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領袖必定永遠憂慮
（一）領導的心思，人人都知道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周易》
這是《易經》最高的哲學境界，也同帝王領導學有關。天地宇宙的定位，天總歸是天，地永遠是地，改變不了的，所以叫「天地設位」。但天地也有缺陷，天地的缺陷由誰來彌補呢？由人來補。天地人謂之三才。得道的聖人，能夠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彌補天地的缺陷，所以說「聖人成能」。換句話說，得道的聖人也善於用「天地」。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人的智慧是看得見的，鬼的智慧看不見、不可知。不可知的一面永遠不可知嗎？也不一定，「百姓與能」，任何一個平凡的人都會知道。所以一個做領導的人，不管你有多麼高的才能，頭腦好得跟諸葛亮一樣，用盡了心思，但是所打的主意，正如古人所說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為天下沒有一個笨人。人的聰明程度都差不多，智慧最高的，最聰明人的反應，最快的只有幾秒鐘，次一點的幾分鐘，笨的人到死了他還不知道，那是很笨的啦！一種謀略不管騙人的也好，救人的也好，聰明人當下知道，笨的人也許過一會兒才知道。後人研究曹操跟諸葛亮的聰明相等，只差幾分鐘而已，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個個都可以知道。普通人也可以懂得宇宙，也可以未卜先知。懂了這個道理，就知道我們普通人為什麼要研究《易經》了。
（二）老闆的危險，員工的艱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周易》
乾代表天，也就是宇宙的功能。宇宙能夠生出萬物，是其本來的功能，是無聲無相的。給它一個代號，《易經》叫作「乾」，這就是「天下之至健」，大家都叫它神，或者如來。我們中國《易經》文化不用宗教名詞，只用一個邏輯的代號，這個代號叫作「乾」。
坤卦代表了大地，代表了女性，也代表了柔順，是「天下之至順也」。它的效能德行是「恆簡」的，說明了宇宙間的道理是很簡單的，並不是那麼高深幽遠，而是人人易知易行的。雖說非常簡單，但我們不要忘了，天地的道理越是簡單的，越是難懂，簡單到了極致，雖然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這是第一層的道理。
第二層的道理，是乾、坤兩卦在領導上的原則問題。
乾卦是「天下之至健也」，當老闆、當領袖的人，他的效能是「恆易以知險」。譬如我們有本錢，開個公司非常容易，但是隨時都有危險，這些在今天國際經濟瞬息萬變中，更是看得很明白。
乾卦代表老闆，坤卦代表幹部。坤卦是「天下之至順也」，所以當部下的，是聽命行事。聽命也不容易。「恆簡以知阻」，看著很簡單，但是你要知道，由於公司業務開展，老闆的心情，同人的想法，以及個人在工作中的想法與做法，隨時會有險阻艱難擺在面前。《易經》要我們隨時注意，所以後世有人講，《易經》與老莊合起來，是最高的帝王學、領導學，也是最高的謀略學。這個說法不無道理。
（三）憂患意識必然是少數人的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周易》
懂了《易經》才懂得領導，才可以做領袖。當領袖並不一定當皇帝，諸凡單位主管、家長、父母，都是領袖。做領袖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能說諸心」，要能使人心服口服，那不是「命令」就可以辦到的，要先從自己內心做起。你的一切措施、作為，不能只為自己著想。所以孔子要求領導者要「能研諸侯之慮」，要能知道別人想的是什麼。除了天下諸侯，其他的部屬、下面各級的領導，都各有思想，各有需要，能把這些研判清楚，再綜合起來做決定，那就很妥當、很完善、很簡單，就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完成偉大的功業。
這是孔子讚歎《易經》的偉大與重要，我們必須要懂。當然真懂了《易經》也很倒霉，一個人會永遠陷在憂患中、痛苦中，沒有什麼好處。但是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必然是永遠在憂慮中的。憂患意識是少數人的事，你要一般老百姓都來同憂患是不可能的。像舞廳裡，燈光一暗，音樂一響，閉上眼睛婆娑起舞的人，要他們這個時候有憂患意識是辦不到的。跳舞喝酒就是尋求歡樂，怎麼能要他們去憂患？憂患是舞廳老闆的事，這個月生意好不好，賺的錢夠不夠開支？老百姓有什麼憂患意識？只要活得快樂就行啦！要天下人一同憂患，很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佔事知來。
所以你懂了《易經》的領導原理，知道人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化。「變化云為」事實上是四個階段。「變」是原則，「化」是影響，「雲」是說話，「為」是進行。思想領導行為，一個真正好的領導人，懂了《易經》「變化云為」的原則，就到處有吉祥，萬事順利。好事哪裡來的？是上天做主嗎？菩薩做主嗎？都不是，是由人為來的。學過《易經》，就知道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由心物交感而來的。中國的政治哲學，人心就是天心。所以《書經》上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帝在哪裡？菩薩在哪裡？就在人們的心裡，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天心；大家心裡的意見，就是上帝的意見，這就是中國文化。菩薩、上帝就在你的思想裡，沒有你就沒有菩薩、沒有上帝。這就是「吉事有祥」的道理。
（選自《易經系傳別講》）
先吃透普通人的心理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周易》
「小人」是普通一般人，「恥」就是難堪。孔子說，如果一般人沒有碰到釘子，沒有給他難堪，他很難發現自己的缺點，也難改正自己的過錯。純用教化、用仁義之道讓一般人學好是做不到的，那些仁義之道都是假的。一般人因為怕法律，怕社會不齒，有個可怕的東西在心裡，所以才講仁義。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個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後邊才可以。普通一般人沒有好處、無利可圖，他也不會幹的。「勸」就是勸導、教導的方式。沒有鞭子打下來，沒有威武在他面前，沒有懲戒，不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不會改過的，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們不要自以為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實我們也包括在內。這四句話後世都認為是帝王之學，統治的道理。所以《易經》《老子》《莊子》被人用得偏的時候，就是法治的思想；用得寬大的時候，就是儒家的仁治思想。譬如教育，有時候打兩下手心，罰個站，打幾下沒有什麼了不起，「小懲而大誡」，他一輩子都記得要去做好人。所以人生的道理，太得意的時候，碰到一點倒霉挫折，如果你懂得《易經》，反而應該是好運氣。假設一個人永遠在好運中，這個人就完了，沒有倒過黴，便永遠沒有出息。
一個領導人，像有些帝王，把自己最心愛的大臣一下子革去，不讓他幹了，或者把宰相一下子派去當縣長，或者鄉鎮長，就是這個道理。這些都是高明的帝王，希望這部下將來能有更大的擔當。這就是「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的道理。
（選自《易經系傳別講》）
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無事創業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老子》
（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這是政治的三大原則。老子是反對戰爭的。他曾說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都是反戰的話。但那是講「道」，本體的道理，而講到「用」，老子就主張在軍事上應該有充分的準備。譬如一個人，必須有一把刀，但永遠不殺人。人需要自衛，而不是去傷害人，也不接受別人的傷害，不高亦不卑，不賤亦不貴。所以他告訴我們，對於社會、國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國。真正的政治，不能用權術，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誠懇的道德，不能虛詐，不能作假。
至於用兵，在軍事的運用上，《孫子兵法》曾說「兵者，詭道也」。「詭道」就是「以奇用兵」，能用奇兵那是上將之才、大將之才。不過，雖說為了國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計，到底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誠；許多人學問好，頭腦聰明，喜歡詭道奇計，大錯特錯。就是個人創業、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樣。我們也可將這幾句稍微修改一下，「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無事創業」。
「無事」如何能創業？這就是真本領了。「以無事取天下」是老子思想的精華所在，是做事業的最高道德標準，也是最高的政治哲學、最高的謀略，要特別注意。「無事」就是隻要求自己行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而不以謀略，不以手段，不以有為的功業來取天下。這種人，有道德，有學問，又無心取天下，而他的道德修養反讓天下所歸。但眾望之所歸那是餘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學道，學習如何完成一個聖人之道。
中國的歷史是講究無事取天下的，堯、舜、禹可以說是如此，禹以後商湯、文、武、周公、孔子，歷代的聖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說到孔子，雖然他沒有取天下，不過他取了另一個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稱為素王。素王是沒有土地的皇帝，換言之，他是文化王國的帝王，在文化王國中號令數千年，甚至可以號令萬代。這樣取天下，是歷史上取天下的標準，也就是以無事來取天下。以現代觀念及術語來說，那是政治作戰的成功；更貼切地說，這是他教化牧養百姓的成功。
年輕人將來要做事，就要「以無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別人，也不去佔有或奪取別人，而是以正道得助。像有些年輕朋友，到處跑，到處鑽，結果一無所成。如果真正有修養，有本事，成功自然屬於你。
（二）以正為奇天下歸心
中國幾千年來的軍事思想，凡涉及用兵，涉及謀略，總不外「出奇制勝」四字。即便經商、創業，也要出奇制勝。換言之，要有個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勝。
關於「奇」字，發揮起來，千變萬化，人莫能測。更有「以正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訴年輕人，不要玩弄聰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動歪腦筋。這一百年來，世界的變化，國家的變化，社會的變化，訓練得每一個青年的腦子都很厲害，各個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諸葛亮。當然只是半個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壞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這個時代，以聰明對聰明，辦法對辦法，手段對手段，是必然遭致失敗的。在未來，只有不用聰明的聰明，不用辦法的辦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誠懇、老實，才會獲致真正的成功。因此，應該「以正為奇」，走正道。不過在某一時間，某一社會，某一環境，尤其在一個非常愚笨的時期或社會中，是需要用一點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實也是正道。
「奇」是一個單數，是特別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謀略都包括在內。這裡只是告訴大家一條「探奇」的路。我們中華文化的寶藏太豐富了，要大家自己去開啟，如果古書讀不懂就難了。現在是「洋學」盛，這把鑰匙就很難開啟我們自己的這座老寶庫了。
老子然後說：「吾何以知其然哉？」他為什麼知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的這番道理呢？為什麼說這是政治哲學、軍事哲學以及立身處世哲學的基本原則呢？以下這些就是理由。
（三）老子的理由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這是他經驗的累積，以及歷史的事實。大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禁忌，這也不能幹，那也不能做，這個名詞不行，那個名詞不對，動輒得咎。現在很多國家就有很多忌諱，老百姓不敢說心裡話，更不敢批評，知識高的用外國語，知識低的用隱語、暗語、耳語以訴胸中積怨。老子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禁令愈多，人民什麼都不敢做，不能做，於是物質上就愈貧窮，精神上也更貧窮，貧窮到痛苦的地步。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這句話很容易明白。所謂利器，不僅指殺人的鋒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質文明，科技愈發達，社會上人人因此而熱昏了頭，熱昏就會肇亂。反過來說，歷史的經驗，時代到了變亂的時候，「人多利器」，大家都有權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社會就非亂不可。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科技一發達，人的頭腦越來越靈光，物質享受越來越高明，人人好奇，都要研究，製造出來的東西就越奇怪，越便利。這個現象大家稱為社會進步。這所謂進步，我常說，如果以文化立場來看，以精神層面來探討，並不一定會予以肯定。以物質文明的發展而言，歷史愈往前進，物質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類文化反而越來越退步、退化。無論古今中外，人類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覺得後來的人比較進步，後來的社會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說進步與退步的說法，應該有一個界限。因此，以現代看到的，所謂社會越進步，則「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嚴重。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在歷史上也有很多經驗。我們讀了歷史，看到每一個朝代到了後來法令越來越多。漢高祖入關，有名的約法三章，很簡單。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漢朝的法網就很嚴密了。就政治而言，如漢景帝、漢武帝都是很精明的領導人，但政治領導人越精於法令，法令就越多，社會也就越亂。這是一種無可變更的歷史法則。從生活經驗來看，越懂得法令越會犯法，越會鑽法令的漏洞。法網愈密，則可鑽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鑽。
老子說了這許多歷史經驗，只是註解前面的「以無事取天下」。多忌諱、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為法。有為法太過分了，社會就更亂，問題就更多；如果是無為法，就會清靜、講道德，社會自然安定。
接下來，做了下面的結論。
（四）領導人如何使人民富強安樂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這是老子引用古聖人所說的話，這個「聖人」就是莊子所說的「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領導人。領導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學校的校長，軍隊中的班長，乃至於一個家庭的家長，都是領導人，都要做到這幾項原則。
一個真正好的政治領導人，做到了真正的無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則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靜」不是佛家的靜坐，而是《大學》之道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的「靜」。這是行事的靜定功夫，不是在座上打坐。領導人有這樣的靜定，是為天下的大靜。明朝有一位年輕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上任之前，去拜訪一位老師，請教如何把官做好，老師說：「你可千萬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確往往會作怪。什麼是作怪呢？例如，前任建立了一種制度，很有成績，後人接任，為了自我表現，勝過前任，於是作怪了，亂出主意，亂定辦法。就像一棟房屋本來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這就出亂子。為政少玩花樣，社會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選自《老子他說》）
一個好領導，要注意九個壞毛病
（一）仁義道德不值得標榜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跡，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
——《長短經》
這是大原則，《長短經》的作者趙蕤列舉了上古三代的亡去。亡者無也，是過去了、沒有了的意思，不要一定看成亡國的亡，時代過去了，沒有了，都稱亡，如昨天已經過去，用古文可寫成「昨日亡矣」。所以三代的成為過去，並不是因為政治上、法治上有什麼不好而亡，而是說不管走法家路線、儒家路線或道家路線，一切歷史的創造在於人。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是中國文化所處處標榜的，可是在縱橫家看來，儒家所講的仁義，道家所講的道德，都不過是政治的一種措施、一種方法而已，他們認為儒家、道家標榜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方法，有什麼好標榜的！
有聰明才智的人，心思靈敏，很有智慧，用之於正，對社會有貢獻，而相反的就是做作，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說苑》這部書上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權謀就是手段，手段本身並不是壞的，聖賢講道德，道德也不過是一個手段，仁義也是一個手段，並不是壞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動機，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門的人，即使用仁義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二）仁愛的領導要注意偏私
仁就是愛，普遍地愛大家，當然是好事。可是愛的反面，就有私心，有愛就有偏私，中國古代的禮樂制度，是文化的原則。但家與國是要分開的，所給某一家的義務不能普及到全國，給某一家的鼓勵也不能普及於全國。在位服務公家的人，雖然為官大夫，但對公家的公名公利，絕不能歸於己有。
仁愛有一定的範圍，超過了範圍，就變成私，如果有偏心，他對我好，我就對他仁愛，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愛，偏私就會來。自古府主敗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項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三）仗義的領導要注意華偽
義有正反面，如對朋友講義氣，講了的話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對朋友有義，這個節操品行很好，但是處理不當，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而且變成「華偽」，表面上很漂亮，實際上是假的，這就是趙蕤說的反義。從歷史經驗來說，義的正面是國家有困難，社會有困難，為了救社會，為了救國家，為了幫助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犧牲掉，在最要緊的地方絕不投降，絕不屈服，這才是正義，在義的正的一面，便是大義。
可是歷史上有許多事情，看起來是講義，實際上都錯了，如戰國時候趙國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戰國策》或《史記·虞卿列傳》裡都有記載）。虞卿這個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虞氏春秋》，比呂不韋的《呂氏春秋》還要早一點。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平民出身，遊說諸侯，得到趙王的信任當輔相。這個人非常講義氣，他已經當了趙國的輔相，而他的朋友魏國公子魏齊，在魏國出了事情被通緝，逃到趙國來找他。按當時魏趙之間的關係，趙國是應該把魏齊送回魏國去的。可是虞卿是趙國輔相，魏齊以當年未發達時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場，虞卿應該把這件事報告趙王，把魏齊引渡到魏國去。而虞卿認為如果這樣做太不夠義氣，因此「棄相捐君」，連宰相都不當了，偷偷離開了趙王，帶魏齊一起跑了。這個歷史上的故事，在趙蕤看來，從做人方面來講是難能可貴的，這是講義氣，但對公的大義而言，這種義氣是不對的。
（四）規矩越繁越有空隙可鑽
中國文化最喜歡講禮，禮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禮、有規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為上，是比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規矩，行久了，太多了，會出大毛病，會使人偷懶、逃避。和法令一樣，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鑽了。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除由叔孫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戰國下來，從秦始皇到漢代為止，中國文化又被攔腰斬了一刀，沒有好好地建立。叔孫通替漢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沒有建立文化制度。
到了漢文帝的時候，學者們建議定禮，可是漢文帝反對。後來到漢武帝的時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文化系統。當時漢文帝和他的母親，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個時候的政治哲學，是主張政簡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儘量地簡化，不主張煩瑣，這是有名的所謂「文景之治」。
到了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的時候，才主張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嚴格地看「文景之治」這一段，比較空白，但也比較樸素。漢文帝當時反對定禮，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禮太繁了，我們讀《禮記》就知道，他的說法不無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對，還有很多學者和墨子一樣都反對繁文縟節，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禮也是不太贊成。照《禮記》的規矩，真是煩瑣得很。我們現在這樣站、這樣坐都不對的，講話、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點一滴，都要小心謹慎，所以說是繁禮，麻煩得很，討厭得很，專門講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齒，那多痛苦！漢文帝認為這並不是禮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麼多條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則來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談這個問題。
（五）名譽越多越易滋生混亂
名，是很好的，給人家名譽，這是好事，如現在的表揚好人好事，絕對沒有錯，但是也會使人生矜篡的念頭，就是傲慢、篡奪的念頭，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國的古禮，名稱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嚴格，階級不同，穿的衣服顏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揚有德，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車服，顯示得那麼威風，而漢高祖和項羽，當時看了秦始皇的那種威儀以後，漢高祖心裡面就起了「大丈夫當如是乎」的念頭，項羽更直截了當起了「取而代之」的念頭，名位就有這樣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話：「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的本質差了，就提倡禮，但是有了禮，制度規範是很好，可也是倡亂的開始。從漢高祖、項羽看了秦始皇的威儀所起的念頭這件事可以看出，老子的這句話是可信的了。
（六）賢人政治的反面是朋黨
在諸子百家中，墨子主張賢人的政治，「尚賢」「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歷史上的政治哲學思想都是聖賢的政治哲學。趙蕤反賢，但他並不是反對聖賢政治，而是說尚賢太過分了、太偏重了，就會出問題。正如孔子說的「矯枉過正」，矯枉到超過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就是重視，尚賢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會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準，社會安定，沒有犯罪的人，所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最終的結果就是「澤施於下，萬人懷德」八個字，使全民得到這種政治所產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講賢人在職，賢能與不賢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難分別，如果走偏了，好人與壞人往往也會結成一黨。
比如歷史上很有名的黨禍，在漢、宋兩代都很嚴重，宋代甚至一度立了黨人碑，連司馬光、歐陽修這一班歷史上公認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黨人碑上，幾乎要殺頭坐牢的！而我們現代從歷史上來看宋代的黨禍，雙方都不是壞人，這兩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領袖王安石，歷史上說他如何如何壞，其實也說不出他什麼壞的事實，只是說他的政策不對，當時實行得不對，但是我們政治上的許多東西，如保甲鄰里制度，就是他當時的這一套制度，他的收稅原則也沒有錯。王安石本人，既不貪汙，又不枉法，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蝨子都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去，被宋神宗看見，都笑了。三餐吃飯，都只吃面前的一盤，一則是因為近視，看不見對面的菜，更重要的是從來不求美食，對於物質的生活，沒有什麼過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形成了那麼大的朋黨，只是政治意見不相投，而成為很嚴重的問題。朋黨則比周，同一政治意見的人會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薦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關係，結果就廢公趨私，變成一個大私的集團，內外挾制，而壞人利用這個團體，把好人當招牌，安安穩穩坐在上面，好人替壞人做了傀儡。這就成了賢人政治的反面。
（七）勇武之人易忽略大局
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軍人，保衛國家，而結果走錯了路，如現代青年，當太保流氓，好勇鬥狠去欺負人，成為私鬥，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變成大太保，乃至當強盜土匪。所以做領導的人，對於勇的人才處理，國家社會該怎樣培養他，要很恰當。《長短經》中說「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如果一個將帥有勇，而行事不夠慎重的話，就有「輕去就」的傾向。因為有勇，所以決策時不免摻雜個人的主觀好惡，而忽略了整體大局的考量。這樣的將帥是不適合鎮守邊疆的，應該用有仁德持重的鎮守邊疆，才可常保邊界的平安。我們再去讀歷史，常常看到某一將領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會把他調回來，當然，也有的調錯了，乃至因此亡國的。如明朝末年，熊廷弼鎮守東北，把滿族人擋住了，最後皇帝被奸臣矇蔽利用，把熊廷弼調回來，乃至論死。假如說皇帝渾蛋，本來他在宮廷里長大，對外面的事不全懂，實在就無話可說了。但這些職業皇帝也蠻聰明的，他從左右大臣那裡聽來的理論，比我們書本上得來的多，公文比我們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幹得好好的將領調回來，也自有他的道理，因為犯了他內心上的妒忌。換什麼人？「使仁德守之則安矣！」換一個大度雍容、有仁德、識大體的人坐守邊疆，不要打起來就好了。讀了這一段，再一想歐美各國的作風，都有他們的道理。在我們看來，他們的這種做法全錯了，但不要忘了，我們是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批評，就我們目前的觀點而言。而在他們的立場，只希望他們這一代不亂，安於現實就好了。
由這裡知道，書本上的道理到底對或不對，很難評斷，同一個道理，同一個原則，用對了就有益，用錯了就有害，所以知識這個東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個人的運用。
（八）領導要處理好專權與偏私
齊國的名相晏嬰，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幹部，固然對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過就變成專權了。就是說一切都要經過這一個幹部，容易形成這個幹部的專權，那就太過分了。兩三個兄弟，都要當孝子，其中一個要特別孝，那麼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時候，有幾個太太，其中一個獨擅專房，不能容納別人，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過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
所以呂不韋著的《呂氏春秋》（這本書是呂不韋的智囊團們把中國文化中雜家的學問收集起來編著的，我主張大家要讀，它也是中國雜家之學的大成，雜家可不一定是壞的，正的反的，好的壞的，包羅永珍，叫作雜學）說：宇宙萬物滋生靠陰陽，它生長了高麗參可以補人，也生長了毒草可以害人，並不偏向只生長一類。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這就是天地無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當領袖的人，萬民之主，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偏私。
申子（戰國時韓國人，名不害，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也說，一個女人獨佔了丈夫，在多妻制的時代，其他的太太一定發生搗亂的行為。家庭如此，國家也如此，一個臣子「專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幹部都被遮蓋了，所以專寵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專君之臣容易破國。
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不能只偏愛一人，偏聽一個人的意見，也不專權任用一個人，凡事大家一起來，像古代車輪的支桿，一起都動，於是就不會有專君的現象了。
（九）廉而過清的反效果
孔子的學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落水的人生命，這個落水的人，是一個獨子，他家裡非常感謝，謝了子路一頭牛。子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頭牛，大概殺來燉牛肉給老師吃。孔子獎勵子路，說子路做得對，這個風氣提倡得好，將來魯國的人都願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這樣很好嘛！子貢比子路有錢，當然，子貢的個性也不同，依魯國的法令，當時的奴隸制度，贖人回去，奴主應該收贖金的，可是子貢不收贖金，孔子責備子貢做得不對。這兩件事，子路收了別人的紅包，孔子說他收得對，提倡好的風氣是勸德，而子貢這樣做應該也沒有錯，他謙讓嘛，自己有錢，不收人家的錢。可是這樣一來，就使別人不敢隨便贖人了，所以有時候做好事很難。由這個道理看起來，人應該廉潔，不苟取，一點都不要，這是對的，當然，不可以提倡貪汙，不過有些時候，像子貢的不受金於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來，不然就會收到廉而過清的反效果。
（選自《歷史的經驗》）
有利益大家先拿，有困難我先面對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
江海包含了一切的山谷水流，百川皆歸於海，海能容納一切細流，所以稱為海。老子再三用海來比喻，形容一個人的學問、道德、品格的修養。因為大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容納了來自各處的淡水、鹹水、清水、髒水等一切的水，而成為土地上最大的海洋。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因此人的修養要像海洋一樣，能包容一切。
要想做一個領導人，一個居上位的人，最少要做到說話不刻薄，態度也要儘量謙虛。中國皇帝自稱「寡人」「孤家」，表示全國百姓你們諸位都好，我自己是倒霉鬼。這也是「必以言下」的謙虛態度，表示一切老百姓是主人，我這個寡人是奴僕，寡德之人，來替你們做事。
「欲先民，必以身後之」這句話要注意，年輕人讀到這裡，不要誤以為要打仗的時候，你們先上前線，我在最後面打，而是指領導大家的人，要把本身的利益放在最後。老子講過「後其身而身先」，有好處時，領導人要讓被領導的人先得，剩下來才自己拿，沒有剩下來也沒關係，我就不要了。假使遇到困難，我先去面對，你們在後面一步，這就是領導的原則，也是領導人的道德。
上古的聖人、政治領導的做法與道德，就能「處上而民不重」。他雖然居在最高的地位，但老百姓沒有感覺到重壓，沒有壓力。「處前而民不害」，領導人站在最前面，一般人並不覺得他佔了先，也沒有妨害大家。「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因此古代歷史上的聖君明王，天下歸心，那是自然而來的。
「以其不爭」，聖人的不爭，是對於利益不爭，利益由別人先得，壞事情別人不要去，由他先面對。這個「不爭」是不爭好處，並不是不做事。「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所以世界上沒有人與他爭。不是不敢與他爭，而是不想爭，因為他接受的都是倒霉的事情，別人不會來搶了。這是上古傳統的政治哲學以及政治藝術的道理。
（選自《老子他說》）
不必要求成功在我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老子》
道家、佛家、儒家教人的道理幾乎都是一樣的。不過佛家、儒家是從正面講，老莊道家是從反面說。反面說，意義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啟發性的作用。佛家與儒家從正面上說，往往變成了教條式的告誡，反而使人抗拒。老莊道家的說法卻合乎「曲則全」的作用，比較使人容易接受。
「不自見，故明」。人本來要隨時反省，使自己看見自己才好，為什麼在這裡卻說要「不自見，故明」呢？這是說，人不可固執主觀的成見，執著了主觀成見，便同佛家所說的「所知障」，反為自障了！有了主觀成見，就無法吸收客觀的東西。尤其對一個領導人來講，千萬不要輕易犯了這個錯誤，即如一個公司的老闆、董事長，一旦事業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須有「不自見」，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說，老莊是帝王學，是偉大的領導術，也許重點就在這些至理名言中。當一個領導群眾的人，千萬不可有「自見」，需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把所有的智慧，集中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
「不自是，故彰」。「自是」與「自見」差不多是同一個道理，但同中有異。「自是」是主動認為我一定都對的，我絕對沒有錯。譬如現在人喜歡引用拿破崙說的「拿破崙的字典裡沒有難字」，乍聽很有氣魄，其實拿破崙就太「自是」，結果還是要失敗。他不過是像項羽一樣的人物，並沒有真正成功的內涵。他的字典裡面沒有難字，那是「自是」。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揚的代名詞。有了功勞的人愛表功，差不多是人們的常態。尤其許多青年同學，很容易犯這個毛病，雖然只做了一點事，就想人家表揚一下，要鼓勵鼓勵。有些人穩幾天可以，多過幾天心裡就穩不住了，我做的事這麼久了，好像老闆都不知道，就要想辦法表現出來。真正有修養的人不自伐，有功等於無功，儒家的人常以堯舜來做標榜，「功在天下」「功在國家」，而他自己更加謙虛，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貢獻似的，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竿，當然不會埋沒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為天下明眼人畢竟很多。
「不自矜，故長」。「自矜」也就是現在所講的自尊心，說好聽點叫自尊心，說不好聽就叫作傲慢，自尊心與傲慢幾乎是同一心態，但用處不同，效果也不一樣。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別人的鈔票掉了，很想把它撿起來，但又不敢去撿，為什麼？因為有自尊心。那你就乾脆撿起來等人來認領，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所以自尊與傲慢，看是用在什麼地方，用不對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四不」的名句，是為人立身處世必然要記住的道理，豈止要把它作為「座右銘」，應當要把它作為「額頭銘」，要貼在額頭上，記在腦子裡，則終身受用不盡。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講到這裡，全篇還是一句老話——「曲則全」。
要怎樣才能做到無爭呢？好處都屬於別人的。例如佛家所說就要菩薩發心，慈悲愛人，愛一切世人，一切犧牲都是為別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點報酬。因此，「天下莫能與之爭」。縱然要爭，也沒有用，我既什麼都不要，本來便是空，與「空」爭個什麼！人之所以有禍害、有痛苦、有煩惱，就是因為想抓住點什麼，既然一切都不要、都捨出去了，那自然無爭，自然爭不起來。這看來是反面文章，其實正是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語氣說：「豈虛言哉？」這不是空話啊，不是空理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