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星期一
亨利希·曼現在住在法薩恩大街61號，柏林西部一幢豪華的高檔公寓樓。奈莉和他去年12月時搬了進來，這是他們同居的第一套房子。他們對公寓的大部分進行了重新佈置，對很多東西感覺新鮮，甚至有點陌生。他們想長久地定居在這裡，新地址就是他們生活新階段的背景。
前幾年，亨利希過得不太平靜，與妻子米米的分手一波三折。報紙肆無忌憚地拿他與特露德·黑斯特貝格的婚外情取樂，這當然讓局面更加不堪。第一批流言蜚語剛浮出水面時，米米惱羞成怒地從慕尼黑趕到柏林，在酒店裡向她的情敵發動進攻。之後，她繼續用電話和信件糾纏了亨利希好幾個星期，時而憤怒，時而絕望。可最終，她還是阻止不了離婚。他們的婚姻充其量只是相互遷就，何況她自己也有緋聞，尤其是和招蜂引蝶的恩斯特·烏德特的那一段。他靠特技飛行表演走遍全德國時，經常會給米米發親暱的訊息，告訴她自己現在停留在哪個城市、哪家酒店。
在膳宿公寓和酒店生活了幾年之後，亨利希·曼現在想重新讓自己安定下來。這並非為了顧及所謂的上層社會，他向來喜歡和他們作對—épaterlebourgeois（讓中產人士震驚）。但如今，他已年過花甲，開始覺察到年齡的重力。他在大眾心中日漸消退的知名度因《藍天使》的世界性成功而重煥生機。他在文學界的聲望當然也紋絲未動。可老實說，他不得不承認，近幾年他的作品不盡如人意。他那兩部名震天下的偉大小說《垃圾教授》和《臣僕》，不過是當年之勇。他不甘心止步於這種狀態，終究還是想再全力拼一次，專注於文學創作。
另外，他在兩年前被普魯士藝術學院的作家同行們選為文學系的主任。在國內政治氛圍緊張的情況下，這幾乎就是一個需要穩定的生活節奏的政治職務。動盪的氣氛嚇不倒他，相反，他偏偏要參與時代辯論，這是他作為作家的秉性。帝國的市儈之氣和狹隘的軍國主義讓他痛苦不堪，現在他絲毫不想掩飾自己對共和國和民主的熱情。通過撰寫報紙文章或在公開呼籲的書及宣言上簽字，他比弟弟更積極地宣傳：德國最終應更堅定地以西方為榜樣，或以社會主義思想為導向。他熱愛法國，精通法語，甚至用法語為法國報紙寫作，並像庫登霍夫-卡萊基一樣，構想出了歐洲國家聯盟的宏圖。這不足為奇，多年來他一直是右派和頑固民族主義者的眼中釘。但是，納粹喪心病狂地迫害他，也許另有原因。
1931年，亨利希·曼和他的朋友、作家威廉·赫爾佐格提請在普魯士自由邦內政部密談，並受到了國務秘書威廉·阿貝格的接待。阿貝格是個名人，自由黨派，也是不受歡迎的魏瑪共和國的捍衛者，是那種典型的戴夾鼻眼鏡、蓄著精緻鬍鬚的無可指摘的國家公僕。深謀遠慮、精力旺盛的他，把普魯士警察發展成了一支有戰鬥力的隊伍，幾乎等同於軍事武裝部隊。兩人之所以想找阿貝格談話，正是因為阿貝格負責警方事務。希特勒曾在一次演講中恬不知恥地宣佈，雖然他要通過法律手段上臺，但事後他將設立最高法院，找他的反對者算賬，讓他們「人頭落地」。這讓兩位作家警覺起來。
曼和赫爾佐格懇請阿貝格，決不要容忍這種嘲弄所有民主法律的威脅。他們希望共和國動用一切法治手段強硬反擊。他們還提出詳細建議，說明普魯士的武裝警察應如何對付納粹暴徒，結束街頭恐怖。
阿貝格耐心地聽著客人說的話，最後請他們把建議口述給他的秘書。據威廉·赫爾佐格回憶，這位秘書是個上了點年紀、滿頭金髮的德國甘淚卿。然而，阿貝格和兩位作家都沒有料到，這位金髮碧眼的甘淚卿當時是魯道夫·迪爾斯的女朋友，後者是一位年輕英俊的公務員，領導著打擊共產黨地下工作的部門，而且私下裡與戈林聯絡密切。迪爾斯知道，若要在事業上有所發展，他就需要戈林。因此，在部裡發生的一切，他都會主動上報給戈林，尤其是在警方主管阿貝格辦公室中進行的反納粹討論和計劃。作為犒賞，戈林一週前剛剛宣誓就任部長，就立即把迪爾斯升為內政部普魯士政治警察的負責人。
納粹對亨利希·曼的恨意與日俱增，監視行為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前不久，他的弟弟托馬斯路過柏林時，兩人彼此坦白說，他們所承受的政治攻擊超過了他們能夠容忍的程度。亨利希·曼竟然還陰差陽錯地有了個「保鏢」，為他分擔了很大一部分威脅。這位守護天使也叫亨利希·曼，是個退休的保險職員和教會歌手。他的地址和號碼都在柏林的電話簿上，因此收到了無數本來是針對作家亨利希·曼的侮辱性電話和信件。潑在他身上的極端敵意自然讓重名者大為驚駭，但他很勇敢，繼續扮演著避雷針的角色。
亨利希·曼今天下午很晚才去學院。有兩個會議正等著他這位文學系主任。然而，在希特勒已手握總理府命脈的此刻，他們要討論的話題瑣碎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脫離現實，無非是例行公事罷了。但亨利希·曼對此無能為力。即使身為主任，他也不能在學院隨心所欲，不能即興釋出抗議宣告。以他對民主遊戲規則的理解，他必須執行大多數人的決定。這卻使得學院異常遲鈍。
本也如此。學院已經成立200多年了，這個令人敬畏、享有盛譽的機構，更多地活在歷史中而不是當下。但文學系1926年才成立，距今6年多了，是魏瑪共和國真正的孩子。亨利希·曼因此認為，它也應該為共和國效力。然而，即使是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也要費盡周章，才能在成員之間達成一致。
新系部是否要為民族知識分子發聲？公眾往往如此理解，因此總會滿心懷疑地打量它、批判它、反對它。其內部卻始終矛盾重重。這始於一樁醜聞。抒情詩人、戲劇家阿爾諾·霍爾茨是個愛計較的刺頭，被任命為新系部僅有五人的小型創始委員會成員，這讓他受寵若驚。隨後他讀了規章，在一份報告中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的確，這部學院的規章充滿設計缺陷，因為它不夠果斷，未能脫離普魯士的舊封建結構。與人們所期待的新共和制相反，成員們工作時並非真正自主。雖然學院可以任命院長和各系主任，但任何選舉都與其他決定一樣，必須得到普魯士文化部部長的批准。作為學監，部長要在政治上負責。
新的文學系成分上也不清不楚。學院雖然自稱「普魯士」，卻有根本不在普魯士生活的作家，比如托馬斯·曼，他來自呂貝克，住在慕尼黑。國內其實需要一個德國學院，這也是開設新系部的原因和目的。但僅從法律上看，普魯士就沒有資格為全德國建立機構。說得更荒唐一點，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只有那些住在柏林及其近郊，因此很容易被召集到一起開會的成員才有投票權。其他所有人只能在全體會議上發言。換言之，這個名義上的普魯士學院，希望被視作德國學院，卻像柏林學院一樣運作。
在彼此信任、公平相處的成員之間，這種顯然沒意義的事當然可以不了了之。學院院長馬克斯·利伯曼也正是這樣委婉地向求全責備的阿爾諾·霍爾茨做出瞭解釋。他向霍爾茨保證，規章執行得非常寬鬆，除了霍爾茨，之前再沒有哪個成員讀過，更不會按章程辦事。然而，在藝術、音樂等其他系部可能的事，在作家這裡行不通。他們一開始就形成兩個集團，分歧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減弱，反倒愈來愈深，而且摻雜了意識形態上的怨恨。
沒完沒了的爭吵圍繞著不斷變化的概念，最終卻總能歸結為同一個問題：系部的任務是什麼？抵制新的、現代的文學潮流，還是幫助它們取得突破？支援那些代表德意志專屬的、超越時代價值的詩歌，還是那些與時代息息相關、世界通行、以歐洲眼光重新定義國內傳統的文學？一個陣營抵制來自國外的廉價娛樂，以防圖書市場和劇院劇目因之過度異化；另一個陣營則警告說，要謹防退縮為思想上的地方主義。一個批評大城市—特別是大都市柏林—的文學生活是「為經營而經營」；另一個則抨擊「徹底鄉土之地」的自滿和狹隘。一個視詩人為先知或牧師，用作品賦予民族內在凝聚力和身份認同；另一個則認為作家是知識分子，在一個越來越機械化、越來越高度分化的社會中，他無法再承擔促成統一的功能，而是要充當精神上獨立、只對自己負責的批評家。
瞎子都看得出，在這些關於藝術自我理解的爭議背後，自然也存在政治信念的對立。右派對左派，反民主派對共和派，民族主義者對國際主義者，神話的崇拜者對啟蒙的追隨者。一個抨擊「文化布林什維克主義」，另一個則抨擊「文化反動」。然而，文學系最棒的地方也正在於這裡對意識形態的對立進行了不妥協的爭論。也許，正是這種鬱結的無休止的衝突，使該系部果真成了這個國家的某種對映：分裂民眾的罅隙也使作家們兩極分化。
兩年前，紛爭升級。民族主義保守派出人意料地強推出一套新議事規程，卻立即被對手通過頗有些可疑的法律鑑定廢除了。隨後，堅定的民族主義分子埃爾溫·吉多·科爾本海爾、埃米爾·史特勞斯和威廉·舍費爾在抗議中辭職，報紙稱這是左翼作家的勝利。學院內部的合作現在更和諧了，但文學系卻更容易受到右翼民族主義反對派的攻擊。
下午6點左右，曼到達巴黎廣場。這是個不友好的冬季雨夜，但至少前幾天無情的嚴寒已經褪去。學院夾在佔地廣闊的阿德隆酒店和宏偉的弗蘭格爾宮外牆之間。但它也不差。學院樓矗立在市內最著名的廣場上，曾經屬於馮·阿尼姆內務大臣的家族。大臣的兒子，詩人阿希姆·馮·阿尼姆就是在這裡長大的。如今，房子已被徹底翻修，但仍保留了它威嚴的貴族氣質。曼從臺階極其寬敞的側門進入，穿過前廊，爬上主樓梯，來到上層門廳和會議室。
普魯士藝術學院文學系會議，從左至右：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托馬斯·曼、裡卡爾達·胡赫、伯恩哈德·凱勒曼、赫爾曼·斯特爾、阿爾弗雷德·蒙伯特、愛德華·斯圖肯，1929年11月
文學系的34名成員來了5人，還有亞歷山大·阿默斯多佛，作為學院秘書長，他總有點像監視者。亨利希·曼並不怎麼失望，他本來也沒抱太大希望，因為超過5人參會的情況極其罕見。但他還是有點吃驚—面對上週的政治地震，成員們應該想見見同事，也許還能達成一些共識，可他們竟仍然無動於衷。
寥寥幾人在太過空曠的會議室落座後，議題很快就被逐一列出。阿爾弗雷德·德布林起草了一份簡短的抗議書。他親自宣讀，但建議不要發表。抗議書涉及一個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核心的問題，一個從未被系部真正掌控的問題：最近，評論家保羅·費希特爾出版了一部題為《德意志之詩》的文學史作品。這本大部頭被一個出版組織低價大量推銷給讀者。書裡的反猶和民族主義傾向過於明顯，學院覺得有必要對它提出警告。諸如利翁·福伊希特萬格、斯蒂芬·茨威格、庫爾特·圖霍爾斯基等最重要、最暢銷的猶太作家，根本沒在書中出現，恩斯特·托勒、卡爾·施特恩海姆、雅各布·瓦塞爾曼等其他人只是被很不屑地草草提及。但在抗議書初稿中，關於這部書的內容所佔比重太大，顯得好像學院想讚頌而不是批評它。戈特弗裡德·貝恩隨後又寫了一個版本，從非常高的格局批判了普遍的反動文化傾向，而不僅僅針對費希特爾一個人。但文本的某些段落聽起來過於複雜、文雅，學院因此請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再改一次。
這是個棘手的請求，因為貝恩是個有著精英主義自信且高度敏感之人，自己寫的文章竟然需要被他人修改，這種事他無法諒解。結果，今天的會議他根本就沒出現。德布林盡職盡責地澄清了貝恩草稿中的晦澀之處—可此時，政治已經完全變天了，幾天前還只是文化政治宣告的東西，現在必然會被理解為對帝國新總理的正面攻擊。所以，德布林只能對自己所寫的抗議書提出警告，也贏得了同事的普遍贊同。學院不得不承認，在希特勒上臺前的最後幾周裡，討論一本劣質書的宣告確實是浪費時間，現在宣告寫完了，卻根本不敢發表。
後來，當亨利希·曼坐下來給慕尼黑的弟弟寫信說明系部決議時，一切都讓他尷尬至極，對那份被悄悄埋葬的宣告，他只是一筆帶過。相反，他細述了當晚的第二場會議—與普魯士文化部協商一個新文學獎。關於評委團成員組成的問題，會上爭論不休。
但他在信中最關心的根本不是學院的事，而是自由言論大會，主辦者問都沒問，就把他列為大會的組織者。「整件事都是無恥的濫用，」他在信中認為弟弟也被捲了進來，「會議流程中，你‘可能’要做開幕演講。」他迫切要求弟弟不要參加活動，因為它註定會失敗：「還能發生的最有利的事就是會議禁令。但也許，他們會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表明我們今天的抗議多麼沒用。」
今日要聞
●興登堡頒佈《在普魯士建立有序政府》的緊急法令，並解散了普魯士議會。新選舉將於3月5日與帝國議會選舉一起舉行。緊急法令任命戈林為普魯士臨時的內政部部長，戈林因此對普魯士警察和行政部門有了支配權。
●在杜伊斯堡，在一名2月1日被謀殺的黨衛隊士兵的葬禮上，出殯隊伍遭到槍襲。警察和送殯者進行了還擊。一名旁觀者在交火中死亡。在哈爾堡-威廉斯堡，一名27歲的工人在離開社民黨的會所時，被三名納粹黨成員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