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點點頭，收拾好書包，走了出去。
友琳和我，像一對奇怪的組合，泡在實驗室裡。
她在那裡做實驗，我在那裡狂補作業。
有天中午我趁實驗室沒別的人，用電熱杯煮了碗泡麵，還加了個蛋。香噴噴的味道，讓實驗室散發出一種奇怪的居家氣息。她在那頭說好香噢，我隨口問她要不要。我記得好像就是從那天起，我迷上了在實驗室煮東西。有一天我甚至學中文系的才子老鄉一樣，去校門外的菜場買了條鯽魚，回來煮了杯魚湯。她走過來嚐了一口，說，嗬，不錯。
又有一天，我在用電熱杯費勁地炒一杯菠菜年糕時，她連聲說好香。我說，我再去洗點菠菜，回來再做一杯吧。當我回來時，她正手忙腳亂地用調羹拌著電熱杯裡的年糕，怕煳了鍋。我說我來我來我來。我蹲下身，從她手裡拿過調羹，拌起年糕來。
她說，給我再炒個雞蛋吧。
我笑道，沒雞蛋，你去買。
她說，好吧，就出了門。
過了一會兒，她不僅買來了兩個雞蛋，還買了兩隻螃蟹。
在孤獨的實驗室裡，友琳和我又有了交往。
那隻小小的電熱杯，被我們藏在實驗臺的底下。我和友琳鑽在實驗室一起迷上了做飯。煮食散發的溫馨氣息讓我們的親密得到了一些恢復。空氣中有了點暖烘烘的感覺。我們用那隻小杯用到爐火純青，我們的廚藝在飛速進步，發展到後來，我們甚至用它炒了碗麻辣田螺。
我們成了廚藝的搭檔。我們好似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我心裡明白，這一次我們不是情侶。至少到目前為止，她只是想以胃裡的暖和讓心痛趨緩，然後好過一點。
所以，做菜吧。
我們的炒田螺轟動了宿舍，老牛他們說，哇噢，這麼好吃還不去食堂門口賣啊。
那時老牛他們已經在食堂門前「經商」了。他們賣泡麵，賣報紙，賣二手書，以及代理沖印彩照。他們說這田螺端出去保準把食堂裡的大鍋菜給蓋了。他們拼命煽動我和友琳，玩唄。我發現，原來在我泡實驗室的這段日子裡，別人已開始賣東西了。「十億人民九億商呀，還有一億待開張。」老牛勸我和友琳趕緊開張，他準備放棄泡麵，一起加盟賣田螺。
友琳像多數校園女詩人，趣味文藝，她覺得此事有些搞笑，她說賣田螺的事她可幹不了，但可以幫我們策劃一下招貼海報。
於是，老牛負責偷電、裝電爐，我負責剪田螺屁股，主炒。友琳負責構思海報，在一張白紙上用毛筆寫上廣告語。她把這事幹得像在寫詩，她還真的寫了一首詩，《田螺之歌》，「讓味覺通往家園，通往童年的清清水塘」。
沒有鐵鍋，我們用的是一隻臉盆，田螺在臉盆裡咣咣直響，整條宿舍走廊被我們炒出了廚房的味道。我聽見經過門口的人在打噴嚏說真香。我奮力揮鏟，對友琳說，這詩寫得不錯，我們會紅的。
我們把臉盆端出去的那個傍晚，友琳起先站在牆報那兒觀望。後來她見我和老牛這邊大火，也就激情漸起，過來相助。圍觀那盆田螺的人越來越多。兩毛錢一勺，我飛快地把臉盆兜得嘩啦響。一盆賣下來，我們賺了二十塊錢。那時候二十塊的感覺比現在兩百塊還多。我們拎著個空臉盆往宿舍走，友琳一直在笑。我和老牛商量著還是先請宿舍的哥們搓一頓。她說，先省省吧，你們得先去買只鐵鍋。
連著兩個週末我們賣田螺玩得熱火朝天。友琳像那個時代眾多文藝青年一樣，只要是能激發出興奮感的東西，她都能迅速將之昇華，從而讓自己的庸常行為有了形而上的高度。「炒田螺」同理，那彷彿是另一個浪潮的前奏，藉著它，跟住了些許時代的腳步。於是她開始和我爭搶著揮舞鍋鏟，鍋鏟叮噹。
因為她的《田螺之歌》，我就叫她「田螺姑娘」。田螺香飄校園，每次收攤，數著那些小錢，我和她都感覺自己相當弄潮。
因為田螺，生活有了轉移的興奮點。有一天收攤時，我們甚至賺到了五十元。一夥人騷包到不行，非喝慶功酒不可。我們去小賣部買了瓶葡萄酒，我們坐在中央草坪的旗杆下，我費了很大的勁弄開瓶蓋，然後輪流對著瓶口喝一口。老牛從口袋裡掏出今天賺來的那堆零錢、菜票，一起數啊，晚霞滿天，風吹著國旗在頭上呼呼地響，遠處傳來奧運比賽電視直播的聲音。那一年中國隊在漢城不斷失手，而我們勝得無以復加。友琳喝了一口酒就上臉了，她撫著自己通紅的臉頰，晚風吹著她的髮梢，我聞到了洗髮香波的蘋果味。夕陽下，她眉目間光彩閃動，遮掩了多日以來的憂愁。她坐在我的身邊，我多想這樣一直坐到明天天亮。
確實，「經商」成為迎面而至最大的浪漫主義，友琳以她心裡潛伏的浪漫勁兒，與我一頭扎進了「炒田螺」的遊戲裡。這似乎讓她淡忘了老蔣的失聯，淡忘了心痛。
星期天我用賺來的錢，悄悄去北京路給她買了一件橙色蝙蝠衫和一雙皮鞋。拿給她時，她又驚又喜。我好久沒見她如此透徹的開心眼神了。她好像忘記我們不是情侶了，居然伸手拉過我的脖子，貼了貼我的臉頰。
哪想到那鞋子穿了三天就壞了。她從鞋幫裡掏出一團紙板來。
與所有隨風飄移的浪潮一樣，我們的「麻辣田螺」風光了沒有多久，另一個波浪打過來，把他人和我們自己迅速吸引了進去。「香辣田螺」的海報被更多的海報覆蓋，《田螺之歌》被更多他人的詩文，甚至是被友琳自己的新詩文淹沒。友琳和許多人寫啊寫啊，食堂門前，新一輪浪潮上場，它淹沒個人，讓許多瑣碎糾結暫成「杯水情感」，無暇顧及，它以大時代的架勢呼應了不諳世事者的青春形態，別人的激越心情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友琳的情緒有了轉場的空間，我看著友琳迅速回光的臉容，我知道她正在從對老蔣的想念中擺渡出來，天宇下是遼闊風聲，於是我開始蠢蠢欲動，在這樣恍若大時代的場景裡，愛情在不可抗拒地加速分泌，街邊巷尾彼此相擁才不孤獨，許多人在相擁共鳴，像依偎的鳥雀。我天天去找她，跟著她校內校外跑來跑去。無數次，我想開口問她咱倆是否可以重新開始。這世態與人群都彷彿即將重新開始，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就是那一年夏天宛若風波的往事。人們的情緒被它牽引，別的平淡如水。
當然，那年夏天很多事到後來都平靜如水了。
冬季快來的時候，老蔣揹著一個大旅行包又出現在我的宿舍門口。他的頭髮更長，人更瘦。我沒看到上次他帶著的那把吉他。
他落魄的樣子讓我心軟了一下，同意讓他歇腳。我說，你去哪兒了？你家人找不到你，都託我哥來問我了，問你在不在南方？讓我看到你叫你趕緊回家去。
他嘟囔道，我口渴死了，給我一碗水。
他像牛一樣，把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後說，回去？我看還是不回去比較好。然後他輕描淡寫地說自己犯了點事，被關了幾個月，還好，牽涉不太大，剛出來。
我聽了沒驚著。因為我知道，按他的性格，每一個浪潮他都會衝進去，隨後把自己和別人的生活搞成一團亂麻，所以他遇到啥都不奇怪。我問他，那個丁姐呢。他閉了一下眼睛，臉上掠過一絲憂愁，他搖了搖頭，沒理我。我指了一下他的大包，問，接下來怎麼辦？他說找找工作看。他笑道，自己剛出來那天，走在馬路上，看了一會兒牆上報欄裡的報紙，發現好多說法都不一樣了。他說，你給我找幾張最近的報紙，我得看看，否則一開口，都對不上了，人家都不這麼說話了。
我說，你這麼說也太誇張了吧。他高深莫測地瞥了我一眼，說，你不知道。
像上次一樣，他在我宿舍裡打了地鋪。白天他出去找工作，晚上回來呼呼大睡，在夢裡呼天搶地。幾天後，他找到了一家做家電的合資企業，重新做回他最初在技校學的電焊活兒。我在心裡發笑，這兜兜轉轉的荒誕感。他卻挺高興的，說幸虧現在還有什麼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放在早十年，自己這輩子可找不到飯碗了，而現在可餓不死了，連海南都去混過了，還怕什麼。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暗示他早點搬出去，因為室友有意見。
幾天後，他在火車站附近的三店巷裡找到了一個出租屋，說是還算便宜，就扛著他的大包搬過去了。
老蔣他爸知道他在南方後，就讓我哥幫他寄了件毛衣過來，說是老蔣媽織的，讓我轉交給他。
星期六晚上，我拿著毛衣去火車站附近的三店巷找他。火車站廣場人潮湧動，在明亮如晝的燈下，無數剛下火車的鄉下男孩女孩被串成了一排排人龍。我知道他們將被轉往三角洲那些鄉鎮工廠。我穿過行色匆匆的人們，繞開那些不知為了什麼事想與我搭訕的人，找到了三店巷。巷口站著一個女孩，她向我點頭笑著。就在我朝她看這一眼時，她對我說，要過性生活嗎？我遏制想笑的衝動，我在1989年歲末的巷子裡疾走，我想我終於遇上了傳說中的雞。
後來我坐在老蔣凌亂不堪的房間裡說起這事時，還在樂不可支。他眯起眼睛，說，要看這樣的笑話這巷子裡每天都有。他指著窗外這條夜色中潮氣洶湧的巷子，說，什麼樣的角色都住在這裡，這也是生活，你啊，沒看過吧。他顯然看到了我皺眉，他好像故意噁心我，告訴我雖然亂七八糟，但他覺得還不壞，如果換在從前，像他這樣的，還真的沒路可走，但現在不一樣了，餓不死他了，他想賴在哪兒都行。他再次指了指窗外告訴我，人家也在過日子呀，也在忍也在夢想啊，你剛才遇到的那個女孩，估計是那個「大餅」吧，我聽他們這麼叫她的，補鞋妹，溫州來的，晚上就幹這個。他笑起來，那雞你不看臉的話，還算性感，這巷子裡的不少人都和她睡過。他說，誰同情誰啊，沒準她比你還有錢，過幾十年她就成了你的老闆。他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請我去外面大排檔吃飯。他視線飄到了我的頭頂上方，「切」地笑了一聲說，工人說他們要上班，農民說他們要種田，就好像我們是想多了的多餘的人，也可能真是想多了，管好自己吧，天塌下來，照理有比我們高的人頂著呢，走吃飯。
這一晚，我原本以為他會問我友琳的情況，他沒提。我離開那兒的時候，忍不住說，我以為你會問起友琳。
他伸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對我搖了搖腦袋，說，我跑來跑去，停不下來，來不及想很多以前的事，也來不及難過。
然後，他用洞悉我心思的眼神，盯著我看了一會兒，這眼神讓我不舒服。果然他說，怎麼，你對她還有心思？放不下？是哥不好。好，哥幫你。
他說，有空的時候，你帶她來，看看這兒，她就什麼傷心都沒有了，跑都來不及了，真的，我是說真的。
那一段時間，其實友琳、我和許多同學一樣，已開始為求職奔忙了，因為我們快畢業了。那年冬季，求職之路變得有些難走。我們拿著求職簡歷跑遍了g城的大街。
因為想著半年後就將畢業，也因為想著日益迫近的別離，我的焦慮感在勸我別再遲疑了，問問友琳可不可以重新開始吧。如果可以，那麼就得為日後在一起努力。有一天在實驗樓，我把一碗泡麵遞給在外面找了一天單位，兩手空空回來的她時，就問出了口。
她同情地看著我，搖頭又點頭，她說，怎麼說呢？不好意思，怎麼說呢？
我說，是因為那個老蔣？
她嘟囔，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那是什麼呢？
她說，不清楚，說不清楚，好像很難回到重來的狀態，也可能那個人介入過我們中間，我們都不是以前的狀態了，而新的狀態還沒有找到一個點。她突然淚水縱橫，她說自己知道我對她好，不好意思。
我告訴她老蔣早回來了。老蔣現在就在這座城市裡。他與你想象的未必是一個人。這是他讓我告訴你的，也是我想告訴你的。
她抬起頭靜靜地聽著。我說，要不我們去看看他，這也是他的主意，當然也是我的建議。
我心想，如果那個情敵其實已經不存在了，那麼就讓她自己去確認，否則我怎麼爭得過幻影。
第二天下午，我和友琳坐公交車去了火車站，我們到三店巷的時候，早了點，是傍晚四點半。我以為他還沒下班，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門，沒想到裡面有人的動靜，我叫了一聲「老蔣」。沒聲音。我又叫了一聲。他在裡面應了，說，等等。
我們等了好一會兒，他才開了一條門縫，從裡面擠出來，反手把門拉上。他眯著眼睛衝著我笑。他橫立門前的身體語言，告訴我這一刻他沒想讓我們進去。
他看見了我身後的友琳，愣了一下，然後笑起來，說，友琳啊，你還好嗎？
他雙手一拍，好像有多高興的樣子。而他堵在門前的姿態，分明是沒想好到底是該邀請我們去別的地方坐坐，還是等會兒把我們迎進屋去。我聽到了裡面的動靜，屋裡還有人。
友琳的目光全凝視在老蔣的臉上，她的臉色漲得通紅，在這條陰暗的巷子裡，她像站錯了重逢的場景，她問他，這兩年去哪兒了？
老蔣說，謀生唄。
友琳說，我以為你還在海南。
老蔣嘆了一口氣，說，有些事太磨難，不講給別人聽，是心疼別人知道了難過。
友琳說，真正的朋友，每天都從最難的底線上牽掛對方，沒有哪一種難受比牽掛更難受。
老蔣看了我一眼，臉紅了，說，不好意思，友琳，是我不好意思，我混得灰頭土臉的，沒有心情和你們聯絡。
友琳說，還能混成怎麼樣？我想的都是你混得如何不堪，哪想過人模狗樣啊。
老蔣苦笑道，不堪？那是你們沒經歷過真正的不堪，謝謝友琳，怎麼說呢，我沒法看著你這樣的單純，離得遠一點，我自己還好過一點，輕鬆一點。
友琳看著他，臉色開始發白，她搖搖頭，像無法明白他在說什麼。而他就推開了自己身後的門，說，大餅，你出來吧，我朋友來了。
於是我們看見那個叫「大餅」的女孩從門裡出來，她穿著一件紅色的茄克，頭髮略微蓬亂，她瞅了我們一眼，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友琳嘴唇哆嗦，說不出話來。老蔣向我苦笑著搖頭，說，你等會兒告訴友琳，她是誰啊。然後他突然放聲笑起來，好像故意的。他嘟囔著，又怎麼了，我的力比多，也需要釋放呀，這又怎麼了？
一隻貓從我們腳邊躥過，消失在三店巷潮溼的牆角。這巷子實在是他媽的賤。
在回來的路上，友琳泣不成聲。她嘟囔其實剛才看到他第一眼就明白了，是自己做了一個超笨的夢。她說自己知道他在想什麼。她說自己其實很平靜，面對他比想象的更平靜，要說難過也是在難過這過去的一年裡的自己。她伸手撫了撫我的手背，說，還有你。她說人生真的不可思議，彼時彼地為什麼會喜愛，為什麼會消散，為什麼會強烈，為什麼會淡漠？這麼說吧，彼時彼地，是靠不住的，得不到的才是好的，而其實它並沒有那麼好……情境也會變的，你會永遠對我那麼好嗎？
心煩意亂中的她說話比平時更加文藝，在很多地方繞著彎，所以我無法清晰了悟她雜亂的思緒。但我知道，當老蔣這個情敵消解之後，她和我又可以開始了。
是的，我們在重新開始。情感的再度趨熱，還與我們一起為畢業找工作奔走有關。整個十二月，我們對著電話號碼本，跑遍了城市的許多角落。我們從一家家單位被婉拒出來，站在冬天的公交站臺上，常常不知接下來該去哪兒。
像多數不知世事深淺的男孩，對於未來，我雖希望跟她在一起，但對於具體工作生活的地點，我沒有太多固執意念。但文藝女孩友琳不同，她憂心在這座城市找不到工作單位就會被打回原籍，而她不想回去。她說，她喜歡這裡，這裡的大城市有她需要的感覺。
那一年求職真的很難。她原本是文藝女孩，在找工作的這些日子裡，她的言語與眼淚在日益增多。而她消瘦倔強的身影常讓我湧生愛憐和徒勞之感。有天早晨，我費了很大的勁掙扎著起床，想著將去郊外的化工廠繼續闖關，一種徒勞的噁心湧上心頭。我看見友琳早等在樓下了，她揹著個小包，在向我張望。她說，你咋就這麼慢吞吞呢。我說，昨天跑累了，實在起不了床。她似乎對我有些埋怨，她說，你是不是覺得我每天這樣催你跑東跑西有點煩了？我點頭。她眼圈紅了，她說，其實，我也不想這麼累啊。我說，這麼瞎跑真有用嗎？她說，不跑肯定是沒用的，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在發急呢。
我們有些拌嘴，往校門口走。大清早，一隻喇叭在空中播報「柏林牆被推倒了」。坐上通往郊區的公交車時，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我和友琳專業相近，這樣結伴進人家單位找工作，誰會要這樣的一對。我對友琳說：要不，以後你進去找，我在外面等吧，能解決一個是一個。
從那天起，我在許多單位的門外等她，或者是她在外面等我。我們迎接的是彼此失望的臉色。
但有一天，她卻一臉笑意地下來。她說那個人事處長對她印象不錯，約她下星期再來。
她是那麼高興，她對我回味那處長說的每一句話。那人對她的簡歷好像挺感興趣，對她的字也喜歡，還拍了拍她的肩膀，說，你的字，挺漂亮。我說那人事處長怎麼樣。她說長得胖胖的，挺和藹。
我們是那麼高興，這麼亂跑，沒想到還真跑出了點結果。
可惜我們沒高興得太久。我們第二次去那兒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她一臉慌張地下來，她說，快走快走。
我問她怎麼了。她出了大門後才說遇到流氓了。她說，那處長讓她坐在沙發上，自己一屁股也挨著坐下，談了一會兒文秘工作、宣傳工作、老幹部工作等後，就拍著她的裙子說你的裙子真漂亮，一隻胖手就提起她的裙角湊到眼前，好像對那裙子上的格子很有興趣，接著，那隻手拎著裙子，居然一點點提起來。她拔腿就跑。
這事對我的震動極大，以至於接下來的日子，我等候在那些單位的門外時，都有點胡思亂想。而友琳在受驚嚇之後，卻突然變得愛打扮起來。不知是受了刺激還是洞悉了玄奧，反正她變得愛打扮了，甚至還塗眼影了，她說宿舍裡的那些女孩都這麼幹，「化妝是對別人的尊重」，她告訴我毛毛為了上門自薦，早上四點半就起床化妝了。她問我好不好看。我說，你不怕招惹色狼啦？她瞅著我笑，說，嘿，難怪毛毛說男生總是反對自己的女朋友化妝。
初涉世事的那年秋冬，一直很晴朗，我們在街上奔波，風吹見長，在中國，成長是速成的事。轉眼就快到新年了，工作還八字沒一撇。1989年12月31日那天，一個已經工作了兩年的老鄉李小波請我去他宿舍吃火鍋，迎接20世紀90年代。那天晚上我們鬧到十二點，窗外一片鞭炮聲。
小波問我們還回不回學校，「不回校也行，你們住這兒，我到隔壁和別的同事擠一下」，他向我擠了一下眼睛，笑著去了隔壁。
於是，這間髒亂的宿舍陷入安靜。留下我和友琳站在這狹小的空間裡。大街上的車聲從遠處傳來，友琳扭頭看著床，有點不好意思。我抱著她的肩頭，心在興奮地跳著，好像預感那件想了很久的事湧動到鼻子面前。我們倚窗擁吻，怕對樓的人看見就熄了燈。黑夜中20世紀90年代正在來臨。我感受著自己洶湧難耐的慾望。我摸著她滾燙的臉，說著「20世紀90年代給我們一個好運吧」，想把她往床上拉。她笑著躲閃。她不幹。我說，那你就這麼站著吧，站到天亮。黑暗中我聽見她笑了一聲。她親了下我的臉，摟著我的脖子坐到床沿上。我們在狹小的床上抱著。我聽見時間走動的聲息。後來她開始呢喃「抱緊點抱緊點」。她渾身很燙，像發熱了一樣。她親著我的臉要我對她好。她說，你可不能把我丟了。我們的雙手沉浸在摸索中，是那麼魯莽熱切。我們都像被一個意念苦苦折磨，卻不敢動彈。空中，20世紀90年代正在來臨。肌膚在黑暗中躁動，想試，很想試著推開這20世紀90年代的初夜。但又被什麼線索糾結。那個叫命運的東西，此刻一定在角落裡注視著它被慾望苦著的孩子們。我聽到了窗外的車聲和我們交織的心跳。那個時代的男生女生往往徘徊，被意念糾結，在20世紀90年代到來的夜晚，苦著自己，也被自己感動，讓慾望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吧。我睡在床沿上。我們笨拙而困難地抱著，等待著黎明的來臨。
第二天早晨，我們臉色疲憊地走進校園。在女生樓的迴廊邊，站著一個揹人造革挎包的女人。那是友琳的媽媽。
你們去了哪兒？她一臉焦慮，說自己剛從老家過來，坐了一夜的火車。她說，你們去了哪兒，這麼一大早的？
我驚慌失措，雙手抱肩，生怕她嗅出我們通宵未歸的味道。
我們去找工作了。友琳說。她媽微皺著眉對我笑了一下。哪有這麼大清早找工作的？她笑得犀利。接著她用方言跟女兒飛快地說著什麼。她察覺到我在一旁直愣愣地看著她們，就對我沒頭沒腦地說，在學校裡還是以學業為重吧。
我以為她是在責問我們通宵未歸。我臉孔發熱，趕緊藉口有事告辭了。
那天中午，我買了一把香蕉去女生樓看友琳和她媽。友琳從樓上下來說她媽已經回去了。我說，這麼匆匆忙忙幹嗎？她說她媽總是這樣，有時候坐一夜火車趕過來，就為了叮囑幾句她認為很重要的話。
我看著手裡的香蕉，問她，你媽沒追問我們昨晚去了哪兒？友琳臉上有點彆扭，說她媽做了一輩子中學老師，說話衝，但心好。友琳說，別覺得她在潑冷水，她是怕我們現在太投入了，以後畢業分開了會難過，她不希望我難過。
友琳臉上就有想哭的意思，她說，我想著她現在一個人正坐在回去的火車上，在為我操心，我真的很難過。
友琳給我看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一個人的名字「韋倩玉」和一個地址。友琳說這是她媽中學時代的一個老同學。她媽打聽到這老同學在g城，那人的老公在設計局，所以她媽讓她這些天聯絡一下，沒準那人有什麼關係，可以幫助找工作。
友琳說她媽讓她今年春節別回家了，留在這裡找工作，「媽讓我一定要留在省城，千萬別像她當年那樣」。
我想著她媽那張焦慮的臉，就說，你媽好像不太看得上我，她可能嫌我幫不了你什麼忙吧。
友琳攜起我的胳膊，說：「要怎麼幫忙呢？我對我媽說了，女兒一個人在外求職，有這麼個男孩陪著跑了這麼多地方，已經是很大的幫助了。」
我陪友琳去綠楊小區找那個韋阿姨。我們找到了那個單元。我在樓下等。她上去了。我坐在花壇邊等了很久，直到暮色降臨。我望著那家的窗子，心想，她可能在他們家吃飯了吧。
後面，友琳終於出現在單元的門口，把她送下來的是一個微胖的中年婦女和一個拿著頭盔的青年人。我聽見那韋阿姨非要讓那青年把友琳送回校，友琳推了半天，後來她還是坐上了那輛惹眼的「雅馬哈」，摩托車突突響著，飛速地從花壇邊掠過。我看見友琳飛快地向我揮了一下手，示意她先走了。
等我回到學校，看見友琳在校門邊的路燈下等我。她說，那個韋阿姨太熱情了，但我看要讓她幫上我們還有點難。
她說韋阿姨的兒子是高崗街的服裝個體戶，哪天我們去他那兒買衣服吧。
我們還沒去高崗街，那青年就把衣服給友琳送來了。友琳一件件展示給我看，她興奮地比試著。那時已快放寒假了。
友琳一下子成了女生樓裡衣著最時髦的女孩。那些超級新款的衣服給她帶來的快樂，沖淡了求職碰壁的沮喪。
因為我哥春節結婚，我得回家過年。臨走前，我去女生樓找友琳吃午飯，在女生樓下我看見那個摩托青年又來了，他倚著那輛「雅馬哈」，站在那兒吹著口哨。
友琳從樓上下來，她看著我們。那摩托青年把一個保溫瓶遞過去，說這是他媽煲的湯，讓她嚐嚐。友琳告訴我他叫偉亮。摩托青年一揚眉，對我笑笑說，哪天去我店裡逛逛。
他擺弄著「雅馬哈」的把手，告訴友琳，他媽約她去他家過年。
這摩托青年的陽光神色讓我有吃醋的感覺。
後來我坐在回老家的火車上還在想他。車廂裡，人山人海，空氣渾濁。那時打工潮在中國的南方正如火如荼。我和一群回家過年的大學生擠在打工仔的人潮中。那些漂泊的面孔讓人有一個念頭：說不準到哪天，我們也無所謂戶口了。
1990年的列車廣播裡在播放一支剛剛走紅的歌，「那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王傑蒼勁的嗓音穿透了煙霧繚繞的車廂。
春節後回校，友琳給我看一件火紅的毛衣。
給你的。她說。
我比試了一下，說，男的能穿嗎？
她說，偉亮說這就是給男孩穿的，很洋氣的，現在香港男孩流行穿大紅。
我說，多少錢？
她說，這是偉亮送的。
送給我的？
她點點頭。我看著她的眼睛，她知道我不相信。於是她笑了一下，說，其實是我騙他說我想送給我弟的。
我突然就有些賭氣，我發現我那絲隱約的醋意和猜疑其實貫穿了一個春節，我說我不要。我說他在追你吧。
她說，這是不可能的，怎麼可能呢！
我說，怎麼不可能？！他和他那個媽一定看上你了。
她臉一下子紅了，說，你怎麼瞎說。
我說，怎麼瞎說了？沒準她和她那個體戶兒子做夢都想娶個大學生。
我把那件毛衣擲回給她。我的話刺傷了她。她說我怎麼說得這麼難聽。她說整整一個寒假都在想象我穿這件紅毛衣的樣子。她抱著那毛衣生氣地轉身走了。我看著她難過的背影，又後悔又痛快。想不到回校的第一天，我們就彼此生氣。更想不到的是，這還只是那個春天我們鬥氣的開端。
那個體戶真成了我的對手。
現在我常看見他倚著摩托車，站在女生樓下吹著口哨。他對友琳噓寒問暖，小恩小惠。他看到我總是點頭笑著。他的模樣很惹眼，那鋥亮的「雅馬哈」和帥氣頭盔讓他十分有型。
現在，友琳已不再否認我的嘲諷。她對我抱怨，那人真煩，怎麼可能呢。她攥著我的胳膊，輕撫著我的臂膀，像在安慰。她說，當然他也沒把話挑明，我只能反覆暗示他不可能，我告訴他你是我的男友，可是他真是太黏人了，我不知該對他再說啥了，她媽和我媽是同學啊。
那摩托青年騷包篤定的樣子讓我憤然。有一天我終於忍耐不住了，對他挑明說，偉亮，你別來了，友琳不喜歡你，她很煩你了，你離她遠一點好不好？
他卻親熱地摟住我的肩，對我耳語，小弟，我們也是朋友，我其實挺喜歡你的，我們都挺喜歡她的對不對，我們給她一個選擇的機會吧。
他沉得住氣的社會青年模樣，讓我無法發作。我想，不就是個體戶有幾個錢嗎，不就是g城人有戶口嗎？
我咬著牙對自己說，媽的，我一定要在g城找到工作。我找工作的動力驅使我甚至跑遍了郊縣。
那年春天南方雨季漫長，雨絲在空中飄飛，衣服在身上越來越潮。有一天系裡公佈了留g城的名額。這讓友琳無比受挫。她說，毛毛居然拿到了名額，憑什麼啊？
潮溼的天氣，友琳的頭髮總是微微卷曲，就像她委屈的情緒。我為她深感不平。友琳成績全年級排名第二，而那個毛毛除了花枝招展，算老幾？
友琳鼓足勇氣去找輔導員老黑理論。老黑說，衡量一個人，不只看成績，毛毛熱心為班級做事……
友琳不是口齒伶俐的人，她臉色蒼白地回來。那天活該我倒霉，我去女生樓原本想安慰她一下，但看見了那摩托青年正在雨絲中一騎遠去的背影，我問友琳的第一句話竟是：「他來幹嗎？」她把對老黑的憤怒、對毛毛的怨恨，以及對我嫉妒的不滿，全撒到了我身上。她說，他說他能養我的。
她對我譏諷的模樣，讓我陌生想吐。我說，那你就讓他養好了。我摔門而去。
偉亮的「戶口」和「萬元戶」讓我深感壓迫，我第一次掂到身份的重量。其實我也知道友琳的無辜。自卑讓我深陷敏感。工作還沒著落，那一陣子我和友琳總是拌嘴、賭氣。我討厭她穿著偉亮送的漂亮衣裳，我討厭她對我的哭泣。我發現她也越來越想惹我生氣。在我的責怪中，她言不達意，嚶嚶嗡嗡地哭泣。似乎只有這樣，彼此才能在不知所措中好過一點。也可能誰都意識到了待在一起渺茫的未來，和已變得越來越不輕鬆的現在。一代代校園小兩口，都瞭解這種宿命迫近時的焦躁。
我厭煩了她的哭泣，也噁心了自己找碴兒吵架的衝動。那一年我太傻太傻。我無法遏制自己。那時我做夢都在想著戶口問題，甚至有一天我還夢到了她媽嚴峻的面孔。
每次和她爭吵、冷戰之後，我總是加緊了找工作的步伐。我跑遍了珠江三角洲的許多縣級市，我想讓自己留下來。
於是我去了珠海，想再碰碰運氣。三天後我空手而歸。在校門口我看見一輛摩托車飛馳而來，我瞥見友琳坐在後座摟著偉亮的腰從我身邊掠過，在黃昏中遠去。
她肯定沒看見我。站在人來人往的校門口，我發現自己居然怒氣全消。我以為冥冥中迫近的結局這一刻終於來了。
在我想著她會不會來找我求和的日子裡，其實我知道她也在等著我去找她。但我沒去。除了自傲或者自卑，還因為我不知該如何給她一個有前景的安慰。言語在1990年是那麼無力。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我們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貨真價實的爭吵，因為它能讓我們對彼此失望，從而讓自己更輕鬆一些。
我發現我已準備認了。而我的老鄉毛豆、小波不幹，他們猛拍我的肩膀，說，媽的，去，我們去把那摩托小子狂扁一頓吧。
我說算了算了。我鑽進被窩，想矇頭大睡。那些天我不知道友琳的心裡在經歷怎樣的波動。「人無著落的時候總得先救自己吧」，我理解她，也理解自己。我想我是輸給了戶口、輸給了個體戶、輸給了指標，輸給了好生活。
我在心裡對友琳說了「再見」。
我對找工作也立馬失去了興趣。
現在我沉浸在圖書館寫我的畢業論文，因為我不想聽外面的事，不想聽誰誰找到工作了，誰誰誰託到關係了。
但是，那些訊息，還是頑強地鑽進了我的耳朵。我聽說毛毛原來是和副校長的親戚火線搞上了。而室友阿牛說，錯。他說他看見毛毛晚上在涼亭那邊和一箇中年人摟摟抱抱，「你猜誰？不說了。你會說出去的。」
其實，那一陣子飛短流長紛紛揚揚，比如有傳說在校門邊的林蔭道上、舞廳裡，有些焦灼的女孩在釣覬覷她們的人：「你能幫我嗎？」
有一天，我在北區門口看到友琳和偉亮抱著一把花，從外面回來。
友琳看見我裝作沒看見的樣子讓我難受。分手後的這幾個月來，她在飛快地陌生起來。她一定知道我在回頭打量他們，所以她步態有點不協調，有點笨拙。衝著她這樣子，我滋味百般。我勸自己，她是對的，和偉亮好，能在這座城市裡留下來，留下來，一個女詩人首先需要留下來，回到小鎮去就啥也沒有了。
那年畢業的時候，友琳留在了g城，據說由偉亮一家使力，去了一個區的區政府。
我不知道友琳高不高興，我只知道我沒太多不高興，再說也沒誰在意我是否高興。
那一陣子，我們男生沉浸在「義大利90」中，通宵達旦地看世界盃足球比賽，由此暫時忘了即將來臨的分手。我不想回老家。我被分到珠三角一個縣級市的政府辦公室。
我有些懶洋洋，不知為什麼提不起整理行囊的興趣。在臨走前的那幾天，除了看球賽，我突然愛上了去圖書館。在離校前的最後一天，我甚至在圖書館泡了一整天，我發現原來這裡是這麼安寧愜意啊，可惜四年了，到快滾蛋的時候才恍悟這一點。那天晚上，我從圖書館出來，我揹著我的帆布書包走在校道上，在路過圖書館後面的那棵大香樟樹的時候，我突然決定爬上去。我把書包掛在了高高的樹杈上。我從樹上跳下來的時候，有個路過的男孩嚇了一跳，我拍拍手裡的樹皮碎屑，對他說，明天畢業了，就留個紀念吧。
我回到宿舍，看見友琳正在幫我收拾東西。宿舍裡空空蕩蕩，不少同學已提前走了。看見她，我愣了。她說，你還不收拾啊，明天是最後的離校日啊。
我笑了笑，說，反正也沒東西，反正有些東西也不要了。
她在理我的書。我說，那些書我也不想帶去了，你要你拿去吧。
我不知她來想和我說什麼。好在她沒說什麼。她幫我把那隻要託運的皮箱用床單包好，然後用針把床單縫起來。
坐在燈下，她安靜的樣子讓我覺得眼熟。我轉身出去，說去隔壁宿舍要一段繩子。
我拿著繩子回來的時候，看見她的眼淚正落在箱子上。
我裝沒看見，我在宿舍裡忙得團團轉。她後來咬斷了線頭。她說她得先回去了。走到門口，她指著我穿的「義大利90」的彩色沙灘褲說，你總不能穿著這個去單位報到吧。
她就走了。我的小布林喬亞詩人，越來越像一個懂事的女人。我抹起了眼淚。
三個月後，我聽說她和偉亮結了婚。那時我正站在珠三角一個鄉鎮的街邊電話亭，聽老同學老牛線上的那頭說這事。
我對著電話筒有些支吾。我對著g城的方向，想著第一次在同鄉會上見到她時的模樣。
我看見許多人圍在她的身邊。一些名詞像蜜蜂一樣旋轉在她的上空。那些名詞變幻著，似陣陣浪潮，閃爍著光芒，它們對她構成了場景和引力，詩歌、流浪、自由、海南、商海、時局……一波波起潮，她向它們展現自己的歡顏和猶豫，它們與我爭奪她的視線，她的定義和她的座標，我常常感到自己措手不及時的虛弱，就像我們追逐這時代的每一波潮湧，幾個名詞，就將青春打發過去。它們是我最深切的情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