為心理治療師打造品牌形象的專家，那些專業人士能夠幫助彌合大眾文化對速度及便利的需求，以及我們所學習與從事的職業之間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