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一代作家的創作觀察：「我」的降維

新京報：對於青年一代的作家群體，有一種觀點認為他們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失去了對更為宏大的精神力量與信念的追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今天青年一代的文學書寫太過強調現實的議題性，而喪失了所謂「文學性」。你對此有何看法？

張莉：我覺得關注「我」沒有問題，關注「我」的存在與世界的關係是寫作應有之義。我每天晚上會看一兩個短篇小說，現在很多作品裡的「我」實際上是被捆綁在雞飛狗跳、雞零狗碎中的「我」。不是說不能寫「我」，或者不能寫個人化的生活，但很多作者只是關注一個物質的「我」，那是沒有精神能量和深度的「我」。所以，我常常覺得，今天的創作者是把「我」給降維了。

寫「我」也可以寫出尖銳、深刻、強大的主題，因為「我」是「我」和歷史、「我」和時間、「我」和命運之間重要的連線。但很多作者對「我」的理解是膚淺的。我的意思是，創作者並不是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是對「我」失去了精神力量與精神思考。如果能對「我」要成為何種意義上的「我」、何以成為「我」有思考，有反思，有質詢，那麼，「我」也會盛載更大的精神潛能。

陳春成是新近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他的《竹峰寺：鑰匙和碑的故事》我很喜歡，在《生活風格：2020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中我收錄了這篇。因為在他的作品裡面，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我」，它裡邊有歷史的沉澱。小說家的語言裡有一種隱秘的傳統元素在流動。這讓人期待，他也是在寫我們時代的「我」，但這個「我」並沒有被降維，同時又如此讓人難忘。

另外你提到文學書寫的現實議題，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新文學傳統裡一直都有這樣的脈絡，就是問題小說。今天我們去看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大概也就是魯迅的作品留了下來，因為它是藝術性和社會問題的完美結合，而且它的社會問題不是一時的，是長久以來我們都要思考的問題。

我個人也欣賞有問題意識的寫作，尤其在今天。前幾天我和本科生們在課堂上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他們的討論非常熱烈，我想，這篇小說之所以今天還擁有這麼多青年讀者，恰恰在於小說的問題意識。

新京報：我記得在性別觀調查釋出會上，幾位老師（賀桂梅、魯敏、楊慶祥等）也提到過這幾年文學領域似乎對性別議題的推動力量變小了，反而是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顯現出更為強大的影響力。你怎麼看待這一轉變？

張莉：文學在整個社科領域的影響力的確變弱了。這一方面當然跟媒介/新媒體的變化有關，所謂從文字/紙質傳媒到影像傳媒的變化，不同媒介的力量此起彼伏，而電視劇或者電影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力毋庸置疑。問題是，哪怕是影像時代，文學原本也是很多影視劇改編的原動力，但今天我們越來越難看到純文學改編而成的影視劇作品。我認為這是作家介入社會問題的能力不足所致。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嚴肅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風起雲湧。比如說我小時候看鄒倚天扮演的紅衣少女安然，那樣的一個健康的女性形象與女性精神氣質曾引領過一個時代，但後來我們很少看到這樣性格鮮明、多元的女性形象了。現在，相比嚴肅文學，反倒是網路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能夠戳中大眾；很多網路作品改編的電視劇能夠抓住大眾，我想首先是因為網路作者渴望抓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

新京報：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張莉：可能寫作者希望尋找安全感吧。就現實生活層面來說，尋找安全感我完全理解，但是作為藝術家來講，尋找安全感其實是惰性。文學的創新就是要有冒險精神，如果作家一直依靠慣性和惰性寫作，或者總盼望自己的作品能夠旱澇保收，那創新和對於真問題的思考就無從談起。當然，道理大家都懂，做起來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把想法落實在寫作中並沒那麼容易。

女性的非虛構寫作，被忽略的重要文學傳統

新京報：你在2021年還出版了一本《新女性寫作專輯》。在這本書中，你也提出了「新女性寫作」的概念。「女性文學」的提出主要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自提出開始，關於「女性文學」的定義一直都存在話語與權力層面的張力。在諸多爭議聲中，你如何理解和定義「女性文學」？又如何定義「新女性寫作」的「新」字？這樣的定義是否也體現了中國女性文學從過去到當下的脈絡？

張莉：女性文學和新女性寫作的確不太一樣。關於女性文學，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結合我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現場經驗，以及整個社會語境，將它定義為「主要是女作家寫的、帶有女性氣質、表現女性生活與生存狀態的文學作品」。但同時我也很警惕這種定義。之前跟一些同行討論過，概念或者定義應該是隨著創作改變的，而不是先給它一個框，然後去套不同的作品。所以《2020年中國女性文學選》裡的作品，既有帶有強烈性別立場的作品，也有立場比較溫和的作品。

但「新女性寫作」又不一樣了，它強調的就是作家本人的性別立場和性別精神。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面對的就是一種新的文學語境。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在發生重大而悄然的變革；但另一方面，中國女性寫作及當代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卻讓人心生遺憾。所以，我思考的是，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寫作，今天在中國的語境裡如何進行女性寫作。

「新女性寫作」實際強調的是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同時著重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隱秘的性別關係——兩性之間的性別立場差異取決於民族、階級、經濟和文化差異；它也關注同一性別因階級/階層及種族身份不同而導致的立場/利益差異。之所以提出「新女性寫作」這個概念，也是想強調它與「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中產階級寫作」等命名有著重要的區別。

新京報：這本書裡也包含了一些非虛構作品，我當時看到還挺驚喜的。

張莉：做這本書的時候，我們的確想要囊括各個類別的新女性寫作作品。過程中我發現，更容易推動起來的是非虛構女性寫作，因為這是人人都可以拿起筆來寫的文類。

事實上，非虛構女性寫作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傳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說謝冰瑩的《女兵日記》，當時傳到法國，包括羅曼·羅蘭在內的學者都很欣賞和推薦。這部作品讓我們重新理解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女性——當時的女性不只是受到壓迫的形象，同時她也是一個有力量的、積極參與整個歷史程式的「社會人」形象，當然，這個稱呼和我們今天網路上調侃的「社會人」不同，它指的是具有社會情懷的人。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看到戴厚英的《人啊，人！》，張辛欣、桑曄合著的《北京人：100個普通人的自述》……它們都是在文學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只是我們當時沒有把它們納入女性寫作的視野而已。實際上，這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女性寫作傳統，即女性寫作者以非虛構的寫作方式參與到書寫整個社會歷史的程式中。這個傳統裡，包括林白的《婦女閒聊錄》，也包括梁鴻的「梁莊系列」，也包括範雨素的寫作。我和《十月》共同推出的「新女性寫作專輯·非虛構」聚集於「非虛構女性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女性勞動者」主題，其實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考。

新京報：除了非虛構寫作或者說關注社會問題的寫作傳統，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中還有哪些被我們忽視的女性文學傳統？

張莉：我想，是對低微女性人群的關注與眷顧。石評梅有篇小說叫《棄婦》，我印象很深。講的是表哥對「我」訴說他想離婚，小說中，「我」可以理解表哥的痛苦，但卻無法和他一起痛斥小腳女人，因為那是「我們女人」。在石評梅眼裡，這些棄婦，這些不懂「愛情」的小腳女人，並不是男人愛情悲劇的製造者，而是受害者。這個視點彌足珍貴，事實上當時很多女作家都寫過那些小腳女人的慘痛際遇，這與另一條新女性書寫的傳統非常不一樣。我的意思是，在現代女性文學史上，你會看到作家有意識地書寫不識字的女人、被時代拋棄的女人，她們不是她們，而是母親和姐妹。我想說的是，現代女性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傳統，是一直站在弱者和低微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可是今天，那些更為低微的人群在我們的文學作品裡幾乎看不到了。很少有作家去寫家庭主婦的價值，去寫那些帶孩子的奶奶和外婆的價值。在我的視野裡，當代作品裡很少觸及這一群體。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這幾年韓國女性文學的興起？對於中國女性文學來說，它是否具有一些參考或者借鑑意義？

張莉：韓國女性文學的興起我想還是因為作家的問題意識。單從文學技術上來講，那些文本說實話也沒有那麼好，但是作品的問題意識很強，所以在我看來那實質上屬於問題寫作的範疇。我們讀《82年生的金智英》時，會生髮出一種強烈的被冒犯的感覺，也是因為作家的問題意識很切膚。

一般來說，這類題材能夠傳播到另外一個國家，一般都具有冒犯性。當然，這種傳播本身也很複雜，涉及譯者和出版的挑選，否則我們根本看不到這樣的作品。同時，它也反映了中國讀者的閱讀趣味，如果我們在本土作品裡找不到這樣的問題意識，那就需要找一個代言和出口。

其實，韓國女性文學的問題意識不是說找到一個問題去書寫，而是說對整個現實的一種真切關懷和認知，是把現實中發生的一些問題與自我的處境聯絡在一起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