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四德，並沒有輕視女性的意思

人類社會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並非從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變化出來的，所以女人並非永遠附屬於男人。這都是傳統文化很明顯平實的基本原理。但是東西方的人類文化，自古以來如「宗教學理」以及「倫理道德」等的學說，甚至都把自然社會觀念變成同樣的「重男輕女」，變成了以男性社會為中心的現象。

其實，我國的歷史傳統文化，自有上古的記載開始便很公平，認為遠古人類的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開初原來都是以母性為中心的社會。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週期以及最為重要的懷孕和生育時期，乏力再去自謀飲食和其他勞務，很自然地必須男性的幫助和照顧，所以就漸漸形成習慣，建立了男女結合共同生活的家。因為有了「家」的形成，所以又漸漸演變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初步習俗。然後為了飲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收藏、儲蓄、佔有、開發等行為，就初步形成了如後世所謂的「私有財產」或「家庭經濟」的基本形態，這正是合於唯物史觀發展的原理。但這是沒有加入人性心理變化成分的觀念，更沒有涉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和「必然」規律。

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遠古、上古史，便都有對「母性社會」母系為中心的簡單記載，稱之為「氏」。我們姑且避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來說，存在有巢氏、燧人氏，乃至伏羲氏、神農氏，直到黃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於軒轅之丘（河南新鄭），故名「軒轅」；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但從黃帝以後，仍稱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直到帝堯開始，人類社會的文明漸盛，才改變以母系為中心的習慣，從其封地開始，改稱為「唐堯」，乃至「虞舜」。可以說，從堯、舜以後，以男姓為中心的「族姓」風俗，才開始建立。至於認為「氏」即是「姓」的觀點，那是漢代儒家們從「重男輕女」的狹隘思想開始，才把母系為中心的「氏」，曲解改變過來的。事實上，中國曆代歷朝的政府所習用的，都是秉承上古傳統文化的習慣而有分別，直到清朝末代還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稱「丁」，女人稱「口」，後來才統統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實，這種區分的稱呼，不是階級的觀念作用，是適合邏輯的分類而已。

「五四」時，搞婦女運動的人，一聽到女子要有「三從」「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歸罪到「孔家店」裡去。其實這都出於《禮記》《儀禮》上的記載。而且「三從」「四德」的內涵，並沒有一點輕視或是壓迫女性的意思。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或謂老來）從子」，就叫「三從」，哪有什麼錯？你把「從」字換作現在流行的法律術語，變成「負擔」或「負責」來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對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應該由父母負擔生活和教養，有什麼不對？結婚出嫁以後，做丈夫的就應該負擔起妻子一切的生活及安全，那又有什麼不對？難道男人要靠妻子生活才對嗎？丈夫死了，妻子自身的父母當然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應，怎麼辦？

從現在來說，可以靠政府所辦的社會福利機構，但真是一個男子漢或好兒女，把父母養老的感情和責任完全推之於社會，也未免有點那個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說，恐怕不是滋味吧！為別人、為大眾爭福利的養老是大好事，如果是隻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個人自由（自私）主義的什麼吧！也許我又錯了！不過，如從上古的歷史社會來設想，三千年前，教育並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無法受教育。

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農業經濟社會，女性更沒有自由獨立謀生的能力，那麼在家不從父，又要從誰呢？出嫁，當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長期飯票的需要，不從夫，又如何呢？至於夫死從子，事實很明顯，就不要多說了。但是還要知道，夫死、子小，還要「母兼父職」，撫養子女成人，試想那又是究竟誰從誰呢？如果你把「從」字只當作「服從」「盲從」的意義來解釋，那你這個中國人還沒有弄通中國字的內涵，還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師母」那裡多學習學習吧！

說到「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這是有關婦女人格和人品養成教育的目標，不只適合於女性，男兒也同樣需要有這種教養。一個人的品德有了問題，不論是男是女，當然是不受人歡迎的。言語粗暴，或是刻薄貧嘴，或是出言不當，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沒有口德，那也當然不行。至於「婦容」一項，更不要誤解是在選美。古文簡略，它所謂「容」，是指平常的「儀容」整潔，不要故作風騷，給人做笑料。「婦功」一項，過去在有的書上，把「功」字寫成「紅」字，那是專指刺繡，或裁縫和精工紡織的技能。尤其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村社會里，這對於充實家庭經濟更為重要。

古老的婦女「四德」中的這一項，我覺得對於現代和將來社會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簡單地說，還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大學畢業了，和一位在外國的華僑青年結婚。他們在出國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辭行。我就對那位朋友的女兒說：你出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還要去求學。我不是叫你去讀一個什麼博士或碩士的學位，我希望你去學習一種個人獨立謀生的技術，如依一般女性來說，學會計也好。因為時代到了現在，尤其是婚姻制度快要破產了，愛情是抵不過麵包和米飯的。所以現代的女性，從小開始必然要學會一項專業獨立的謀生專長，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關係，這就是「婦功」的重要。這位小姐後來照我的話做了，固然不負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古老社會里，雖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規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風俗中，對於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婦功」方面，早已自成為一種當然的行為。長話短說，我們只舉南宋詩人范成大一首《夏日田園雜興》的詩，便可呈現出一幅江南農村社會教育的真實畫面了，詩說：「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國藩，當了那麼大的官，但是對家中的女兒媳婦，每天要績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織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嚴格的規定。其餘的例子不勝列舉，也就不用多說了。

（選自《原本大學微言》）

積陰德與社會福利

過去大家講做好事有四個字，叫作「陰功積德」。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這個道理灌輸得很牢，做人一輩子要做到陰功積德。陰，是暗的，偷偷做了好事別人不知道，這就是陰功。因為真正的陰功才是真正的積德。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是為了給人家表揚，為了讓人家說我們是好人，這個不算是善事。莊子說：「為善無近名。」中國文化不僅莊子的思想如此，諸子百家都是如此。

老子說：「善行無轍跡。」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潔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著痕跡，你絕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因此，中國文化幾千年來，非常重視「陰功積德」。一個有道德的人，為善不欲人知，因為他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望回報；如果做了一點好事，還要人家來宣揚，那就與傳統文化的精神差得太多了。所以，真正為善的行為，不像車輛行過道路一樣，留下痕跡，如果有了輪印的痕跡，就知道車子經過哪些地方，等於自掛招牌，標明去向或宣揚形跡了。

孔子也說：「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不踐跡」，就是說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來是善行。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為善而好名，希望成為別人崇敬的榜樣，這就有問題。「亦不入於室」，意思是不要為了做好人、做好事，用這種「善」的觀念把自己捆起來。不要在人家看見時才做好事，便是陰德。幫忙人家應該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後，別人問起也不一定要承認。這是我們過去道德的標準，「積陰德於子孫」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個人的心中。

我經常提到一本小說《聊齋志異》，因為最近在座滿眼看到有許多新來的青年同學，他們也許沒有看過這部說鬼的小說；但是很多同學對於這本書也很欣賞，我往往問第一篇是什麼？很多人答不出來。《聊齋志異》這部書說鬼怪，說狐狸精，它的宗旨在哪裡你就不懂了！現在我給你們做答案，第一篇是《考城隍》。我們臺北市到了成都路，不是有一個城隍廟嗎？城隍也就是陰間的地方官。這一篇很妙，有一個讀書人，做夢夢見接到一個通知，叫他參加一個考試。他莫名其妙，心裡想，還沒有到聯考的時間，也不是普考，為什麼要馬上去考試？一到那裡便看見上面坐的主考官是關公，這個多嚇人！我們中國人素來對關公是尊重得不得了，那比包公還威嚴。

題目發下來，他就作了一篇文章，中間有幾句很要緊的話：「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一個人有心去做善事，故意有心的，為了做好人去做善事，說這個人雖然做了好事，也不賞他，因為他有個目的是好名、求名。無心為惡，這個人無意做壞事，譬如說：家裡一塊破銅爛鐵，向窗外一丟，結果傷了人，他是無意的，他無心為惡，雖然做了壞事，不罰。所以關公當場閱卷，拍案叫好，錄取了他，要他馬上去做城隍。他一聽去做城隍，糟糕，那要死了以後才能做的。他說：我還不能死啊！最後只好向關公請求說：我媽媽年紀大，只有我一個兒子，你叫我馬上去做陰間的官，我死了，誰孝養我媽媽啊？關公說：你有此心真是好極了，馬上叫人看他媽媽還有幾年陽壽。判官（秘書）把簿子翻開一查，還有九年。關公說：可以，就等你九年吧！

這個故事就是說明「為善無近名」的道理，表面上看是逃避，但也是教你做善事是要真善，不求神知，不為名利，也不要為了因果報應。我常常碰到許多學宗教的朋友，好像他做了許多好事，已經磕了好多頭，拜了好多佛，唸了好多經，好像他也天天上教堂做禮拜，為什麼他的爸爸媽媽會死掉呢？這個問題我是答不出來的，只好看著他，張開嘴巴，沒辦法答。這種心理就是偽善。

假使一個人廣泛地博施濟眾，要為整個人類謀福利事業，照現代話來說，團體、社會、政府做的公益事業就叫社會福利。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會問題的，這個問題要注意，在中國歷史文化裡，好像找不出社會福利問題的記載。事實上有沒有呢？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以個人立場，做社會福利事情，這是中國人的道德修養。

有錢做做好事，修橋鋪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擺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時候就看到過。每到夏季，家裡忙得很，天天都要燒茶，大鍋大鍋地燒，多少裡一桶，放在那裡，不要錢的涼茶，大家儘管喝。很多人家都這樣做的，這些都是社會福利。

中國過去的社會當然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由個人做社會工作，做社會福利，認為這是一種道德，所謂陰功積德。現代的思想，社會的福利工作，已經由政府、由社團做。時代不同，工業時代與農業時代，是兩個時代，思想也不一樣。

（選自《莊子諵譁》《老子他說》《論語別裁》）

叢林制度的特殊貢獻

自魏、晉以後，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眾，獨坐孤峰，或個別的隱居水邊林下，過他隱居專修的生活方式，大概還保有印度當時佛教僧眾的形態。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間，這種不事生產，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農立國、以勤儉持家的社會風氣所歡迎，甚至引起知識分子與朝野的反感。同時，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來愈多，勢之所趨，便自然會形成團體生活的趨勢。

到了盛唐之際，經禪宗大師馬祖道一禪師，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懷海禪師的創制，不顧原始印度佛教的規範與戒律，毅然決然建立中國式的禪門叢林制度，集體生產，集體從事農耕，以同修互助的團體生活方式，開創禪宗寺院的規模，致使佛教各宗派與佛學，在中國的文化與歷史上，永遠植下深厚的根基。

宋代開國以後，宋儒理學家們，不但在學術思想上，受到禪宗的影響而建立理學的門庭，而且在講學的風格、書院的規範與人格教育的規模上，無一不受叢林制度與禪宗精神思想的影響。甚至，唐、宋以來，帝王朝廷的經筵侍講與侍讀等職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開堂說法制度的影響。所以禪宗叢林制度，對於中國文化與中國教育的書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後的教育精神，關係實在太大，而且最為密切。只要詳細研究禪宗叢林制度的所有清規，以及詳讀《禪林寶訓》與宋、元以後禪宗高僧的史傳，配合比較中國歷史上有關文化思想與教育史實的演變，便可瞭然知其所以了。

叢林的制度，顯然是中國文化的產品。嚴格說來，佛教經過中國文化的交流，卻有兩件大事，足以影響佛法後來的命運，而且增強它慧命的光輝。第一，在佛學學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華嚴兩宗嚴整批判的佛學，天台宗以五時八教，賢首宗（又名華嚴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體系，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為儀式方面，就是叢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禮樂為主的制度，適合道家樂於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餘年前，便實行了中國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規模。它的制度，顯然不相同於君主制度的宗教獨裁，只是建立一個學術自由、民主生活的師道尊嚴的模範。

我們可以瞭解，凡是自己沒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縱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無力可以滋茂長大。所以說，當達摩大師在印度的時候，遙觀東土有大乘氣象，不辭艱苦，遠涉重洋，便放下衣缽，把佛法心印傳留在中國。

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家，歷史剩遺在山川名勝的背景，已經足以表示整個文化的光輝，何況它的精神，還是永遠常存宇宙，正在不斷地繼往開來呢！僅以叢林建立的制度來說，它給全國的山光水色，已經增加了不少詩情畫意，表現出中國文化的風格。唐代詩人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還只是描寫南北朝以來的江南佛教事蹟，到了唐朝以後，因為叢林寺院的興盛，可以說，率土之濱，莫不有寺，名山之頂，何處無僧，所以後人便有「天下名山僧佔多」之詠了。加上以唐人氣度的雄渾，宋人氣度的寬闊，二者融會在寺院建築之中，我們在全國各地，到處都可見到美輪美奐、壯麗雄偉的塔廟。只要你翻開各省的省志，各州、府、縣的地方誌，要查名勝古蹟，僧道寺院，便已佔去一半。

緬懷先哲，追思兩三千年的留傳至今的事物，豈能不令人痛恨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視中國文化的人！須知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設起來，是經過多少時間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變，以適應世界的趨勢而爭取生存，那也要學而有術，謀定而後動，豈是淺薄狂妄、輕舉妄動所能做得到的嗎？

中國傳統文化，素來是以儒家為主流。儒家高懸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禮樂為主導政治的中心，由於禮樂的至治，就可以實現《禮運》天下為公的目的。但是經過數千年的傳習，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禪宗的叢林制度裡，實現了一個天下為公的社會。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種佛教僧眾的集團，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禮樂的真義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禮失而求諸野」。如果講到一個真善美的社會風規，恐怕只有求之於叢林制度了。但是也還不能作為治國平天下的規模，因為國事天下事，與叢林社會相比，其艱難複雜，又何止百千萬倍？人是一個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無論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兩得其平，結果都不會安定人生的。

南宋時代，杭州徑山大慧宗杲禪師與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恐怕以後叢林衰落，便合力記述歷史叢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後世的準繩，作了一部《禪林寶訓》的書。其中高風亮節，以及敦品勵行的典型，足以與《宋元學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層，作為為人處世的修養範本來看，一定別有無窮受用，可以啟發無限天機。

百丈禪師建立叢林以來，他的初衷本意，只是為了便利出家僧眾，不為生活所障礙，能夠無牽無掛，好好地老實修行，安心求道。他並不想建立一個什麼社會，而且更沒有宗教組織的野心存在，所謂「君子愛人以德」則有之。如果認為他是予志自雄，絕對無此用心，尤其是他沒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便合於儒、佛兩家慈悲仁義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務上的希求，那便會如佛經所說「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豈能成為千古宗師？在他當時，一般人之所以責罵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執著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認為出家為僧，便不應該耕種謀生。站在我們千秋後世的立場來看，如果他當時不毅然改制，還讓僧眾保持印度原來的乞食制度，佛教豈能儲存其規模，傳流到現在嗎？

禪宗最重人們確有見地，佛教稱佛為「大雄」，時移世變，時代的潮流，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經進到工商業科學化的今天，追懷先哲，真有不知我誰與歸之嘆了。

（選自《禪宗與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