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權力、名望和財富的方式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它們可能來自繼承權，也可能來自某些文化所讚賞的個人素質，如勇氣，機智，治療疾病的能力，與超自然的力量交流的能力，頭腦的靈活多變，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素質。它們也可能來自非凡的或成功的活動，得力於某些特定品質或藉助於偶然的環境機遇。在我們的文化中，地位和財產的繼承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權力、名望和財富必須通過個人自己的努力去獲得，那麼個人就不得不進入與他人的競爭。這種競爭以經濟為中心，輻射到所有一切活動之中，並滲透到愛情、社會關係和遊戲之中。因此，在我們的文化中，競爭無疑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無怪乎我們發現它在神經症病人內心的衝突中始終佔據著一個核心的地位。
在我們的文化中，病態的競爭在三個方面不同於正常的競爭。首先，神經症病人老是不停地拿自己與他人衡量，甚至即使在不需要作這種衡量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儘管努力超過他人乃是一切競爭的本質，神經症病人卻過分喜歡拿自己與那些根本不可能成為自己潛在的競爭對手的人，與那些和自己沒有共同競爭目標的人衡量並比較。他會不加分辨地把諸如誰最聰明，誰最有吸引力，誰最受公眾歡迎這樣的問題應用到任何一個人身上去。他對於人生的感受，可以與一個騎手在賽馬中對生活的感受相比較。對他來說，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能否超過其他人。這種態度必然會使得他對任何事業都喪失真正的興趣。他真正關心的問題並不是他所做的事情的內容，而是通過這件事他可能得到什麼樣的成功和名望。神經症病人可能意識到自己愛與他人比較的態度，也可能只是機械地這樣做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不過，他很難充分意識到這種態度在他身上發揮的影響和作用。
病態競爭與正常競爭的第二點不同是：神經症病人的野心不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是要使自己顯得獨一無二，卓爾不群；與此同時，他可能認為自己的目標比較起來總是最高的目標。他可能完全意識到自己正被這種無情的野心所驅使，但也往往不是完全壓抑了這種野心，就是部分地掩蓋了這一野心。在後一種情形下，他可能相信，他所關心的並不是成功，而只是他正在從事的事業；他也可能相信，他並不想在舞臺的中央接受觀眾的喝彩，而只想在幕後做些打雜的工作。他也可能承認他過去的確一度很有野心，但那是在他一生中的某一個時期。那時候，他雖然是一個小男孩，卻幻想有朝一日成為基督或成為第二個拿破崙，幻想把整個世界從戰爭中拯救出來。或者，她雖然還只是一個小女孩，卻希望有朝一日嫁給威爾士親王。但神經症病人會宣佈說，自從那時候以後，他的野心就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甚至可能抱怨說他現在是這樣缺乏野心，以致他簡直希望能夠再有一點過去的野心。而如果他完全壓抑了自己的野心，他就很可能堅信，他本人與野心完全無緣。只有當某些保護性的岩層在心理分析醫生的發掘下發生鬆動以後，他才會回憶起自己曾經有過一些宏偉誇張的幻想，或者有過一些在頭腦中一閃而過的念頭。例如，希望在自己的領域中成為最出類拔萃的人，或者認為自己特別聰明特別漂亮，或者因為自己身邊的某個女人居然會愛上別的男人而感到十分驚奇，甚至回想起來還十分氣憤並懷恨在心等。然而，在大多數情形下，由於意識不到野心在自己的反應中具有如此強有力的作用，他都並不認為這些幻想和念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有時候，這種野心會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目標上，例如才華、魅力或某些成就、某種德行。但也有一些時候，這種野心並不集中在某一明確的目標上，而是擴散到一個人的所有活動中。他務必要在他所滿足的一切領域中成為出類拔萃的人。他可能同時希望自己既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家，又是一個名聲顯赫的醫生，又是一個無與倫比的音樂家。如果她是一個女人，她可能不僅希望自己在自己特定的工作領域中名列前茅，同時還希望自己是一個完美的家庭主婦和最善於打扮、穿戴入時的女人。這種型別的青少年可能發現自己很難選擇自己的職業或投身於任何一種生涯，因為選擇一種即意味著放棄另一種，或至少是部分地放棄自己最喜愛的興趣和愛好。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要同時精通建築、外科手術和小提琴演奏的確可謂困難重重。這些青少年也可能抱著許多過分不切實際的空想和希望開始自己的工作。他們希望自己繪畫像倫勃朗一樣好，寫劇本像莎士比亞一樣好。如果剛開始在實驗室工作，他們就希望能準確無誤地計算血球數目。由於他們過分龐大的野心使他們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空想，所以他們根本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很容易心灰意冷，很快就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努力而開始另起爐灶。許多天賦極好的人就這樣分散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他們的確有在各個領域中取得某種成就的巨大潛能，但由於興趣太廣野心太大，所以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他們都不可能始終如一地追求任何一個目標。到頭來他們一事無成，白白地浪費了自己很好的才能。
無論能否意識到自己的野心，他們對野心所遭到的任何挫折卻總是十分敏感。如果不能滿足自己很高的希望，那麼即使是成功也會使他們感到失望。例如，一篇科學論文或專著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不能一鳴驚人，引起轟動，而僅僅產生了一點有限的影響，就仍然會使他感到失望。這種型別的人在通過了一場困難的考試後，可能因為他人也同樣通過了這一考試而認為這算不上什麼成功。這種總是傾向於失望的態度，是這種型別的人為什麼不能享受成功歡樂的原因之一。至於其他的原因，我將在後面加以討論。自然，他們對任何批評也都極其敏感。許多這樣的人在寫了第一本書或畫了第一幅畫以後，就再也寫不出書，或再也畫不出畫來了，因為即使是溫和的批評也已經足以使他們心灰意懶，深感失望。許多潛在的神經症病人，都是在遭到上司的批評或招致失敗的時候，顯示出最初的症狀來的，儘管這些批評或失敗本身算不了什麼，而且無論如何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精神障礙。
病態競爭與正常競爭的第三點不同，是神經症病人這些野心中隱藏的敵意，即他那種「只有我才應該是最美麗、最能幹、最成功的人」的態度。當然，在任何一種緊張的競爭中，都必然包含著敵意，因為一個競爭者的勝利即意味著另一個競爭者的失敗。事實上，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存在著這樣多具有破壞性的競爭，以致作為一種孤立的特徵，我們甚至不敢說它具有病態性質。它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模式。但是，在神經症病人身上，競爭的破壞性方面總是比建設性方面更強大；對他來說，看見他人失敗比自己獲得成功要更加重要。更確切地說，具有病態野心的人的所作所為，就好像對他說來，擊敗別人比自己取得成功更重要。雖然實際上，他自己的成功對他說來乃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於他對成功有強烈的抑制傾向——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看到——所以唯一向他開放的路徑乃是成為優勝者，或至少感覺到比他人優越。而這就意味著擠垮他人，使他人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或乾脆踩在自己腳下。
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上展開的競爭中，損人利己，打垮競爭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或榮譽，或設法扼制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這一切往往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然而，神經症患者卻受一種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和不區分物件的衝動所驅使，拼命地去詆譭他人。他甚至可能明知他人不會對自己有任何實際傷害，他人的失敗甚至可能對自己不利，但他仍然拼命地詆譭他人。他的這種感情可以清晰地描述為這樣一種信念——「只有一個人能夠成功」，而這不過是「只有我才應該取得成功」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在他的這些破壞性衝動背後，可能存在著大量緊張的情緒。例如，一個正在寫劇本的人，當聽到他的一個朋友也正在寫劇本時，竟突然陷入一種盲目的憤怒中去。
我們在許多人際關係中，都可以發現這種打垮和挫敗他人努力的衝動。一個野心勃勃的兒子，可能會不顧一切地希望挫敗他父母為他所做的一切安排。如果父母硬要他注重名譽，行為得體，以便在社會上取得成功，他就會使自己的行為在社會上臭名遠揚，激起公憤。如果父母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他的智力發展上，他就可能對學習產生強烈的反感和抑制，以致顯得智力呆滯，頭腦遲鈍。我記得我曾經有兩個這樣的小病人，他們的父母起初懷疑他們智力發育不全，而後來他們卻表現出很高的智力和才能。在他們企圖以同樣的方式來對付醫生的時候，也就清楚地暴露了他們這種企圖挫敗父母願望的真實動機。兩個孩子中有一個孩子長時間假裝不懂得我所說的一切，以便我不能有把握地對她的智力下判斷。但最後我終於發現，她一直在對我玩她用來對付父母和老師的同一種把戲。這兩個小孩都有極大的野心，然而在治療的最初階段，這種野心完全淹沒在破壞性的衝動中去了。
同樣一種態度也可以見之於對待學習和接受任何一種治療的過程中。不管是聽課還是接受治療，從中獲得好處乃是個人自己的利益所在。但對這種型別的神經症病人說來，或者更準確地說，對這些人內心的病態競爭心說來，挫敗教師或醫生的努力，使他們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想法會變得更加重要。如果他能夠達到這一目的，證明別人在他身上不可能有所成功，他甚至寧願付出這樣的代價，即繼續生病或永遠無知，藉以向他人證明：他們也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不用說，這一過程是在無意識中進行的；而在他的自覺意識中，他可能會認為這個教師或這個醫生的確無能，不適合教他學習或給他治病。
因此，這種型別的病人可能不同尋常地害怕醫生會成功地治癒他。他會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地挫敗醫生的一切努力，哪怕這樣做會同時挫敗他自己的目的也在所不惜。他不僅會故意給醫生造成錯覺或不提供某些重要的情況，而且，只要他辦得到，他還會始終保持原狀或戲劇性地使病情加重。他決不會告訴醫生，說他的病情有任何好轉；或者，即使他承認這一點，也顯得極不情願，或甚至予以一種抱怨；他會把自己病情的好轉和從內省中得到的好處，歸因於某些外來因素，如氣候的變化，服用阿司匹林，讀了某一本書等。他決不會遵照醫生的任何指示，企圖以此證明醫生所說的話完全是錯誤的；或者，他會把他本來粗暴地加以拒絕過的醫生的建議，說成是他自己的一大發現。後面這種行為，也往往見之於日常生活之中。它構成了無意識剽竊的心理動力，許多關於優先權的爭吵，都建立在這一心理基礎之上。這種人除自己之外不能容忍任何人有新思想新發現。任何不是他提出來的建議，他都會堅決地加以詆譭。例如，他會討厭或詆譭一部電影或一本書，只要推薦這部電影或這本書的人是他此刻正在與之競爭的人。
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當所有這些反應經醫生的精闢解釋而接近意識水平的時候，神經症病人往往可能對醫生的精彩分析爆發公開的憤怒。他可能一陣衝動想要砸爛辦公室裡的某樣東西，或厲聲地對醫生惡語中傷。在某些問題得以澄清以後，他會立刻指出，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甚至即使他有了相當可觀的好轉，而且理智上也承認這一事實，他在感情上也仍然拒絕表示任何感激。當然，在這種不知感激的現象中還包含著別的心理因素，例如害怕欠別人的情，害怕承擔償還別人恩惠的義務；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卻往往是這種由於不得不把某件事歸功於某人，而在神經症病人心中產生的屈辱感。
伴隨著這種挫敗他人的衝動，往往可能產生極大的焦慮；因為神經症病人會下意識地假定他人也像自己一樣，在遭到挫敗後會受到很大的傷害併產生報復心。因此，他總是因為對他人的傷害而焦慮不安，並且竭力不使自己意識到自己這種挫敗他人的傾向，並始終相信和堅持這一切事實上乃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神經症病人有強烈的詆譭他人的傾向，他就很難形成任何積極的、正面的意見，就很難採取任何積極的、肯定的立場並作出任何建設性的決定。即使他有可能提出某種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最終都會因他人提出的最微不足道的批評而煙消雲散，因為只要一點點小事，就完全足以激發起他的詆譭衝動。
所有這些包含在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中的破壞性衝動，都可以進入到競爭行為中來。在我們文化中所發生的一般性競爭氣氛中，甚至正常人也很可能表現出這些傾向；但是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些衝動本身卻變得極其重要，儘管它們可能給他帶來不利和痛苦。這種侮辱別人、剝削別人、欺騙別人的能力，對他說來已成為一種優越和勝利；而如果不能侮辱、剝削、欺騙別人，那就是一種失敗。神經症病人因不能佔別人便宜而產生的許多憤怒，都來源於這種失敗感。
如果個人主義的競爭精神瀰漫於整個社會，那就必然會給兩性之間的關係造成損害，除非屬於男人的生活領域與屬於女人的生活領域被嚴格地加以分開。儘管如此，病態的競爭，由於其所具有的破壞性，卻甚至可能比一般的競爭產生出更大的浩劫。
神經症病人挫敗、制伏、侮辱對方的病態傾向，在戀愛關係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性關係成了制伏、貶低對方或被對方制伏、貶低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性質顯然與性愛關係的本性全然相悖。這種情形往往發展為弗洛伊德曾經描述過的男人戀愛關係中的分裂：一個男人在性方面可能僅僅為那些比他標準更低的女人所吸引，而對愛慕和崇拜他的女人卻沒有任何性慾。對這種人說來，性交不可分割地必然伴隨著侮辱傾向，正因為如此，所以一旦面對他愛慕的女人或他可能愛慕的女性，他就會立刻壓抑住自己的性慾。這種傾向往往可以追溯到他母親身上。他曾經從母親那兒感受到侮辱，他也希望對母親回報以侮辱；但是出於恐懼，他又只能把這種衝動隱藏在一種誇張的忠誠後面。這種情形往往被說成是一種固定作用（fixation）。在往後的生活中，他通過把女人分為兩種，而為自己找到一種解決方案；這樣，他對他所愛的女人的潛在敵意，就表現為以實際行動來使她們感到灰心喪氣。
這種型別的男人，一旦同一位身份或人品與他相當或者比他優越的女性發生關係，往往不是為她感到驕傲，而是隱隱地替她感到羞恥。他可能因為自己的這種反應而感到十分困惑，因為在他的自覺意識裡，他並不認為女人一旦與男人發生性關係就會失去其固有的價值。但他不知道：他這種通過性交來貶低女性的衝動是如此強烈，以致在情感上，女性在發生性關係後對於他已變成一種可鄙的尤物。因此，他替她感到羞恥，這乃是一種順理成章、合乎邏輯的反應。同樣，女性也可能為自己的情人產生一種非理性的羞恥感，表現為不希望被人看見他倆在一起，或對他的美好品質熟視無睹。因此，她對他的欣賞遠不如他實際應得的欣賞。精神分析證實，女性也同樣具有貶低對方的無意識傾向。通常，她對於女性也有同樣的傾向，但由於某些個人因素，這些傾向卻更多地集中在與男性的關係中。造成這一情形的個人因素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對某個受父母寵愛的兄弟的仇恨，對軟弱無能的父親的輕蔑，堅信自己缺乏魅力並因而事先認定自己必然受到男人的拒絕或冷落。同時，她也可能出於對其他女性的極大恐懼，而不敢表現出自己這種對她們的侮辱傾向。
女性和男性都同樣可能充分意識到自己一心一意要制伏和侮辱異性。一個少女可以抱著這樣一種坦率的動機，即要置某個男人於她的股掌之上，而開始與男人談戀愛。她也可能故意挑逗男性，而一當對方產生了愛情，就立刻棄之不顧。但是，在通常情況下，這種侮辱他人的慾望卻是無意識的。在這種情形下，它可能以種種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它可能表現為老是嘲笑男人的追求；此外，它也可能表現為性冷淡，以此來向男人表明，他不可能使她滿足，從而成功地侮辱了對方——尤其在對方本來就對女性的侮辱懷有病態恐懼的情形下就更是如此。與此相反的現象也往往見之於同一個人身上，即因為性關係而感到自己受了利用，受到侮辱和貶低。在維多利亞時代，女性感到性關係對自己是一種侮辱乃是一種普遍的文化模式，只有當這種關係合法化和合乎冷冰冰的禮節時，這種感覺才會被沖淡。最近30年來，這種文化影響已經越來越弱，但仍然足以使女性比男性更經常地感到性關係傷害了自己的尊嚴。這種影響，也同樣可以導致性冷淡，或導致完全避免與男性接觸，不管她內心是多麼渴望與男性接觸。這種女性可能通過受虐淫幻想或性變態，從這種態度中得到一種繼發性滿足。但這樣一來，她就會因為預先想到他人的侮辱，而對男人產生一種巨大的敵意。
一個深恐自己缺乏男性氣概的男子，往往很容易懷疑自己之所以得到女性的愛，僅僅是因為這女人需要獲得性的滿足，即使哪怕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女人是真誠地喜歡他也是枉然。因此，他可能因為自己這種被人利用的感覺而對女人產生憎恨。此外，一個男人也可能把女性對他的愛撫缺乏反應，視為一種不可忍受的屈辱，因而老是怕對方得不到滿足。在他自己看來，這種極大的關注顯得是一種溫柔體貼；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卻可能十分粗暴，絲毫也不懂得體貼。這就表明：他對女性是否得到滿足的關心，只是他自己為避免感到屈辱的一種保護手段。
有兩種主要的方式可以用來掩蓋這種侮辱和挫敗他人的衝動。一種是借崇拜讚美來掩蓋，另一種是通過懷疑使這種衝動理智化。當然，懷疑也可能真實地表達了理智上存在著的不同意見。只有確實能夠排除這種真正的懷疑的時候，我們才有理由在懷疑的背後去尋找隱藏著的動機。這些動機可能隱藏得並不深，以致只要簡單地質問這種懷疑的根據何在，就可以導致焦慮的發作。我的一位病人每次就診都要對我進行粗魯的侮辱，儘管他自己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而後，當我直接詢問他是否真正相信他對我能力的懷疑時，他便立刻陷入嚴重的焦慮狀態，變得坐立不安。
當這種侮辱和挫敗他人的衝動被一種崇拜態度掩蓋起來後，其過程就會變得更加複雜。那些在內心深處隱秘地渴望傷害和侮辱女性的男人，很可能在自己的自覺意識中把女性捧上天；而那些無意識中總是希望打敗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則很可能沉溺於英雄崇拜。在神經症病人的英雄崇拜中，也像在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中一樣，很可能有一種真正的價值感和偉大感。但神經症病人的英雄崇拜，其根本特徵卻在於它事實上乃是兩種傾向的妥協：一種是對於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論其價值何在——因為他自己就有這方面的願望；另一種則是用偽裝來掩蓋其對於成功者的破壞性願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衝突，就可以根據這一點來理解。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婚姻衝突往往更多地涉及女性，因為男人往往有更多獲得成功的外界刺激，他也更有獲得外部成功的可能性。假定有這樣一個具有英雄崇拜傾向的女人，她之所以嫁給一個男人，是因為他已經取得的成功或他未來可能的成功使她動心，那麼，由於在我們的文化中，妻子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並分享了丈夫的成功，所以只要這種成功能夠繼續下去，就會給她帶來某種滿足。但另一方面，她卻處在一種衝突的情境中：她因為丈夫的成功而愛他，與此同時，她又因為他的成功而恨他。她想破壞他的成功，但她又不能這樣做，因為另一方面，她又希望通過參與其中而想象性地分享這一成功。這種妻子，可能以大肆揮霍來威脅丈夫的財產安全，可能以無休無止的爭吵來破壞丈夫精神上的平衡，可能以陰險狡猾的侮辱毀謗來破壞丈夫的自信心，從而顯露出她希望破壞丈夫成功的隱秘願望。她這種破壞性願望也可以表現為無情地驅使他拼命向前，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絲毫不考慮丈夫本人的利益。這種仇恨心理，一當出現任何失敗的跡象，就有可能表現得更加明顯。儘管當丈夫取得成功的時候，她在各方面都始終顯得是一個摯愛的妻子，現在，她卻可能轉而反對她的丈夫而不是給他以幫助和鼓勵。因為，在能夠分享丈夫成功果即時掩蓋起來了的復仇心理，一旦面對丈夫失敗的跡象，就會公開表現出來。所有這些破壞性活動，都可能在愛的偽裝和崇拜的偽裝下進行。
另一個熟悉的例子，也可以引用來說明：愛是怎樣被用來補償來源於野心的破壞性衝動的。一個素來獨立性很強、精明能幹、事業成功的女人，在結婚之後，竟不僅放棄了她的工作，而且逐漸形成一種依賴心理，以致似乎完全放棄了他過去的野心——所有這一切變化，不妨用「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來形容。她的丈夫為此感到失望，因為他原來希望找一個出色的伴侶，結果卻發現自己的妻子並不與自己合作，而只是把自己放在丈夫的羽翼之下。發生這種變化的女人往往對自己的潛在能力有一種病態的擔心，她隱隱地感覺到：嫁給一個事業上成功的男人，或至少嫁給一個具有成功希望的男人，對於實現自己的野心或僅僅是獲得自己的安全，要比個人奮鬥更為可靠。如果僅此而已，這種情形倒還不至於產生精神障礙，甚至還可能產生出令人滿意的效果。然而，神經症病人卻往往在內心深處，拒絕放棄自己的野心並對丈夫充滿敵意，而且往往根據「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病態原則，墜入到虛無感中，最終成為一個雖生猶死、可有可無的人物。
正如我前面說過的那樣，這種反應之所以更常見於女性而不是男性，其原因可以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找到，這種文化背景把成功視為男人的領域。但是，這種反應並非女性天生固有的素質；因為，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也就是說，如果女人碰巧比自己的丈夫更聰明，更強壯，更成功，那麼男人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由於我們的文化堅信除了愛情之外，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優越，這種態度在男人身上就較少採取崇拜的偽裝，而往往比較公開地表現出來，並對女人的興趣、事業和工作造成直接的破壞。
這種競爭精神不僅會影響男女之間已有的關係，而且還會影響到伴侶的選擇。在這方面，我們從神經症病人身上看到的，不過是更加明顯的畫面而已；而這在一種具有競爭精神的文化中，往往被認為是正常現象。在正常情況下，對終身伴侶的選擇往往要根據對名望和財富的追求來決定，也就是說，要受愛情領域之外的動機支配。只不過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種外在因素的決定和支配往往更加強大，更壓倒一切——而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對於統治駕馭他人，對於名望和財富的追求，比一般人更具強迫性，更缺少靈活性；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與他人的關係（包括與異性的關係），已經過分惡化而不能進行充分而適當的選擇。
破壞性競爭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加劇同性戀傾向：首先，它提供了一種衝動，使人完全不與異性接觸，以避免與同等的對手進行性競爭；其次，由於它導致的焦慮需要獲得安全感，而正如我們指出過的那樣，對安全感的需要和對愛的需要，往往是緊緊抓住同性伴侶不放的主要原因。在精神分析過程中，如果病人和醫生都是同一性別的人，則往往可以觀察到破壞性競爭、焦慮與同性戀傾向之間存在的聯絡。這種病人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一味誇耀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並對醫生表示輕蔑。一開始，他這樣做還採取了偽裝的面目，以致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接下去他就會發現他這種態度，但這種態度仍然與他的情感相分裂，他仍然意識不到是一種多麼強大的情感在後面推動它。這之後，當他逐漸開始感覺到他的敵意對醫生的衝撞，並與此同時開始逐漸感到不自在並伴隨著焦慮、心悸和煩躁不安的時候，他突然夢見醫生擁抱他，並開始產生與醫生親密接觸的幻想和願望，從而表明了他需要緩和他的焦慮。這一連串反應可能多次反覆出現，直到病人最後能夠如實正視他自己的病態競爭心理為止。
總之，愛或崇拜可以通過下列方式，被用來作為對挫敗他人衝動的一種補償。這就是：不使這種破壞性衝動被自己意識到；通過在自己與競爭對手之間造成一段不可追趕的距離，從而完全消除競爭；分享成功的滋味，或者參與到成功之中；安撫競爭對手以便躲避對方的報復。
關於病態競爭對兩性關係的影響，以上這些討論雖然還遠不足以窮盡一切，但已足以表明，它是如何導致兩性之間關係的損害的。在我們的文化中，由於這種使兩性之間和諧關係的可能性遭到破壞的競爭，同時又正是焦慮的來源，並因而使人更加渴望和諧的兩性關係，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