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加諾芬

由於人的被造，開端的原則才進入了世界……某個新的東西出現了，它完全不能從以前發生的事情中預測出來，這就是開端的本質。(below，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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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是論開端的傑出理論家。她所有的書都是講述不可預料的故事(無論是關於極權主義的奇特恐怖，還是革命的嶄新開端)，對人類開創新事物的能力的反思充斥在她的思考中。1958年，她的《人的境況》一書的出版，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東西，四十年後，這本書的原創性仍然像當時一樣令人矚目。它不屬於任何流派，也沒有成功的模仿者，它的風格和手法始終是高度個人化的。雖然阿倫特從未試圖招攬門徒和建立一個思想流派，她卻是一位偉大的教育者，為她的讀者開啟了看待世界和人類事務的新方式。她照亮被忽視的經驗角落的常用方式是作出新的區分，這些區分大多是三元的，對於她的理智想象力來說，傳統的兩分法似乎太狹隘了。《人的境況》充滿了這樣的區分：勞動、工作和行動的區分；權力、暴力和體力的區分；地球和世界的區分；財產和財富的區分，大多數區分常常是通過詞源學的探索確立的，不過這些區分更傾向於以富有爭議的方式挑戰當代的自明之理。因為(就本書最出人意料的特色而言)她在古代希臘找到了一個阿基米德點，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們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為方式。的確，她假定了我們可以從生活於兩千五百年前的人的經驗中得到重要的教訓，這個平靜的假定本身是對現代進步信仰的挑戰。對古希臘的持續引證讓《人的境況》的許多讀者感到困惑不解，他們發現難以理解這本書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展現在這裡的是一本漫長而複雜的書，它不遵從任何既定的模式，充滿著意想不到的洞見，但是缺乏一種清晰的論證結構，因此，導言中要提出的最緊迫的問題就是：什么是阿倫特真正要做的？

本書的難點和魅力都歸因於她一下子做了太多的事情。很多思想線索交纏在一起，不僅僅是初次閱讀難以抓住，就是反覆閱讀也讓人驚奇。但是有一件事顯然是她沒有做的，就是像傳統理解的那樣寫一種政治哲學，即提供以哲學論證支援的政治處方。習慣於那種風格的讀者，通常都靠著強調阿倫特對人的行動能力的解釋，試圖在《人的境況》中找到類似的東西。由於這本書帶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也易於讓人們相信，她打算提出一種政治行動的烏托邦，一個新雅典。這種漫畫式的作法並非毫無根據，阿倫特的確傾向參與式民主(#a1."sup[1]/sup。的確，本書最鮮明的組織原則在於它對三種人類活動的現象學分析，這三種活動形式對於人之境況是根本性的：勞動，相應於人作為動物的生物生命；工作，相應於人類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動，相應於我們作為不同個體的複數性。阿倫特認為，在哲學和宗教佔優勢地位所塑造的理智傳統中，這些活動之間的區分(和隱含在區分當中的活動等級)一直都被忽略了。然而，這本書包含的東西遠遠多於現象學分析，甚至遠遠多於阿倫特就傳統政治哲學對人類活動的錯誤再現所做的批判。因為所有這些考慮都產生於她對當代事件的回應。當她在序言中說，她要做的「只不過是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時，也表明了她所做的不僅僅是對人類活動的一般分析，而且是「從我們最嶄新的經驗和最切近的恐懼出發，重新考慮人的境況」。那么，是什么經驗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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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開頭就是她對那些揭示了人類開端啟新能力的一個事件的反思：195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阿倫特將其描述為一個「在重要性上無可比擬，甚至比原子裂變還重要的事件」。如同在她寫作本書期間發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樣，這個出乎意料的事件促使她重新組織了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支援了她已經作出的觀察。由於注意到人類力量這一驚人展示在各方面引起的歡呼，不是某種驕傲和敬畏的體現，而是人類終於可以逃離地球的一個訊號，她評論說這種「對給定的人類存在的反叛」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通過逃離地球進入太空，以及通過核技術事業的發展，人類正成功地挑戰自然的界限，而現代科學由於未能進入公眾討論的視野，就對政治提出了更難以回答的問題。

阿倫特的前言從這個事件接著轉向了「另一個同樣危險的事件」：自動化的出現。奇怪的是，這兩個事件乍看之下沒什么關聯，自動化雖然把我們從艱苦勞動的負擔下解脫出來，卻在一個所有職業都被看作謀生手段的「勞動者社會」引起了失業。在本書對人類活動的現象學分析當中，這兩個表面上無關的主題逐漸展開為辯證對比的關係。一方面，太空時代的來臨表明人類確實可以超越自然。作為現代科學「脫離地球」的結果，人類開端啟新的能力挑戰了一切自然限制，令人驚恐地開啟了未來之門。另一方面，在阿倫特描繪為「脫離世界」的發展當中，甚至被更高效的生產和消費所獨霸的現代自動化社會，促使我們僅僅像受自然法則支配的動物種群那樣去行為和思考自身。

沒有意識到他自身能力和責任的人類動物，還沒有做好準備來掌管這股威脅地球的力量。這兩方面的結合回應了阿倫特早期對極權主義的分析：一方面相信「萬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認為人類只不過是受自然或歷史法則支配的動物種群，個體可有可無。極權主義就是這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織，一起推動的一種虛無主義過程。此一回應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人的境況》與阿倫特論極權主義的著作有機聯絡，兩者共同構成了對當代人困境的一種原創性的、發人深省的診斷。

本書起源於阿倫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學的查爾斯·r.沃爾格林基金講座中的演講，它本身也是一個更大的計劃——論「馬克思主義中的極權主義因素」——的副產品。在完成《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後，阿倫特就著手這個計劃，因為《極權主義的起源》考察了大量關於納粹的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前史，但對於斯大林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的極權統治，卻沒有考察它背後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她的新的工作是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何種特徵促成了這場災難。結果，她鉤耙出的東西是如此豐富多彩，以至於她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一直都沒有寫出來，但其中許多思想線索都在《人的境況》中得到了體現，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終得出結論說，馬克思的致命錯誤是把政治行動誤解為其他人類活動——她稱之為工作和行動——的混合。

在阿倫特看來，把政治行動理解為製作(making)某物是一個危險的錯誤。製作——她稱為工作的活動，是工匠用強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於他的模型的活動。原材料在製作過程中沒有發言權，更不能把人類當成原材料來創造一個新社會或創造歷史。說「人」創造著他自己的歷史是誤導的，因為(正如阿倫特不斷提醒我們的)這樣的人不存在：「人們，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於世界。」把政治考慮為製作，就在理論上忽視了人的複數性，在實踐上壓制了個人。可是，阿倫特發現馬克思從西方政治思想的偉大傳統中繼承了對政治的這種特有誤解。其實自從柏拉圖拒絕雅典民主制，制訂他的理想城邦規劃以來，政治哲學家們對政治的書寫就有系統地忽略了人最顯著的政治屬性，即人是複數的，每一個人都能提供新的視角和做出新的行動，他們不適合成為整齊劃一的試驗模型，除非摧毀他們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況》中，阿倫特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恢復和發現這些被忽視的人類能力，來質疑整個政治哲學傳統。

但是這一對傳統政治哲學的批判並不是她從對馬克思的反思中獲得的唯一重大主題。因為阿倫特認為，雖然馬克思用工匠的術語談論製作，但他實際上按照更近於動物生活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實際上是勞動——來理解歷史。他把人類歷史視為一個可預測的過程，對他來說，歷史不是獨特的、終有一死的個體的故事，而是一個種群的集體生活過程的故事。在阿倫特眼裡，雖然他錯誤地假定了這個過程可以通過革命導向「自由領域」，但她仍震驚於他所描繪的，個體淹沒在人類種群致力於生產和消費的集體生命中，這個集體生命無情地前進的畫面。她發現這是一幅現代社會的畫像，揭露了現代社會對經濟的關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識。因此，在阿倫特關於人類活動的現象學中交織的第二個重大主題，是她對一種「勞動社會」的興起的解釋。

「社會」(thesocial)這個主題始終是本書最令人困惑、最具爭議的方面之一。許多讀者攻擊阿倫特貶低了社會問題，並且認為她在批評現代社會順從主義的物質主義時，傾向一種英雄式行動的生活。但是這樣的閱讀忽視了本書的複雜性，因為本書的另一箇中心主題是關於行動的危險，即行動發起的新過程常常超出行動者的控制，產生現代社會的過程也包括在內。她對人類條件分析的中心要義是，一個建立在地球上的人類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關重要，它幫助我們抵禦了自然過程的侵蝕，為我們終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個穩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們聚攏在一起的一張桌子，「讓人們既相互聯絡又彼此分開」。只有與從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人類世界的共同經驗，才能讓我們全面地看待現實並發展出一種共享的共同感。否則，我們每個人就都會被拋回到我們自己的主觀經驗當中，在那裡，只有我們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慾望才是真實的。

幾個世紀以來，經濟的現代化一直是對人類世界的主要威脅，(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它摧毀了所有穩固的東西，讓一切東西都捲入了運動中。不同於馬克思把這個變化看作不可避免的歷史程式的一部分，阿倫特把它回溯到偶然的人類行動所造成的非人所願的後果，特別是在宗教改革中發生的對教會財產和農民財產的大規模剝奪。因為財產(在代代相傳的土地權的意義上)一度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根基，它讓它的所有者致力於保持世界的穩定性。由16世紀的剝奪所引發的巨大變化是雙重的，一方面，本來在世界中有穩固之所的農民變成了臨時工，要完全投入到滿足他們肉體需要的生存鬥爭中去。另一方面，穩固財產轉變成了流動財富——資本，帶著馬克思做過出色描述的動態效應。人類發現他們不再居於一個穩固的、為了持存而建的事物世界中，而是被吸收到了一個不斷加速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

到阿倫特反思自動化的含義的時候，這個生產和消費的過程已經超出了滿足自然需要的範圍；的確，自動化所涉及的活動、方法和消費品是高度人為的，但是她指出這種現代的人為性完全不同於從前文明定居於其中的、穩固的人造世界。物品、傢俱乃至房屋本身都變成了消費專案，直到自動化生產過程帶上了一種人類也不得不適應的準自然節奏。她說，「彷彿我們用力開啟了保護世界和人造物免受自然——在自然中進行的生物過程以及圍繞著它的自然迴圈過程——侵蝕的邊界，把它們交付和遺棄給那些始終威脅著人類世界穩固性的東西」。在《人的境況》的其他地方，她把發生的事情描述為「自然的非自然增長」(unnaturalgrowthofthenatural)或「生命過程的釋放」，因為現代化已經證明了它極其擅於提高生產、消費和增殖，比從前的時代大大加快了人類生產和消費的步伐。她認為，由於經濟考慮成為了公共關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像先前所有文明時代那樣，隱藏在家庭的私人領域內)，世界的毀滅和人類越來越強烈地根據他們的消費慾求來理解自身的傾向，就成了必須付出的代價。

當然，她的論證並非暗示我們，我們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我們自己從勞動的沉溺中拉出來，並採取行動。因為現代的勞動霸權並不意味著人類停止了行動，停止了開端啟新——只不過現在科學和技術變成了「對自然採取行動」的舞臺。在科學發明令人矚目地揭示了人超越自然限制的同時，人卻越來越傾向於把他們自己看作動物物種。因此與勞動者所遭受的「世界異化」對應的，是在科學家當中發生的「地球異化」。儘管阿基米德早就宣佈，如果給他一個立足點，他就能撬動地球，阿倫特則論證說，(從伽利略時代到當代的空間工程師和核物理學家)人已經找到一種從宇宙角度看待地球的方式，並且運用人類開端啟新的特權挑戰了自然的界限，以至於達到了威脅生命本身的未來的程度。普羅米修斯式的權力——釋放帶有不可預知後果的過程——被賦予了這樣一個存在者的社會：他們沉浸在消費中而無力承擔對人類世界的責任或不瞭解他們的政治能力。阿倫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無思想(本身與人類公共世界的喪失有關)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顯著特徵」，而她大聲思考的目的確實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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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倫特的目的是激發思想和討論而言，她已經獲得了成功的響應。像她的大部分著作一樣，《人的境況》自問世以來一直是激烈爭論的焦點。的確，很少有其他現代政治哲學著作受到如此矛盾的評價，有些人認為是天才之作，另一些人認為不值一駁。許多學院派反對本書的非正統方式和風格，因為阿倫特把主流討論放在一邊就展開了她的分析，沒有界定她的術語或致力於傳統的論辯。這本書也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議，它對勞動動物的處理和對社會問題的分析，讓它的作者在許多左派那裡不受歡迎，但她對行動的解釋卻為其他激進派傳遞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訊息，包括各種民權運動中和鐵幕背後的激進人士。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人的境況》被歡呼為參與式民主的教科書，而它和那些運動的結盟又再次令它的批評者疏遠。

近年來，阿倫特的思想吸引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部分是出於她本人不希望的原因，例如對她的性別、她的種族、她和海德格爾的浪漫關係的興趣)。這本書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承認，但它的意義仍有待討論。作為一個交織著如此多線索的複雜體，它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閱讀空間。亞里士多德主義者、現象學家、哈貝馬斯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女權主義者以及許多其他思想者都在它豐富肌體的不同理路中找到了靈感，雖然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四十年，但要評價它的持久意義還有待時日。假如我們能從這本如此複雜的書中抽取一箇中心主題，那么這個主題就必定是，它提醒了政治的極端重要性，提醒我們恰當地理解我們的政治能力，理解政治提供的危險和機會。

阿倫特對人之境況的敘述提醒我們，在開端啟新的意義上，人是行動的生物。行動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無論我們是否理解它的含義，而不理解所導致的就是，人類世界和地球本身遭到了我們親手造成的災難的破壞。著眼於她所謂的「現代」(從17世紀到20世紀早期)，她從中診斷出一種荒謬的形勢：高速的經濟程式是由人的行動發動的，而與此相關的人卻越來越傾向於把自己看作社會經濟大潮中無助的隨波逐流者。她相信，這兩股趨勢都與公共注意力轉向經濟活動有關，而在傳統上經濟活動一直是家庭的私人事務。不過，在前言中，她注意到了她描寫的「現代」已經退潮，核技術的出現，已經在人類和他們自然環境的長期互動中開展出一個「新的尚不確定的時代」。假如她今天還活著，她就會在權力以及失去權力的熟悉主題上，指出一個新的變動，這個變動與一種迄今為止仍然被遮蔽在私人領域的自然機能，即將浮出公共領域的水面有關。一方面，基因工程的發明(以及它衝破自然束縛、發動新過程的力量)驚人地證明了人的超越能力，和她所謂的「對給定的人類存在的反叛」；另一方面，由於我們不僅前所未有地依賴生產，而且前所未有地依賴生殖，從而更加深了我們對自身作為動物的自我理解。性的問題雖然只是最近才被允許進入公共討論，卻迅速地排擠了其他話題，同時，新達爾文主義科學家也鼓勵我們相信，我們的一切都是由基因決定的。

由於權力和責任之間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了，她關於人的行動能力的提醒和對「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嘗試，就顯得特別及時。不過，我們需要仔細傾聽她說的是什么，因為我們易於把她帶來的訊息誤解為對人性的呼喚，呼喚人性從麻木中崛起，對事件負責，並有意識地設計我們的未來。準馬克思主義方案的問題就在於，沒有什么「人性」可以以這樣的方式負責任。人類是複數的和終有一死的，正是人類條件的這些特徵，為政治既賦予了不可思議的開放性，又賦予了令人絕望的偶然性。

《人的境況》最令人振奮的訊息是它提示了人的誕生性和開始的奇蹟。與海德格爾對我們的有死性的強調截然相反，阿倫特證明了對人類事務的信念和希望，來自這個事實：新人不斷地來到這個世界上，他們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都有能力創新，從而打斷或扭轉由先前行動所發動的事件鏈條。她說行動是「人的一種創造奇蹟的能力」，指出在人類事務中，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實際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社會完全陷入僵化，行駛在冷酷無情的軌道上，也不排除新的開端。自本書出版後，她對政治的不可預測性的認識已經得到了驚人的證實，至少被共產主義的垮臺所證實。1989年的革命顯然是阿倫特式的，表明了她所說的，即使在沒有權力的地方，權力也會突然迸發，只要人們開始「協力行動」(actinconcert)，就能出人意料地從表面強大的政權中撤退。

但是如果說她對行動的分析在黑暗時代帶來了希望的訊息，同時也帶來了警告。因為行動奇蹟般的不可預測性的另一面，是無法控制其後果。行動發動了事件，但一個個人甚至不能預見自己創新的後果，更不要說當他的創新在公共舞臺上與其他人的創新糾纏在一起的時候，他能控制以後發生的事情。從而行動深深地令人失望，因為它的結局可能完全不是行動者所想要的。正是由於在複數的行動者中間的行動的「偶然性」，自柏拉圖以來的政治哲學家們才試圖用一種製作藝術品的政治模式取代行動。繼哲學王注視理想模型，並把他消極的臣民改造得適合於這個模型之後，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精心闡述的完美社會方案，在其中，每個人的行為都符合作者設計的藍圖。烏托邦思想這一令人吃驚的貧乏性質，就在於他們當中缺少創新的餘地和多樣性的空間。儘管阿倫特指出這一點已經四十年了，但主流政治哲學還陷在同樣的陷阱裡面，仍然不願意認真對待行動和複數性，仍然想要找到某些可以從邏輯上加以推演的理論原理，其強有力的理性力量甚至能迫使未出生的下一代人接受，從而讓現實政治環境中只有通過妥協才能解決的偶然性變得多餘。

阿倫特認為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可以讓行動變得可預測，但她強調它們的範圍是有限的。原因很簡單，總是存在著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從而打破錶面上冷酷無情的過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動本身不能治癒過去的創傷或讓不可預見的未來變得安全。只有人類寬恕或承諾的能力能解決這些問題，但也只是部分地解決。報復過去的錯誤只會激起進一步的報復，而寬恕能打破這個沒完沒了的令人厭倦的鏈條，近年來南非種族之間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倫特觀點的一個感人例證。不過，如她所說的，沒有人能寬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預見的合作才能寬恕，而有些惡行永遠無法寬恕。另外，這一解除行動所引發的結束鏈條的辦法只對人的行動造成的結果有效；不能通過寬恕來矯正那類引爆核反應或引起種族滅絕的「對自然採取的行動」(actionintonature)。

另一種對付由複數的人的創新造成的不可預見之後果的辦法，是人類作出承諾和信守承諾的能力。一個人對自己作承諾是靠不住的，但是當複數的人們走到一起，為了未來而作出保證時，他們在自身之間創造的合約就在「不確定的海洋」上丟擲了一個「可預見的島嶼」，創造了一種新的確定性，使他們能共同運用權力。所有這些就是契約、條約和章程，它們或許像美國憲法那樣強大可靠，或許(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協定》那樣)根本就不值得寫在檔案上。換言之，它們完全是偶然的，根本達不到哲學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倫特因讚美行動而享有盛譽，最為著名的是她談論雅典人與他們的同儕一起投入公共領域而贏得不朽聲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況》同樣關注行動的危險，關注由行動的自發性所引起、目前已變得無法控制的無限過程。當然，她提醒我們，我們不是無助的動物：我們能從事下一步的行動，主動打破這類過程，並通過約定來控制它們。但是在控制那些由於莽撞地對自然採取行動而導致的過程時，除了要面對物理上的困難外，還要注意複數性本身引起的政治問題。理論上，如果我們齊心協力工作，就能帶來巨大的權力；但是複數的人之間的一致是難以達到的，而且更無法避免其他行動者的自發破壞行為。

站在新千年的門檻上，我們所能做的一個可靠預測就是，儘管過程的運動一直在持續，開放的未來仍將成為無數人自發行動的舞臺，這些自發行動遠非我們當前所能想象。也許作出另一個預測不算輕率：未來讀者會在《人的境況》中找到供思考的養料和供討論的範圍，在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斷髮掘和發展出不同的線索與主題。對阿倫特，那是最適合不過了。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盡頭時所說的：

每次你寫了什么東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變成了公共事物，顯然任何人都可以對它隨意取捨，而且本應如此。我對此毫無怨言。無論你被理解成什么樣，你都不應該企圖控制這一切。你反而應該從其他人對它的理解中學習。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