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比約定的時間到得早，於是我坐在溫德爾醫生的候診室裡，四下張望。我發現他的候診室和他的診室一樣不同尋常。房間裡沒有任何體現專業感的傢俱，也沒有常見的藝術裝飾畫——比如一幅抽象畫作的海報，或者一個非洲臉譜。溫德爾的候診室從審美上來看像是從祖父母那一輩傳下來的，傢俱甚至還散發著一股黴味兒。牆角擺放著兩張破舊的靠背餐椅，餐椅包裹的布藝是已經過時的佩斯利花紋錦緞，地毯上放著一張同樣破舊而過時的小地墊，書櫃上鋪著沾有汙漬的蕾絲桌布，上面還有一塊鉤織的蕾絲墊——鉤織蕾絲墊！真是不可思議！——櫃子上放著花瓶，花瓶裡插著假花。兩張餐桌椅中間擺放著白噪音器，在椅子和機器前面不是一般常見的茶几，而是一張小邊桌。我猜這張小桌子以前可能是放在家中起居室裡的，表面已經佈滿劃痕和缺口，還堆滿了雜誌。一扇摺疊的紙屏風將這個就座區域和通往溫德爾醫生診室的走廊間隔開，為來訪者保留一些私密性，但其實透過屏風鉸鏈處的縫隙，你還是能看清外面的狀況。

我知道我不是來這兒參觀裝修的，但我發現自己在琢磨著：品位這麼糟糕的人真的能幫到我嗎？這些裝潢是不是反映了他的判斷力？（有一個熟人曾經告訴我，要是看到心理治療師把牆上的畫掛歪了，她就會特別心煩意亂：為什麼就不能把它擺擺正呢？）

我花了大概五分鐘時間，掃視邊桌上那些雜誌的封面：有《時代週刊》《父母世界》《名利場》……然後診室的門開了，走出來一位女士。她從屏風後面匆匆閃過，但即使只瞥見她一秒，我也能看到她很漂亮，衣著光鮮，眼眶含著淚。隨後，溫德爾出現在了候診室。

「稍等我一下，」他說，然後朝走廊走去，大概是去洗手間。

我一邊等待著，一邊猜想那位美麗的女士是為什麼而哭泣。

當溫德爾再次出現時，他示意我走進他的診室。這次我沒有在門口遲疑，而是徑直走向了座位a，靠窗的位置，他在座位c坐下，靠近桌子。然後我立刻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這個那個那個這個……」我說道，「你能相信嗎，男友竟然說‘這樣那樣這樣那樣’，於是我說‘是嗎？這樣那樣這樣那樣……’」

當然我的原話並非如此，但我敢肯定對溫德爾來說，我的敘述聽上去就只是「這樣那樣」而已。我持續說了一會兒。這次治療我帶了幾頁紙的筆記，還標了頁數，做了記號，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好，就像我還在做記者的時候準備去採訪時那樣。

我向溫德爾坦白，我還是沒忍住，給男友打了電話，但他那頭直接就轉到了語音信箱。我等了一整天他才給我回電。簡直太丟人了。但我也明白，誰會想和剛剛被自己拋棄卻還想著要複合的舊戀人講話呢？

「你一定會問我為什麼要打電話給他。」我說，揣測著溫德爾接下去會問我的問題。

溫德爾抬起了他右邊的眉毛——我注意到他只抬起了一邊的眉毛，我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但還不等他回答，我又繼續開始講。首先，我解釋說，我想要男友告訴我他想念我，所有這一切都是個巨大的錯誤。但是，鑑於我知道這可能性「微乎其微」（我附上這個說明是為了讓溫德爾知道我有自知之明，儘管我還是相信男友會告訴我他會重新考慮的），我想要搞清楚我們是怎麼會走到這一步的。只要我能找到答案，失戀這件事就不會在我腦子裡無止境地翻來覆去，讓我感到困惑甚至想吐。我告訴溫德爾，正因如此，我才脅迫男友進行了數小時的「交談」（或許不如說是審問），我想要揭開那個謎——到底是見鬼的什麼導致了我們突然分手。

「然後他說‘有個孩子在身邊讓我覺得受到限制和打擾。’」我繼續轉述，並逐字引用男友的原話，「‘我永遠都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和你獨處。而且我意識到，無論那個孩子有多好，只要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絕不會想要和他一起生活。’於是我說‘那你為什麼要對我隱藏這些想法呢？’他說‘因為在開口之前我得先想清楚。’於是我又說‘但你不認為這是個需要一起討論的事嗎？’他又說‘討論什麼呢？這就是個二選一的題目。要麼我可以和孩子一起生活，要麼我做不到，只有我自己能想清楚。’當時我的腦袋就要爆炸了，然後他補充道，‘我真的很愛你，但愛不能克服所有一切。’」

「二選一！」我對溫德爾說。我在空中揮舞著手上的筆記，筆記上我還給這個詞打了個星號。「二選一！如果真是二選一，那他一開始幹嗎讓自己走入這二選一的境地呢？」

我知道自己這樣讓人受不了，但我就是停不下來。

接下去的幾周裡，我來到溫德爾的診室，向他報告我和男友迴圈性的談話（誠然，實際發生的可能比我報告的還要多幾次）。溫德爾則不斷嘗試在我的講述中插入一些對我有幫助的內容：他指出他不確定我這麼做會有任何益處；我所做的聽上去像是受虐狂；我在重複同樣的故事卻希望有不同的結局。他說我希望男友向我解釋自己的想法——而男友也的確解釋了——但我還是不依不饒，只因為他給出的解釋不是我想聽到的。溫德爾還說，如果我能記下如此詳盡的通話筆記，那我很可能根本沒機會好好聽男友講話；他還說，如果我想要以開放的心態去理解男友的想法，行動上卻只是想要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真誠地去和他交流，那將很難達成所願。他還補充說道，我在治療中也是這樣對待他的。

我同意他的話，然後我又開始繼續抱怨男友。

在一次談話中，我以對自己極為殘忍的方式，極其詳細地複述了我是如何把男友的物品歸還給他的。在另一次治療中，我不斷地問：是我瘋了還是他瘋了？（溫德爾說我倆誰都沒瘋，這讓我很生氣。）還有一次我一個勁地在分析到底哪種人會說「我想娶你，但只要你，不要孩子」。而這次治療，我提出了性別在這件事上的差異：一個男性會說「我不想去看那些樂高玩具」，以及「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愛」，然後轉身離開。但如果是一個女性這麼說，她就會被釘在道德的十字架上。

我還給我們的治療加了點料，我把每天在網上偷窺男友社交行蹤的內容整理成了一份報告：比如那個肯定在跟男友約會的女性（根據我從社交平臺點贊記錄上揣測出來的故事）；比如他甩掉我之後過得多滋潤（根據他出差時發的推特）；還有他是如何對這次的分手絲毫不感到難過（因為他在餐廳裡給桌上的色拉拍了張照片——他怎麼還吃得下東西？）。我非常確定男友已經迅速切換到了沒有我的生活中，而且毫髮無損。這個現象我經常在接受治療的離婚夫婦身上看到：一個人還在拼命掙扎，另一個卻似乎不受影響，甚至很快活，就這麼翻篇了。

我跟溫德爾說，我就像我那些來訪者一樣，想要看到傷疤的印記，想知道自己曾經被在乎過。

「我有被在乎過嗎？」我不斷地問。

我就持續著這樣的狀態，放飛自我，直到溫德爾一腳把我踢醒。

有一天早上，當我還繞在男友這個話題上時，溫德爾挪到沙發的邊緣，站起來，走到我這邊，然後用他那條大長腿輕輕踢了一下我的腳。他笑了笑，然後又坐回他的位子。

「哎喲！」我反射性地叫了一聲。雖然並不疼，但我著實吃了一驚：「剛剛是發生了什麼？」

「我看你似乎挺享受讓自己痛苦的感覺，所以我想我可以幫你一把。」

「你說什麼？」

「痛和痛苦是有區別的。」溫德爾說，「你會感覺到痛，每個人都會有感覺到痛的時候，但你不必讓自己那麼痛苦。感到痛不是出於你的選擇，但你選擇了讓自己痛苦。」他繼續解釋說，我所有這些無法釋懷的執拗，所有這些關於男友現在生活無休止的反芻和揣測，都在增加自己的痛楚，使自己更加痛苦。所以他認為，既然我如此緊抓著痛苦不放，那我一定是從中得到了些什麼。痛苦對我來說一定是有其意義所在的。

是嗎？我思索著為什麼在網上偷窺男友的生活讓我如此難受，卻還是欲罷不能。是不是這樣能讓我覺得跟男友的日常生活還有一絲聯絡——哪怕這種聯絡只是單向的？也許吧。又或者這樣能讓我麻木，不用去思考現實中會發生什麼？也可能吧。還是因為這樣我可以逃避生活中我本該關注卻不想去關注的事情？

溫德爾在早前的談話中就曾指出過，是我故意和男友保持距離，無視那些可能會透露他的分手宣言的線索。我之所以無視那些線索，是因為如果我問了，男友可能會說出些我不想聽到的話。面對種種蛛絲馬跡，我總是告訴自己這些都不能代表什麼，例如在公共場所似乎總會有孩子讓他心煩，例如他寧願為我們去跑腿辦事也不願意出席我兒子的籃球比賽，他說過當初他和前妻遭遇生育問題的時候是他前妻比較想要小孩，還有他弟弟和弟媳來的時候也是住在酒店裡，因為男友不喜歡他們的三個小孩在家裡吵吵鬧鬧的。還有就是，無論是他還是我，都從來沒有正面談論過對孩子的想法。我只是推測，他是個父親，他應該會喜歡孩子。

溫德爾說，是我故意假裝看不到男友的某些過去、他的某些意見和肢體語言。如果我曾關注這些潛在的預警，它們可能會發出警報，但是我自己把它們靜音了。而現如今，溫德爾懷疑我是否在故意和他保持距離，一味沉迷在自己的筆記中，坐得離他很遠，以此來保護自己。

我看了一眼l形沙發的擺放方式。「不是大多數人都會坐在這兒嗎？」我坐在位於窗戶下方的位子上問道。我很肯定沒有人會和他坐在同一張沙發上，所以座位d就被剔除了。至於座位b，和溫德爾挨在一塊兒，誰會和心理治療師坐得這麼近呢？也是不會有的吧。

「還是有人會的。」溫德爾說。

「真的嗎？坐在哪兒？」

「就這個區域。」溫德爾從我坐的地方一路指到了位置b。

這讓我突然覺得我們之間的距離好遠，但我還是無法相信會有人跟溫德爾坐得那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