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假設，但可以覆盤
旭彬多年來主持騰訊歷史頻道，主編的「短史記"系列選題視野開闊，行文輕鬆，喻義無窮，曾是我追蹤閱讀的欄目。旭彬個人著述量大質高，幾乎出一本熱一本，毫不誇張地說，早已成為新一代歷史類寫作臺柱子之一。以這幾年出版的《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為例，史料豐沛新鮮，思想深刻，行文老練，一時間洛陽紙貴，成為各界具有共同閱讀興致的歷史類讀物，實屬難得。
旭彬的新書《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這50年間中國的改革程式。從大歷史角度看，這50年雖然為時不長，但確為殷周以來3000年最為關鍵的歷史節點。集中精力研究這段歷史，弄清這段歷史的起承轉合與前因後果，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學術工作。旭彬的這部鉅著，將編年與紀事本末諸多體裁綜合運用，50個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幾乎都有著落，或者單獨敘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題下述及，縱橫結合，詳略得當，引證翔實，敘事張弛有度，相信一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這一段歷史雖然過去了100多年，研究者也先後做出了許多有意義的研究，但是如何理解這段歷史，如何將這段歷史放在一個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敘述，這依然是學術界必將持續探究的問題。旭彬給出了自己的理解，許多說法極具新意，我也大致贊同。我想接續討論的是，放在中國3000年曆史長河看，這段歷史究竟給我們留下什麼實實在在的遺產，留下什麼值得汲取的教訓。
毫無疑問，實實在在的遺產就是中國終於踏上了工業化的路，中國終於從
農業文明走出。這在今天一般人的感覺中可能並不是多大的問題，但從歷史上看，這一點格外重要。我們知道，大航海時代到來後，全球產業就醞釀著突破，經過幾百年的積累發酵，至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爆發，一個全新的時代由此發生。而此時的中國正沉溺於盛世想象中，對於英倫三島的工業革命，以及歐洲大陸正在發生的變化，竟然毫無察覺。
20年後，英國人來了，他們很自豪地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新產品和新成就，希望中國注意這些新趨勢，開放市場，讓英國這些新穎的工業品進入。假如那時的清朝統治者開啟一扇緊閉著的國門，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會被改寫。然而歷史無法重來，清帝國竟然在英國工業革命100年之後才不得不開始自己的工業革命。旭彬的這部大書就從這兒開始。
耽擱了100年，又是在兩次鴉片戰爭後開始自己的自強新政、洋務運動。於是中國這場工業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大的問題，缺少整體規劃，也不知道變革的終極目標是什麼。而且由於帝制時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這對於維護既成統治固然有效，但對於任何變革都設定了一個多元社會根本不會出現的障礙。旭彬說，愚民教育雖然有助於維持統治，但在變革時代，終究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誠哉斯言！據此就可以解釋50年改革所遇到的麻煩，很多是歷史留下的許多意識形態屏障。自己很難逾越。
然而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工業化終於在蹉跑了一個世紀之後開始了。此時的日本即將開始維新改革，西方資本主義仍然是英、法、美等幾個大國。假如當時的中國像英:法、美所期待的那樣開啟國門，讓外國商品自由進出中國，讓中國成為自由貿易的區域，重回漢、唐、宋、元，或許，中國的市場能得到充分開放，經濟實力也會迅速成長，成為世界經濟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可惜的是，我們從史料中不難看出，清廷開放的程式遲緩、低效，極不情願。清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開放的意義，總覺得市場是自己的，不能輕易讓渡給別人。至於別人的市場，那時的中國當然沒有足夠的想象力，不知道這也是可以共享的。於是西方人很快意識到中國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樣開放市場，那麼中國的市場價值實際意義並不是很大。由此理解19世紀80年代中外關係日趨緊張，1894年的甲午戰爭後簽訂的《馬關條約》更是激化了這一關係。'
過往百年，討論洋務新政的，不論基於什麼樣的立場，都承認這場現代化
運動過於畸形，政府壟斷了資源市場，至於增長的結果也基本上與民眾無涉。民眾沒有從發展中獲得好處，更不要說發展的普遍性。政府沒有經過適度的改造，洋務新政其實就是讓政府公司化，許多完全可以憑藉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清廷主政者出於維護統治利益的需要，寧願不發展，也不會交給市場，更不允許民間私有資本的成長。
沒有普遍性的發展，沒有民眾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離於洋務新政之外，那麼政府主導的「點線增長"便不具有多少實質性意義。如果重返19世紀下半葉，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是社會再造、國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國社會體制、國家體制。這一點，洋務時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馮桂芬、薛福成、郭嵩春、鄭觀應等都有不少討論；1885年，伊藤博文來華時，也與李鴻章就此交換過意見，明確表達過中國應該有一總體改革思路的看法。
實事求是地說，洋務新政也帶給中國巨大變化。中國的工業化畢竟從零開始，有了一個很不錯的起步，重工業、製造業、造船、航運、電報等基礎性設施在那30年獲得了巨大進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繼出現。我們後人一方面要看到洋務新政的本質侷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程式中的意義。
歷史無法假設，但可以覆盤，可以討論另一種可能。假如甲午戰爭不爆發，中國繼續潛心於自己的建設，繼續與世界諸大國保持經濟合作、「政治親善」，繼續和平外交，成為世界尤其是遠東政治格局的建設者與維護者。這種情形再走30年，中國內部的精神建設也會不一樣，中國的經濟基礎也更紮實。到那時，不是強大的中國與外部衝突，而是中國不需要衝突，反而成了制止衝突、維護和平的力量。這樣推演當然有點天方衣譚的感覺，只是如果我們覆盤19世紀晚期中國政治走勢時認為這並不是完全不可能。李鴻章主導的政治派別其實就是這樣想的，中日兩國拖至最後時刻開打，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考量。
和比戰難。嚴復說這是宋代以來中國人的一個最大教訓。中日衝突還是發生了，然而如同兩次鴉片戰爭一樣，甲午戰爭並沒有演化為全面戰爭，清帝國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損」，與日本簽署了」講和條約"。‘
這場戰爭帶給中國巨大的傷害，精神上的傷害長期一直都沒有完全消解。
至於屬國、土地、賠款更是讓中國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發生，主要就因為不
能接受這樣的失敗。
戰爭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程式，但戰爭也讓中國人開始驚醒，開始反思已經走過的路，中國歷史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所謂"三千年未有之鉅變"，所謂「歷史三峽」，都只能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中日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精英很少有人認為中國需要根本改變，他們中的大部分認為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些學習只限於堅船利炮、聲光電化，至於體制、社會、倫理，中國不僅不必學，而且必須謹防這些東西影響中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當時中國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的普遍意識。
甲午戰爭後，中國人的觀感很不一樣了，孫中山、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這一大批激進主義者不必說了，即便統治階層內部，也逐漸承認西方文化知識‘的有用性。本書第三十五章描寫的朝野各界對甲午戰爭的反思很值得細讀，光緒帝、恭親王、李鴻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覺，這也為中國翻開新的歷史篇章提供了契機。
我認為，《馬關條約》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影響，並不是割地、賠款，而是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自由辦廠。這個規定一舉打破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管制，中國經濟通過各個通商口岸與世界經濟連為一體。既然外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辦廠，那麼中國的先富階級自然可以褪掉紅頂商人、買辦商人的掩飾，直截了當變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所謂"歷史之鉅變"，其實就是社會重構、階級重組，一個全新的階級出現，「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被打破了，中國終於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軌道。此後十幾年，政治上的變革、倒退，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發生初期資產階級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博弈，分權運動、權利運動，中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邏輯向前推進，新政、預備立憲、諮議局1、資政院、責任內閣制等，都應該在這個歷史脈絡中進行理解。
彳艮多年來，研究者基於時人的批評，大致都強調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變革如兒戲。我個人不認同這樣的分析。國家體制變革是根本性變革，清帝國在之前漫長的時間裡確實耽擱了、延誤了，但我們不能據此以為1906年開始的預備立憲不可信，是拿國家前途開玩笑。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必須承認1904年的日俄戰爭，當時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如果沒有吳槌臨門一腳，也不會讓慈禧太后、滿洲貴族看到憲政的力量。只是歷史的吊
詭在這關鍵時刻，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辭世，中國步入"後威權體制"，攝政王、隆裕太后、宣統帝"三人組」應該是清帝國200多年曆史上最弱的班底。而中國資產階級正在迅速成長，體制化的諾議局、資政院，以及那些非體制化的國會請願同志會、各省造議局聯合會等，其活動力、影響力，遠勝於清帝國的既成架構，清廷統治集團的決策逐漸變為被動反應，無法引領政治程式。終於，武昌首義，掀翻了清帝國270年的統治。
清帝國因改革而隱入歷史，對於滿洲貴族來說，固然有亡國之痛。但是正如顧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樣，有亡國有亡天下，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對大中國而言，清帝國沒有了，中國還在。何況，晚清50年改革也為中國積攢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至於民國是不是不如大清，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為序。
馬勇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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