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不是政治，禮治不是法治

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彙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只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政治」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

我們過去的歷史文化，從孔子開始的儒家，乃至傳承孔門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終是秉承三千年來「宗法社會」的倫理傳統，發揚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會的基本，猶如一個小國的雛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禮治」，而不是「法治」。「禮」是文化的教養，道德榜樣的感化。「法」是人為建立適應時（間）空（間）環境的規矩，用來管理人的行為，使其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可以平衡利益、調整利害衝突。殷周以前，中國文化的政治指標是以禮治為主，法治僅是輔助禮治不足的偶爾作用。如果要研究討論禮治和法治的比較，問題可不簡單，必須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人類經濟發展史等學科來綜合研究。

我們現在提到禮治、法治的問題，只是要大家瞭解孔門儒家傳統學問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倫」之道出發，外及「為政」的原則原理。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貫道理，都不外於這個範圍，它並不是講政術、政法的運用法則。

同時更要了解，由於傳統文化以「宗法社會」的「家族」為主，從夏朝開始，由堯舜以來的「公天下」，一變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後，確立以一姓一家為代表的國家天下，「大家長」號稱「帝王」。這個制度習慣一直運作了兩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與西方後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結合。與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完全一致。但在我們文化思想習慣的血液中，至今還存在著「宗法社會」帝王「大家庭」的陰影。

那麼，原本《大學》關於「治國必齊其家」的原文是怎樣說的呢？「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在這一節裡，先要了解所說的「教」字，照傳統文字學的解釋，教者效也。這個字的內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它所說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學養，發揮「外用（王）」，先要從齊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這個「齊」字，在傳統文字學的解釋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肅靜的內涵。

因為你從「成人」而進入「大學」的階段，既已養成「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的「內明（聖）」之學，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響自己的家人，使他們能夠了解做人處事的標準方向，而使整個家庭安和樂利。假使對於親如家人都不能達到教化、教育的影響效果，那麼你說替別人做事業，反而能教化、影響大家，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說，一個真有學養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門一步，也能夠對整個社會、國家起教化、教育的影響。

《大學》中有關建立和頒佈法令的基本原則，所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這是說，從事政治的當權者或立法者，當你要釋出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個最基層的平民群眾，也是物件的當事人，只是現在立場不同，處境不一樣而已。如果自己接受這個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礙難，也覺不妥，那就不能隨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別人遵守了。

不過，這幾句話的內涵很廣也很重要，它是有關法律和政令的法理問題，也就是法律學的哲學問題。人類的社會原本無法，「法由人造」，「令自人興」。以傳統的文化歷史來說，夏、商到西周的時期，姑且統歸在禮治的社會。所謂禮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則注重在教化。因為那個時期，文化智識教育只屬於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並不普及。平常的人們，客氣一點都叫作「庶民」，不客氣一點，都算是「愚氓」。用俗話來講，也叫作「細民」，細就是小的意思，「細人」就是小人。

禮治，不但在於要求上層階級計程車大夫們，同時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謂「不教而誅之」，則過在士大夫們所從政當權的官府，並不完全重責於庶民，這是禮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東周以後，姑且以秦始皇先祖秦襄公時代做代表來劃定界限，從商鞅變法開始，才使主張法治的法家之學嶄然露其鋒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權，專門注重法治，法令嚴密。

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禮治和道家的「慈儉」，固然是應時良藥，溫和清涼，但有時的確難以治癒重病或急症。

（選自《論語別裁》《原本大學微言》）

王道：以德服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大原則。自孟子提出這個觀念以後，中國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為政治的大原則。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權勢及武力為手段，而又假借仁義為口號的，這種政治就是「霸道」。中國歷史自堯、舜、禹三代以後，政治路線變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決條件，必須自己先能成為一個大國，也就是說國家本身的軍事力量要強大、經濟力量要雄厚、人民要眾多、領土要廣闊等。必須先具備這些厚實的國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認為，自周朝以來，王道就開始逐漸衰微了。

孔子在《禮記》的《禮運》篇中，說到人類文化衰微的演變，就感嘆後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體現於《禮運》篇中的一段，描寫王道政治普遍實施以後理想的社會狀況。他說，中國在上古時候的人類社會，就是這種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變了，王道的政治也沒有了，但還可以致「昇平」的社會；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亂之世了。

而孟子在這裡，就更加強調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後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義的「霸道」而已。但是他為霸業下了一個定義：霸業必須具備一個強大的力量來行使治權。然而，縱使是一個具有強大力量的政權，要想圖強稱霸，還是要假借仁義之名，利用仁義做它的號召。

換言之，霸道的政權、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國，如果不借仁義為名，還是不行，不能成為霸。歷史上這類事例很多，一定要兩者摻和來用，雖然有政權、有實力，但也還要藉助仁義這塊招牌。

例如十九世紀以後，西方政治思想所標榜的「自由民主」，表面聽上去無可厚非，其實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講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個渠道。可是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國家民族中哪個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過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權之實，不也正是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嗎？

孟子再為王道下一個定義，「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為中心來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為基礎的仁政，則不在乎土地是否廣大、人民是否眾多、武力是否強大、經濟是否雄厚等問題了。他並且舉出歷史的例子做說明。

這裡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堯、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純粹的、不著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這裡所舉的，是後世所稱道的弔民伐罪——有所為而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這一典型，也往往被後世假借而利用。他說，像商湯開始起來的時候，領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開始建國的時候，領土也不過百里而已。幅員如此之小，他們卻能夠施行仁政，因為他們在施行之初並不是企圖擴大領土，成為大國，也沒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個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動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個大國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國的歷史哲學中充滿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從孔子開始，首先提出湯武弔民伐罪的革命事業。孔子平常不多談湯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時候，才比較提到湯武革命弔民伐罪的王道精神。

但是，古人很多對於湯武的革命抱有懷疑的態度，尤其是司馬遷。在《史記》的《齊太公世家》裡，他很巧妙地表明瞭對湯武革命的看法，《史記》之難懂，就在這種高明的處理手法。當他記敘周文王和周武王如何創業、如何興起時，全篇都是好話。但是他的文章裡有塊「骨頭」，這塊骨頭沒有擺在這裡，而是擺在《齊太公世家》裡。齊太公就是姜太公，當他遇到文王、成為文王的輔政以後，司馬遷用「陰謀修德」這四個字點出文王把道德仁義作為陰謀的手段，說明文王、武王還是假借仁義而已。文王與姜太公兩人「陰謀修德」，這四個字，就表明了司馬遷的看法，說出了歷史事實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厲害，好像把一個釘子釘到另一個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這個釘子找出來，則全篇的關鍵、整個的觀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過話說回來，這是歷史哲學家司馬遷的觀點！歷史哲學家們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對民族文化的精神負責，所以他是不顧一切的，只為發揮正義而秉筆直書。但是，歷史上多少還是有些隱晦的地方，基於私德，司馬遷不便做露骨的批評；基於公道，司馬遷又不得不說出微言大義。於是他運用高明的智慧、優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這部鉅著。所以，這部《史記》傳下來，他敢吹這個牛說「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因此我們讀《史記》，必須細心體會。否則，很多關鍵就忽略過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記》的真義。

孟子更進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後世的霸道以權力和武力去征服別人、懾服別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懾服的那些人，內心並沒有真正地被降服或佩服這種征服者。實際上，只是因為自己力量不及，無法對抗，只好投降，做出服從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樣道理，假如你比別人狠，比別人能幹，比別人有錢有勢，別人只有聽你的，只好對你好了。譬如說你是一個有錢的老闆，你公司裡的職員因為要向你領薪水，只好聽你的，但是他心裡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來服人的，是使別人內心高興、心甘情願去服從他，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個平民老百姓，既無財又無勢，什麼都沒有，自己還一度落魄到沒有飯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人，這些忠心耿耿的學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著這位老師，連餓飯的時候都跟著老師一起餓飯。因為孔子的修養、道德使他們衷心地敬仰，故而服從他，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為「素王」。這個「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稱，也就是千秋萬世的王，等於佛教尊稱釋迦牟尼佛為「空王」一樣。空王的含義則更為豁達，什麼都不要，他並不想坐在大殿裡垂目而稱王。你來燒香是如此，不來燒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樣極端高明。

孟子這一段畫龍點睛之筆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這一句話，點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業。素王不是爭取一時的功名富貴，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業。換句話說，真正的王道德業有兩種：一種是有實際的行為，見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表達的，如堯、舜、禹、湯、文、武；另一種便如孔子一樣有素王之尊，永垂萬古。我們拿西方文化的名詞來說，這是精神文化的王國，永遠屬於孔子的天下。

「《詩》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接著又引《詩經·大雅》頌揚文王的話，東、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沒有不心悅誠服文王的。這種詩句的詠歎，就是歌頌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這樣，誰都會心悅而誠服的。

（選自《孟子與公孫丑》）

為政到底在人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了，從古中國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的，就是孔子所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四點。現代的青年看起來，會認為這種書落後到極點，實在應該燒掉。如果我們真瞭解了，就覺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這八個字前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詞，後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來做動詞。「君君」就是說領導人做到自己真正是一個領導人。領導人有領導人的道德。就這「君君」兩個字，就可以寫一部叫「領導人的道德修養及其哲學」的大書，或者作為政治系或哲學系同學寫博士論文的題目。君是君，領導人就是一個領導人。臣是臣，做幹部的有幹部的立場，規規矩矩是個好乾部，好的宰相，好的輔助人。這個話連起來講，如果君不君，領導人不是一個領導人，違反了領導人應有的道德，這時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親的是一個父親，如果父親做得不合一個父親的標準，但是卻要兒女孝順，盡兒女的本分，怎麼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這才是所謂的父慈子孝。

孔子答覆了這一點，齊景公非常聰明，他說：好，我懂了。一個領導人自己不站在領導人的本位，越出範圍，那麼臣也不臣；一個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兒女就不像兒女。如果一個國家，政治、社會的風氣到了這個程度的話，國家的財富雖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敗的。這一點就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

有人說，民主社會沒有這個君，我們研究過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思想，關於這個問題都講過，不用再講了，是一樣的道理。過去是一人領導萬人，現在是萬人領導所有的人。民主政體下每個人都是君。所以我對一個美國朋友，談到美國的情形，我說中國的民主思想和美國的兩樣。中國過去是帝王制度，沒有民主自由的口號。而美國壞就壞在民主上，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很成問題。國際上美國到處去幫忙，而沒有一個受到幫忙的國家感謝美國，問題就在美國式的民主。

我們過去的政治思想，儘管是君主制度，據我的研究，中國歷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為基礎，君主是一個執行的形態。現在美國式的民主，老實說是以君主獨裁為基礎，而以民主為形態。美國是什麼民主？所有的領導人，乃至於總統，後面都有老闆的。他們被操縱於資本家手中，說穿了，美國的民主就是這樣。

我們過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禎時期，駱養性任大金吾之職。所謂大金吾是沿用漢朝的官名，近似於清朝的九門提督，現代的首都衛戍司令，權很大。當時熊魚山、姜如農兩位言官——近似現代的監察委員，在歷史上稱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錯誤，言官都要提出來指摘的，這是中國過去監察御史的精神。縱然是皇帝錯了，他照樣提出來，錯了就是錯了。這兩位御史很了不起，當時對皇帝有所批評。朝中的太監權臣，因為黨派，把他們關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謂天牢裡。到了半夜裡，皇帝親筆下了一個條子，命令大金吾連夜把這兩個監察御史提出去殺掉。

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這個條子，並不執行，坐下來寫了一篇奏章。大意說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殺他，因為他是代表全國老百姓講話的，所以應該明告天下，公佈他的罪狀，使全國老百姓都知道，然後再規定時間殺他。現在憑你這張條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裡叫小太監送來，要我夜裡去殺他，我是不敢執行的。換言之，無形中是說皇帝沒有經過行政程式，是錯誤的，不可以這樣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條子同奏本，一併送給皇帝，結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這件事也就算了，這兩個人命也保住了。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並不止這一件事，類似的事件很多。不過現在我們讀的歷史太少了，只靠學校的歷史課本、中國史大綱，就認為懂了中國歷史。我覺得很好玩。中國歷史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可惜一般人都沒有好好注意。尤其說到政治哲學，還是我們中國文化中儒家、道家的這許多原則是對的。

為政到底在人，並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執法的還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還是人政重要。

（選自《論語別裁》）

政治大原則：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大禹謨》告訴我們中國文化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一切大原則。我們幾千年來，有幾個要點。你走資本主義的路線也可以，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路線也可以，甚至於帝王制度也可以，民主也可以，都有個政治的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