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在四樓得以延續，我在這裡拜訪了八十高齡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講述了漢字的簡化過程。1956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做出結論，漢語字母暫不適用。他們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這就是大家熟知的「漢語拼音方案」，要求應用於初級教育和其他專門領域，但並不作為替代性書寫符號。他們還決定對若干漢字加以簡化。這被看做是「初級改革階段」：毛澤東似乎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各個備選項。

不過，書寫方案的改革很快與政治攪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國共產黨提出「百花齊放」方針。歡迎知識分子各抒己見，而不管其意見多麼具有批判性。人們的反應非常踴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對各類話題提出了公開批評。直到此時，陳夢家對文字改革運動都不太積極，可在這時他以強烈反對字母化和簡化字的姿態一頭紮了進來。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髮表在各主要媒體上。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寫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漢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觀原因。」他在公開發表的一篇演講稿中寫道：「過去洋鬼子說漢語不好，現在比較開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也不說漢語壞了。我看漢字還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當成活的看待，這也是我們祖國的一份文化遺產。」

接著，只過了五個星期，「百花齊放」運動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過三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媒體上出現了憤怒的頭版標題：「駁斥陳夢家」「駁斥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謬論」。一篇文章寫道：「右派分子陳夢家是一棵毒草……絕不能讓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為懷著「罪惡陰謀」的「牛鬼蛇神」。「各個時期的反動派為什麼都那樣仇視簡體字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真正要復古呢？」

陳夢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搖籃」之稱的河南省接受勞動改造。此後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義公開發表任何觀點。

當我爬上國家語委宿舍的三樓，夜幕已經降臨。我在這裡見到了周有光，他的身體很虛弱，背有些駝，穿著拖鞋和短褲。我只得傾著身體提高嗓門說話，他則用一隻手捂著耳朵上的助聽器。不過，他的思路很敏捷，還能想起一些英語；1940年代，他曾在紐約當過銀行家。「我經常在銀行傢俱樂部閱讀你們的雜誌，」他大笑著說道。

我大聲說道：「那之後的變化很大！」

一如許多曾經留學海外的年輕中國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回到了中國。感覺到在銀行上班不會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轉向語言學，把它作為自己一生的愛好，也成為了漢語拼音的主要設計者。

我問周有光，那四套漢語字母方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他說所有的相關記錄都遭到了破壞。「這樣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容易丟失，」他說道。

發生於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傳統幻滅的高潮時期。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段動盪不安的歲月反而使漢字免遭劫難。混沌歲月結束之後，中國人對激進的文化變革沒了好感，公眾和政府都拒絕再推動文字改革。時至今日，幾乎不再有人主張對漢字進行簡化。周有光估計，至少再過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放棄漢字的使用。就連簡化字都無力進一步推進。簡化字減少了常用字的組成筆畫，但書寫的原則大體一致。基本上，這相當於把英語單詞「through」改寫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語言學家相信，簡化對於提高識字率不會產生重大影響。臺灣、香港，以及許多海外華人社群都不使用簡化字，傳統主義者對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後來看，毛澤東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對書寫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為了尋找「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中國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採用了拉丁字母。當我問起毛澤東的決策過程時，周有光說轉折點發生在毛澤東於1949年首次出訪蘇聯期間。「毛澤東向斯大林徵詢文字改革的建議，」周有光說。「斯大林這樣回答他：‘你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中文書寫系統。你們不應該輕易採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澤東要搞‘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

陳夢家對於傳統的勇敢捍衛並不必要。在某種意義上說，約瑟夫·斯大林已經拯救了漢字。我大聲說出陳夢家這個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歡他這個人，」周有光說道。「可老實說，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對意見不起任何作用。」

錯字

陳夢家有個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歲的退休水文地質學家陳夢熊。（陳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個「夢」字。）12月一個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陳夢熊位於北京的家中拜訪；他滿頭白髮的妻子帶著不自然的笑容給我們斟上了茶水。

陳夢熊似乎並不願意開口——他說自己感覺有些不太舒服。他給我看了唯一儲存下來的家族合照之後告訴我，他的哥哥被劃成「右派」之後，下放到河南從事了兩三年的農業生產。「他一直很外向，但回來之後很少說話，」陳夢熊說。他還說自己對陳夢家的妻弟趙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為那些古董傢俱收上海博物館的錢。「夢家希望是捐獻，而不是出賣，」老人很生氣地說道。「我從此再沒和他說過話。」

我拿出陳夢家在1966年寫給博物館館長的信件影印件，遞給了陳夢熊。他默默地讀著。「我之前從沒看見過，」他說道。「你從哪裡得到的？」

中國人面對痛苦的回憶時，往往喜歡拐彎抹角，說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繩子一樣軟弱無力。不過，一旦打定主意，他們的直白就無法抑制。「那一年8月，紅衛兵開始‘破四舊’運動，」陳夢熊說道。「我正在挨批鬥。我大兒子那時候九歲，我叫他溜到夢家的家裡給他提個醒。他家裡有很多舊書舊畫之類的東西，我叫他要麼扔了，要麼找個地方藏起來。我兒子回來說，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陳夢家頭一次想到了自殺。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藥，不過沒有死成。他們把他送到了醫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門上貼著批判他的大字報。我進門的時候，紅衛兵已經等著了。‘好哇，’紅衛兵們說道。‘你這是自投羅網。’

「夢家的妻子也在場，紅衛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間的椅子上。他們剃掉了我們的頭髮——被稱作陰陽頭。接著，他們解下皮帶抽打我們。一開始他們用的是皮帶，後來又用起了皮帶扣。我當時穿著白襯衫，結果襯衫被血染成了紅色。他們一放我走，我就給單位打電話，是單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裡。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剛才看見的那位，是我那時候的妻子。我叫她趕快回家。

「夢家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但因為他的背景又讓醫院趕了出來。大約一個星期之後，他就自殺了。他們有一個住家保姆，我覺得是她發現了他的屍體。我沒法去他家，因為我正在接受批鬥。沒有舉行葬禮。」

陳夢熊停了下來。我以為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可老人隨即又講了起來：「我妻子那一年同樣麻煩不斷。她的階級成分不好——她父親是著名的書法家，曾在國民黨政府做過事。50年代的‘反右’運動把她嚇瘋了。1966年，陳夢家去世後不久，她單位叫她用複寫紙謄寫革命歌曲。她寫的歌詞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就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謄寫。可她寫錯了一個字，把‘萬’寫成了‘無’。」

陳夢熊停下來，在我的記錄本上寫下了兩個字：萬歲。接著他又寫下了他妻子曾經寫的錯字：無歲。「她馬上被逮捕了。」他說道。「有大概五年的樣子吧，她一直被關在河北省。有一陣子，她還被關過豬圈。70年代初她被釋放回家，可從此變了個人。她在1982年去世。」

文字的世界

我在調查過程中只採訪過一個年輕人。我在有關漢字的一家網站找到了一句陳夢家的引文，這家網站的編輯者是一位三十五歲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galambos），是倫敦大英圖書館的一位研究員。高奕睿的博士論文以漢字演變為題，完成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學者們一直認為，漢字的標準化過程發生在西元前221年首次統一中原的秦始皇統治時期。但最新發掘的文獻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誇大了。高奕睿告訴我，最重要的文字統一發生的時間似乎稍晚，是漢朝建立、編寫出第一本字典、正式開始歷史記載之後的事情。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漢朝的知識分子把早期的所謂朝代——夏、商、周、秦——全部歸結為同一種歷史敘事。實際上，這幾個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語和政治治理方法。不過，商代以後的各朝代都採用共同的書寫系統，漢朝的歷史學家們採用這一書寫符號，根據紛亂的歷史細節、記憶細節和想象細節，編寫出了和諧統一的歷史故事。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魯威儀（markedwardlewis）把古老而連續的漢人帝國描述為「停留在文本之間的假想王國」。

高奕睿經常造訪北京，他在一次和我會面的時候對這一主題作了進一步說明。「確實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國——它們在文獻記錄中創造的世界比現實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訴我。「我覺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種及時的連線，它使我們稱之為‘中國歷史’的那種東西成為可能。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他們創造的文字世界規模宏大。這個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們自己和周圍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問高奕睿，他怎麼會去研究漢字。他說自己年輕時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學，那麼可以減少六個月的強制性兵役期。懷著這樣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學提出申請，但全都錯過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國學習的獎學金還可以申請。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對漢字世界入了迷，」他說道。

一天晚上，我們約在北京城中心的後海附近喝酒。當時正是氣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顏六色的燈光照射著水面。高奕睿談起了文字在中國的重要意義，隨即指著我，「所以中國人才會擔心你們這樣的記者，」他說道。「對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麼寫，寫出來的都是中國。如果你把我們坐在後海喝酒的事情寫下來，人們會這樣想，哇，中國這個國家真不錯。讀者的頭腦裡會浮現出這樣的場景。但它可能跟現實完全沒有關係。」

詩歌

陳夢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鬥、毒打和陰陽頭之後，趙蘿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過後來有所康復，能夠繼續從事教學和翻譯工作。1980年代，她譯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譯本《草葉集》。1990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學發表演講；次年，她被該大學授予傑出成就獎。她死於1998年。

不久前，我結識了趙蘿蕤在芝加哥大學期間的同學巫寧坤，他現已八十三歲。1951年，巫寧坤在趙蘿蕤的邀請之下，放棄正在寫作的有關t·s·艾略特的博士論文，回到中國從事教學工作。巫寧坤先被劃為右派，隨後於1958年被投入監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時而蹲監獄，時而被下放到農村。他於1990年攜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國，並定居於弗吉尼亞州賴斯頓。1993年，他出版了有關共產中國的英文回憶錄《一滴淚》。

我前往巫寧坤的公寓拜訪時，他回憶說自己被關入監獄之後，直到1980年才再次見到趙蘿蕤。「我們甚至沒有提到陳夢家的名字，」巫寧坤低聲說道。「那是我最難啟齒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說了，我會很難受的。我知道說什麼都無關緊要。她沒有哭。她的意志很堅強。」

巫寧坤告訴我，他蹲監獄的那些年，時常靠背誦詩歌獲取力量。「我總想起杜甫、莎士比亞、狄蘭·托馬斯，」他說道。「你知道狄蘭·托馬斯的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寫了一首什麼詩嗎？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掙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你要知道，我曾經在芝加哥聽過狄蘭·托馬斯朗誦他自己的詩歌。很感人。」

我問巫寧坤是否與托馬斯交談過。

「沒有，我只是一個聽眾，」巫寧坤說道。「再說，他已經喝得半醉。他受過不少苦——我覺得，生活對他來說是一副重擔。」

一個朋友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替我找到了《草葉集》的兩卷本中文版。標題頁上的譯者姓名赫然在目：趙蘿蕤。

該書出版於1991年，三年後，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萊斯的美籍惠特曼學者前來北京拜訪趙蘿蕤。他們的談話發表在《沃爾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萊斯在採訪中問趙蘿蕤，她是怎麼譯出《來自不停擺動著的搖籃那裡》的第一節的，因為那一節是個長句，二十二行之後才出現主語和謂語動詞，這樣的結構如果用中文表達會非常拗口。趙蘿蕤回答道：「是沒辦法把那個長句翻譯成一個句子，因為我必須要說的是，儘管我想忠實於原文，但也得考慮中文的流暢。」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讀了一遍，隨即拿起了中文版。拿著字典翻查幾個艱深的詞彙之後，我盡最大努力把趙蘿蕤翻譯的最後三行譯回了英文：

i,thesingerofpainfulandjoyoussongs,theuniterofthislifeandthenext,

receivingallsilentsigns,usingthemall,butthenleapingacrossthematfullspeed,

singofthepast.

（我，痛苦和歡樂的歌手，今世和來世的統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來，加以利用，但又飛速地躍過了這些，

歌唱一件往事。supsmallid="filepos817249"/small/sup）

supsmallid="filepos817402"/small/sup原文如此。根據資料，馬承源出生於1927年。——譯者

supsmallid="filepos817620"/small/sup此處文字為英文譯文。——譯者

supsmallid="filepos817810"/small/sup此處採用趙蘿蕤的譯文。——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