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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中午的時候，埃裡希·艾伯邁爾在萊比錫收到克勞斯·曼的電報：「今天14點14分到，克勞斯問候。」下午2點左右，艾伯邁爾開車到車站。這是個灰暗、陰沉的冬日。艾伯邁爾一走進巨大的休息大廳，賣報小販的聲音就撲面而來：「阿道夫·希特勒，帝國總理。」他買了一份《柏林午報》。在站臺接到客人時，他仍臉色蒼白。
克勞斯·曼剛開始還在微笑，可一看到艾伯邁爾遞給他的報紙的頭條，立刻大驚失色。他從沒想過這種事會發生。他盯著報紙，沒敢再看下去：「太可怕了……」開始他走得很慢，然後越來越快，可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去哪兒。下一個念頭是他的父親：「這對魔術師來說也太可怕……」
他和艾伯邁爾去了一家餐館吃東西，試圖平靜下來。他們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就打算飯後去艾伯邁爾家探討《夜航》那個編劇專案。他們決定今天構思出第三幕的雛形，但因心思不在工作上，沒有任何進展。兩人突然對這項工作有種渺茫的感覺。顯然，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國內沒有一家劇院會對一部由法國小說改編的劇本感興趣，何況編劇是同性戀、納粹反對者克勞斯·曼和他同為同性戀的朋友艾伯邁爾。為什麼還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你只要不提我的名字就行……」曼建議道。「胡扯！我們把這部劇先擱置一年。」艾伯邁爾安慰他。
他們早早收工去劇院，看了《讚美大地》，這是奧地利人裡夏德·比林格創作的喜劇。他最近大獲成功，去年還與埃爾澤·拉斯克-許勒一起得了克萊斯特文學獎。克勞斯·曼對這部劇很好奇，但很快意識到自己不喜歡這部劇，對他這樣的大都市人而言，裡面的自然神秘主義太多了。更重要的是，演員們講不好奧地利的方言。
午夜時分，艾伯邁爾送他到車站，二人在臥鋪車廂前告別。艾伯邁爾說好兩週後去慕尼黑找克勞斯·曼，把《夜航》繼續做下去。這是那種雖然有約，雙方卻都不相信能夠守約的拜訪。克勞斯·曼在車廂內落座，向站臺上的朋友揮了揮手。然後，火車消失在夜裡。他們再也沒有見過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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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希特勒站在總理辦公桌後拍攝了就職的官方照片。照片上，他越過鏡頭側看向空處，兩手插在雙排扣外套的口袋裡。一個古怪而倔強的姿態—當然是為顯示決心，但看起來更像是在手裡藏了什麼。他沒有多少活動空間：面前是幾乎空無一物的總理辦公桌，左邊是套著天鵝絨的總理椅，後面是半人高的檔案櫃，右邊是一張邊桌。雖然場景莊重死板，攝影師還是在希特勒背後的檔案櫃上放了一籃鈴蘭花，讓畫面多了些明亮和友好的氣息。
在隨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希特勒和胡根貝格因為新選舉又吵了起來。可胡根貝格的抵抗現在已無濟於事，他別無選擇，只能把決定權交給興登堡。身為總統的興登堡可以下令同意或拒絕解散議會。
傍晚，人們開始在巴黎廣場和威廉大街兩側聚集，新政府已宣佈舉行大型火炬遊行。流動小販們冒出來，賣熱香腸和暖身的飲料。晚上八點半開始，衝鋒隊、黨衛隊以及德國國家人民黨的部隊鋼盔團列成長長的縱隊，從西邊穿過蒂爾加滕區向勃蘭登堡門行進，共計約25000人。在筆直穿過公園的夏洛滕堡大道時，隊伍左右兩緣穿制服的人舉起火把，彷彿夜幕中兩條窄窄的光帶。鼓聲隆隆，煤油味在空氣中瀰漫。旗手和樂隊在縱隊間行進，演奏著德國或普魯士的歌曲。但當他們穿過勃蘭登堡門，一踏上法國大使館所在的巴黎廣場，音樂戛然而止，隨後擂鼓震天，樂隊奏響了一首古老軍歌的旋律，中心句是：「我們要勝利地打敗法國。」
同樣在巴黎廣場，馬克斯·利伯曼的別墅就緊挨著勃蘭登堡門。他現在85歲了，與興登堡同歲。幾年前他給這位帝國總統畫過像，這在當時幾乎成了一件國事。一些右翼民族主義報紙批評說，為什麼偏偏是猶太人利伯曼受託為德國的國家元首畫像？利伯曼當時泰然處之，畢竟，他不僅是德國最受尊敬的畫家之一，還是具有國際地位的印象派畫家，而且在本國的知識分子圈和藝術界人脈極佳，更何況他還是普魯士藝術學院的院長。他不想被幾個右翼的叫囂者打破平靜，反正他們也動搖不了他的名氣。他不是虔誠的猶太教信徒，自從父母去世後，就再沒去過猶太教堂。他天經地義地認為自己是德國人、是柏林人，對於猶太民族同化的成功深信不疑。
然而，如今外界對猶太人的態度急劇改變了。利伯曼是一個保守派，徹徹底底的資產階級，他堅信舊式普魯士的寬容和魏瑪共和國的自由靠得住。但近年來，他不得不注意到，即使在所謂較好的、有教養的社會圈子裡，也蔓延著越來越有攻擊性的反猶主義。
去年夏天，他辭掉了任了12年之久的學院院長之職。為感謝他的工作，學術委員會授予他名譽院長的稱號。可接任他的是馬克斯·馮·席林斯，這位不再作曲的作曲家公開承認自己對國家和猶太人的敵意，輕蔑地稱魏瑪共和國為「閃米特之地」。希特勒的勝利讓利伯曼明白，自己的民族同化之夢破滅了。與妻子一起看著穿制服的人們行軍而過時，他說：「我想吐的太多，根本吞不下。」
遊行縱隊從巴黎廣場右轉進入威廉大街。火把向路邊的建築和人投下不安的光。興登堡在老總理府一扇亮著燈的窗後檢閱遊行隊伍，不時用他拄著的手杖隨行軍音樂的節奏敲打地面。再往前一棟樓，希特勒站在新官邸一扇敞開的窗後。他被斜對面的聚光燈照亮，在魯道夫·赫斯與他的部長戈林和弗利克的簇擁下，反覆高舉右臂向人群致意。人們甚至走出縱隊，搭起一架梯子，向窗內的希特勒遞去玫瑰。後來，由於寒冷，他不得不套上褐色的衝鋒隊夾克。但幾小時的遊行讓他激動不已，對於組織這一切的戈培爾，他興奮地問道：「這麼短的時間他從哪兒搞到這麼多火把？」
戈培爾操辦一切。他安排了火炬遊行的轉播，要求國內所有電臺進行播送，有些臺長並不情願，但只有巴伐利亞電臺抗拒成功。他和戈林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這些也必須被髮送出去。直至午夜，他才離開那些冒著嚴寒、仍死守在街上高呼希特勒和興登堡萬歲的人們。
柏林的火炬遊行，1933年1月30日晚
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表演。但在戈培爾眼中，這還不夠宏大，不夠成功。尤其令他失望的是，電影鏡頭寥寥無幾，對比度低，又常常晃動不清，對於每週的影像新聞來說，視覺衝擊力太小了。他想為觀眾呈現一支真正的凱旋之師，彷彿它會碾碎擋在路上的一切。因此，為了更好的攝像效果，他決定夏天再導演一場更震撼人心的火炬遊行：更多的人，更多的火炬，更緊湊的隊伍，更好的攝像機機位。第二次的遊行以超寬行列行進，幾乎人人都舉著火把，而不只在兩緣。於是，隊伍如同熊熊燃燒的洪流，從勃蘭登堡門穿湧而過。細看影像就會發現，在這次追加的拍攝中，街邊並沒有人頭攢動。但戈培爾無所謂，經過精巧剪輯，沒有誰會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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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舞臺》的主編卡爾·馮·奧西茨基總是那麼不知疲倦。希特勒宣誓就職總理的訊息傳來時，他正在編輯部工作。下午晚些時候，他動身去了哈勒門附近的一家酒吧，參加德國作家保護協會的會議。這個協會類似於作者的工會。素來暴烈的埃裡希·米薩姆說著說著就勃然大怒，要求堅決抵制納粹。然而大多數作者對米薩姆的憤慨不屑一顧，認為希特勒的胡鬧很快就會結束。然後奧西茨基站起身，酒館安靜下來，他輕聲說道：「一切都將比諸位所想的更漫長。也許是幾年。對此我們無能為力。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下定決心，絕不向現在的掌權者伸出哪怕是一個小指頭。」
會議結束後，奧西茨基乘地鐵前往蒙比修廣場，參加人權聯盟的集會。地鐵駛入凱撒霍夫站時，他下了車，想親眼看看納粹的喧囂。他爬上樓梯，看見望不到盡頭的衝鋒隊行列一排排走過，火把跳動的光照在他們的臉上。奧西茨基看了一會兒表演，緊閉雙唇，轉身走下樓梯。他乘坐了下一班地鐵，以便能及時趕到聯盟會議現場。聯盟要為下週五在貝多芬大廳舉行的示威做準備，屆時奧西茨基將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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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凱斯勒伯爵晚上去了凱撒霍夫酒店，不是為慶祝新總理上任，而是參加一場很早就定下的晚宴。隨後他還聽了一場講座，發言人是裡夏德·尼古勞斯·格拉夫·庫登霍夫-卡萊基，一位奧地利作家，母親是日本人。只要他出場，就會宣傳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統一的聯盟歐洲。
凱斯勒瞭解這類泛歐提議，他覺得它們雖然有吸引力，但終究還是缺乏說服力。庫登霍夫-卡萊基雖然能用令人難忘的言辭滔滔不絕地描繪出統一歐洲的優勢，卻過於輕描淡寫地略過了分裂歐洲大陸的種種衝突和政治對立。對於這些衝突和對立，凱斯勒心知肚明。因為一戰結束後，他也有幾年獻身政治的時光。他倡導的是另一種國際聯盟的理想，其中的代表並非國家，而是跨國機構，即貿易協會、宗教團體、工人組織或學會。這是為了抵制國家利己主義，最重要的是，讓跨國力量掌握更多權力。但該計劃的阻力太大，它始終只是個烏托邦。凱斯勒最終對此死了心。
毅力不是他最大的美德。凱斯勒不需要。他的家庭極其富有，母親是英國人，父親是德國人，他本人在法國長大，然後在阿斯科特和漢堡上學。這種背景對他來說既是詛咒，也是福氣。不論是接受法學教育，還是實現外交或政治上的抱負，他都半途而廢。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收藏藝術品、做贊助人和環球旅行。很少有重要的歐洲藝術家或作家與他沒有私交，據說他的筆記本中記有上萬個名字和地址。
許多不熟悉他的人認為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無拘無束，異常聰明，對藝術風格有異於常人的感受力。但他也因自己的不羈而痛苦。他缺乏一種能賦予生活以方向的基礎或意義。由於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也從未找到長久的生活伴侶。他缺少典型的花花公子形象所需的玩世不恭。
庫登霍夫-卡萊基的演講結束後，凱斯勒離開了凱撒霍夫酒店。很快，他感覺自己闖入了一場軍事狂歡。還在酒店走廊，他就遇到巡邏的衝鋒隊和黨衛隊。穿著制服的黨衛隊在大廳和正門前夾道而立。走上大街，他看到衝鋒隊縱隊從威廉廣場走過酒店。在凱撒霍夫酒店入口上方的陽臺上，站著羅姆與柏林沖鋒隊隊長赫爾多夫以及其他幾個納粹黨第二等級的人物。他們擋不住誘惑，效仿著他們的偉大領袖，也在檢閱遊行。和希特勒一樣，他們站了一個又一個小時，注視著走過的行軍隊伍，不停向人群伸出右臂致意。
人行道和威廉廣場擠滿看熱鬧的人。凱斯勒和他的朋友們本來想去波茨坦廣場的菲爾斯滕貝格酒館喝杯啤酒，卻在人群中寸步難行。甚至在波茨坦廣場上，部隊首長仍然讓手下人以軍事隊形行進。可誰都不知道到底該去哪兒，因此隊伍始終在來回轉。凱斯勒不想看這個，和同伴們一起消失在菲爾斯滕貝格酒館。這裡也是一派狂歡的氣氛，但正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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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10點，埃裡希·凱斯特納和赫爾曼·凱斯滕在離陶恩齊恩大街不遠的施萬內克酒館見了面。這裡位於城西，很安靜，街上只有零星幾個從火炬遊行回家的人。這家酒館其實叫斯蒂芬妮，但大多數客人都用它的主人—演員維克多·施萬內克的名字來稱呼它。地方不大，才20張桌子，有幾張在窗臺邊。施萬內克在戲劇界和作家中無人不知，因此他的酒館很快成為城中最重要的藝術家聚會場所之一。劇作家如布萊希特、楚克邁耶、厄登·馮·霍瓦特，評論家如阿爾弗雷德·克爾，出版商如恩斯特·羅沃爾特，演員如弗裡茨·科特訥、維爾納·克勞斯、伊麗莎白·伯格納和克特·多施，都會來這裡坐一坐，儘管未必在同一張桌子上—太強的意識形態或個人的敏感讓他們很難坐到一起，但畢竟是在一個屋簷下。
「我們必須離開德國，」凱斯滕坐到朋友凱斯特納身邊，「這個地方，我們無法再創作，什麼都印不出來。希特勒搞獨裁，讓人頭落地，大搞戰爭。」
「不，」凱斯特納說，「你必須走，我必須留。」凱斯滕是猶太人，他不是。他解釋說，他想寫關於第三帝國的小說。必須有證人，必須有人去講述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他已經下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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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滕堡的第33衝鋒隊可謂臭名昭著，整個柏林都達成了共識：它所到之處，必將一片血腥。這支隊伍的頭領是弗裡茨·哈恩和漢斯·邁科夫斯基，兩人都只有20多歲，卻已是有著多年經驗的街頭恐怖行家了。第33衝鋒隊最愛乾的事，就是在週日與其他衝鋒隊一起開去選帝侯大街騷擾行人。部分身穿制服的衝鋒隊隊員會走在大街正中央，高喊口號，揮舞納粹旗幟。那些特別強壯的隊員則身著便衣在左右兩側的人行道上進行護衛，推搡或毆打每一個他們眼中的猶太人，或是那些對遊行和旗幟沒有表現出應有熱情的人。
然而，哈恩和邁科夫斯基並不滿足於小打小鬧。兩人都曾在街頭鬥毆中槍殺過共產黨員，從那時起，他們的部隊就被稱為「殺人衝鋒隊」。殺人後，哈恩和邁科夫斯基各自在國外躲了幾個月，但後來幾乎是暢通無阻地返回了柏林。警方並沒有嚴查衝鋒隊的襲擊。去年，邁科夫斯基在審訊中不得不承認殺害了一名共產黨員，隨後被捕入獄，然而幾周後他就因興登堡頒佈的聖誕大赦令重獲自由，彷彿殺人只是不值一提的小過錯。
第33衝鋒隊當然也參加了致敬希特勒的火炬遊行。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會錯過這場遊行。然而，在行軍經過了興登堡和形形色色的納粹大人物之後，邁科夫斯基和他的手下還不想回家。他們正在為非作歹的興頭上，於是開向「紅區」—這個夏洛滕堡的街區被認為是共產黨的據點。他們在這裡高喊口號，辱罵路人，砸碎窗戶，最後遇到了房屋保護隊——這是人們為抵抗衝鋒隊的侵犯而成立的自衛組織。邁科夫斯基和因髮色顯眼而被稱為「紅公雞」的哈恩在這裡可不是無名之輩，人們認識他們，痛恨他們，有人對他們破口大罵，形勢劍拔弩張。
然後，華爾街上槍聲響起，邁科夫斯基倒下了。一同倒下的還有警察局局長約瑟夫·佐裡茨，當時他正監視著第33衝鋒隊，並準備請求增援，因為他意識到局勢已經惡化。兩人都躺在華爾街24號房前。有人叫了救護車，可救援來得太遲。不久後，兩人都在醫院身亡。
終於，幾支警隊趕來，搜查了附近的房屋。警員們找到3名帶槍傷的居民，共逮捕了15名被列為嫌疑人的男子。緊鄰現場的華爾街24號房住著精密機械師魯迪·卡里烏斯。他還很年輕，26歲，是共產黨幹部，也被調查人員登記為嫌疑人。但他們無法拘捕他，因為槍擊發生後他立即躲了起來，始終不見人影。
新掌權者對警方不依不饒，他們要看到結果，但卡里烏斯似乎就地消失了。他有個女朋友，一位紅金髮的豐腴美女，在選帝侯大街的舞伎夜總會或鸚鵡酒吧做陪酒女郎。她真名叫埃米·韋斯特法爾，但自稱奈莉·克勒格爾，35歲的她已不再是這個行當裡最年輕的人。她愛喝酒，也能喝，酒精還沒有把她泡腫，依然魅力十足。1929年6月，奈莉在「舞伎」遇到一位快60歲的穩重紳士。他留著灰白的唇髭，下巴上的鬍鬚細長，看起來像個西班牙的大人物。他是作家亨利希·曼，當時正和特露德·黑斯特貝格鬧分手，或者說，她離開了他。他有點孤獨，像他的小說主人公垃圾教授一樣，喜歡在夜總會消磨時間。奈莉，漁夫和女僕的女兒，與顯貴之子亨利希·曼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對於藝術和文學她說不出什麼。但他不介意，他喜歡聽她無拘無束地胡扯，儘管有人會說那是喋喋不休。二人都來自呂貝克地區，這是搭在他們之間的第一座橋樑。另外，曼會講故事，在奈莉聽來，那就像畫報社會版面上的事兒：他不僅會講到放肆的特露德·黑斯特貝格，還講到了新巴貝爾斯貝格的烏法電影公司片場，那裡正在籌備《藍天使》的拍攝。1929年秋，亨利希·曼的弟弟托馬斯·曼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報紙上滿是他和他家人的照片。
難怪奈莉覺得自己抽中了大獎：她，一個酒吧女，和亨利希·曼，國內最著名的作家。春天，他邀請她去尼斯，兩人在尼斯酒店——城中心一家古老的豪華酒店裡住了幾個星期。
但奈莉並沒有因此與年輕的卡里烏斯分手。亨利希·曼和魯迪知道彼此，並且兩人出乎意料地合得來。有時他們會在奈莉位於康德大街上的小公寓裡見面，聊聊政治。曼願意藉此機會瞭解一些無產階級共產黨人的境況，這是他平時接觸不到的。雖然亨利希·曼能想到，他給奈莉的錢有些會落到魯迪·卡里烏斯手裡，但還是對她出手闊綽。漢斯·邁科夫斯基死後，卡里烏斯不得不從警察的視野中消失很長一段時間，但至少金錢方面他無需太過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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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遊行結束後，戈培爾還與希特勒談了預定的新選舉的時間，如果興登堡同意，他們想安排在3月5日。隨後，戈培爾開車去波茨坦找普魯士的奧古斯特·威廉王子一起慶祝掌權，快到3點才回家。「殺人衝鋒隊」的弗裡茨·哈恩已經等在那裡，向他彙報了邁科夫斯基的死訊，以及一位名叫約瑟夫·佐裡茨的警察也被槍殺。戈培爾太累了，沒法長談，他和哈恩告了別—好在哈恩靠得住。然後他倒在了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