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完全被折現成流量，就是贏了
新京報：你的影評寫作獨樹一幟，形成江湖人稱「毛尖體」的高辨識度文風。你如何看待這種旗幟鮮明的寫作風格？這一風格是如何形成的，是渾然天成還是逐漸打磨尋找的結果？同時，你的寫作也跨越多個文體，從論文到雜文、影評，你如何平衡不同文體的寫作？
毛尖：江湖所謂「毛尖體」，不過就是以麻辣快的方式，以普通讀者的視角寫文章。於我很簡單，這是長期專欄的一個結果，千字卡死，賦比興一通的話，剛開頭就得結束了。因此，毛尖體，往上說是接地氣，往下說是不怕死。精力旺盛的時候，我同時在十家報紙上寫專欄，一天能得罪好幾撥朋友。不過，除了作家，我的另一個身份是大學老師，「毛尖體」也說明我不太會用學院派的方式來寫影評。
至於說在不同文體間平衡，我也沒那麼牛逼。而二十多年專欄寫下來，關於文體，我自己的界定是，一千字屬於一種文體，五千字以上，又是一種，所以，約稿，我都第一時間問字數，超過兩萬，我打退堂鼓，那得虛構。寫小說要換體質，也不是沒想過，好多師友鼓勵過我，崔欣都催了我好多年，偉長把小說名字都給我取好了，《鐵證如山》。還是我自己沒準備好吧。
新京報：影評寫作是一份很容易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它要求極高的準確性但卻常常被誤認為門檻很低（劇情簡介＋觀後感）。同時，圍繞影評寫作、影評人，還有諸多其他爭議，比如拿紅包給好評，拿紅包刪差評，「你行你上」「不會實幹就會扯淡」等言論。你如何看待圍繞影評人寫作的諸多爭議？
毛尖：影評門檻確實不高，這個，反過來理解，也應該是好處，這樣可以席捲更多群眾加入。諾貝爾文學獎的影響力遠大於其他獎，就因為文學獎誰都能嗑上幾句。加上這些年的影視劇，一大半是爛劇，罵罵咧咧，誰還不會呢。所以，我從來都說，我們影評人，乾的是清道夫的工作。在這個平臺上，我對拿紅包這件事，也並不嚴厲，雖然我也可以問心無愧一句，我自己從來沒有為紅包寫作，但這也因為，我不是專業影評人，不靠影評謀生。再加上，我寫影評，雖然起源是約稿，但也自帶了一些自以為是的使命感。對我影響很大的學者，很多也跨入過這個行業，包括歐梵先生。因此，最初，我是非常自大地以為能改變點影像生態而成為一個影評人的，當然，馬上被按倒在地了。有一次一個製片人打電話給我，讓我給他做的電視劇寫篇文章，我脫口而出，沒法寫啊這麼爛，他一點不覺得被冒犯，興奮地說，那你罵呀，往狠裡罵。所以有時想想，在今天這個大環境裡，影評人寫作，有爭議，不算壞事情，我們沒有完全被折現成流量，就是贏了。
以前的歧視更容易識別，現在則更容易溫水煮青蛙
新京報：對於青年女性學者，很多人曾提到感受到當下社會中結構性的性別制度與歧視問題。在你過往的研究生涯中，有遇到過類似的困惑與阻礙嗎？對於有志於學術事業的青年女性學者，你有哪些建議？
毛尖：在我個人的研究生涯中，可能我比較麻木不仁，倒沒太覺得受到歧視。當然，雞零狗碎的女性降維事件總是有，但是我也不太想把這個說成是歧視。二十多年前，研究生報選題，我要說我寫周作人，王老師馬上就會cut我，羅崗說他做周作人，王老師立馬就同意，不過也沒覺得是歧視，因為羅崗確實強，加上還有合適不合適的問題。不過，我的心態跟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一直生活在弱迴圈環境中有關係，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我的成長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還為我們撐著天干地支。
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在文化上是越來越封建了，由此年輕女性要進入學術，受到的壓抑性力量也會越來越大。現在的文化事件，動不動就是劈腿被人肉，離婚揭老底，加上政治正確和沒有偏見又是時代政治的一部分，赤橙黃綠青藍紫任何一種膚色都不能得罪，上層和下層哪一層都不能罵，文化變成溫吞水。在這個溫吞水大鍋飯裡，女性會是首先被煮熟的青蛙。加上以前的歧視很容易被識別，現在喜旺們也學乖了，絕不會說出你就在家繡繡花做做飯這樣的話，他們也讓李雙雙去面試，但會用其他題材勸退李雙雙。
而且，就像我前面說的，現在影視劇裡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裡繡花，被勸導成為新世紀劉慧芳，或者畫眉入時地在高樓大廈隨時準備跟總裁發生碰撞，不像社會主義時期的影像，女性用結結實實的勞動站在天地間，女效能直接跟壞人壞事做鬥爭，現在好人壞人都長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難。
新京報：有沒有哪位女性學者/作家/寫作者的作品對你產生過重大影響？
毛尖：2018年上海師大做了一次許鞍華電影周，我的三個女性榜樣有過一次同臺，她們是：戴錦華、王安憶和許鞍華。我主持了她們的對談，是我特別認真準備但一句話沒敢亂扯的一次。我自學電影，就是看戴錦華老師的書。這些年，我們做電影研究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也是大量地在戴老師的延長線上工作。戴老師做冷戰諜戰，我們跟著追到《天字第一號》（1946）。戴老師談切·格瓦拉，我們把切格瓦拉掛在牆上。戴老師始終在前沿，始終比我們年輕，她身上混雜了強烈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感。無數年輕女學者，都或多或少受到過戴老師的影響。安憶老師一直在上海寫作，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文學史了，但她至今都在勻速地持續地高質量寫作，雷打不動天天在寫，別說上海，整個中國如果沒有王安憶的創作，都畫不成一個版圖。許鞍華老師是我最敬重的華語電影導演，她的電影定義了香港新浪潮香港電影史，她本人定義了愛和藝術的強度，定義了生命的寬度和深度。她們三個人身上，都有無比強烈的少女感，一種任何痛苦和時間都奪不走的鬥志，每次和她們在一起，都有吸氧效果。
而在我的同代人中，也有三位女性深刻地影響了我，她們是：張煉紅、賀桂梅和董麗敏。我們幾乎一樣大，有非常相似的歲月記憶。煉紅為她的《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豪擲二十年，桂梅除了抽菸，麗敏除了打牌，幾乎都從不浪費時間，她們永遠在綿密地推進自己的思考，她們，包括前面講到的王安憶戴錦華許鞍華老師，都在讓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最強悍的天賦，就是勤奮。我自己不是懶惰的人，很多朋友，也覺得我看書看劇很勤奮，但我仔細想想，我是憑淫慾學習，她們是紀律，我很容易陷入虛無，她們則不，她們都給自己的才華加上了紀律，如此才能用一生來過關斬將。能和她們一起成長，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當我們太執著於單一話語視角時，肯定會造成理解的粗暴
新京報：你曾經在散文中提到父母的相處，「當我翻翻現在的文藝作品，影視劇裡盡是些深情款款的男人時，我覺得我父親這樣有嚴重缺陷的男人，比那些為女人抓耳撓腮嘔心瀝血的小男人強多了。而老媽，用女權主義的視角來看，簡直是太需要被教育了，但是，在這個被無邊的愛情和愛情修辭汙染了的世界裡，我覺得老媽的人生乾淨明亮得多」。這段話非常動人但透露出某種「政治不正確」的危險，如何理解這一段話？我在此前（你的友人）的文章裡讀到，說也是你照顧兒子、照料家庭更多？你會覺得這造成了困擾或負擔嗎？
毛尖：沒錯，這段話有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傾向，但我說這個話有一個語境，它的話語物件是當代文藝中的蒲志高。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為了愛情耽誤工作的男人，成了影視劇中的抒情物件。比如《我的前半生》（2017）中，寶馬男追離異女主，為了給她兒子過生日，放棄工作放棄大生意，如此，女主感動死，觀眾見證真愛。對比一下社會主義時期的文藝，真正是天差地別啊。《今天我休息》中，女主聽說男主是為了幫助群眾誤了約會，馬上不彆扭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都這樣，《煩惱的喜事》（1982）裡，電機修理工田建，加班加點為人民服務結果耽誤第一次見丈母孃，女朋友玉婷也沒什麼怨言。反正，在那個年代，勞模愛勞模，先進工作者喜歡先進工作者，都是天然。工作高於家庭，集體大於個人，婚姻向社會讓渡出一點家庭時間，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媽之所以願意伺候我爸一輩子，是因為我爸確實把他的精力都奉獻給學校了。一箇中學校長沒有家庭的支援，很容易心力交瘁的，當然我也不能說我媽完全沒怨言，但是，那個時代的情感法則鼓勵為人民服務，大環境如此，我們家這樣，鄰居家也這樣，沒人因此鬧離婚。
在這點上，我們這一代女性應該也還算同時繼承了社會主義的為國奉獻和為家庭奉獻的精神的，而照顧家庭照顧孩子，其中樂趣也不容抹去。當年，《真是煩死人》（1980）中，家庭主婦覺得一個洗衣機就能解決家務煩惱，現在我們什麼機器都有了，所以，困擾和負擔，一定程度上也是時代情感的一個變數，也是在這個議題裡，我們說，今天的愛情修辭絕對是個汙染源。
新京報：談到女權主義議題時，很容易引發諸多難以解釋清楚的負面情緒與爭議。你提及很害怕公開談論女權問題，是否有此擔憂？在你看來，一旦涉及女權主義話題，為何總是產生如此多的對立情緒？
毛尖：這其實不是女權主義領域的特殊問題，當我們太執著於單一話語視角時，肯定會造成理解的粗暴。而由於粗暴引起的爭議，又是媒體樂見的，所以，稍微一觸動，就花火四濺了。曾經有一次做活動，我對#metoo運動說了句擔憂的話，馬上被下面一個站起來的女生教育一通。當然，也不是說我真的害怕，只是這種情況，會讓人覺得，武俠挺好的，如果能動手，就不動口了。
新京報：以前讀到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說「不要成為你所反對的東西的對應物」。在女權主義的問題上，一方面我們提醒自己需要時刻警覺，我們批判父權話語與壓迫，但同時我們又要避免成為它的對應物，以至於思考與生活侷限於性別視角。雖然出發點可能不同，但你肯定也有注意/思考到這種批判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或者說，理論與現實之間總存在齟齬，理論無法完全指導生活。但你似乎很好地處理了這種不對應關係，作為一名學者，你如何看待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的縫隙？
毛尖：誰拿著理論生活，誰肯定一敗塗地啊。理論要是能指導生活，理論界的幸福指數不該全球最高了？看看我們小說和影視中的主人公，搞理論的，最後不都活成了時代的桌布？《獵場》（2017）裡，祖峰扮演的文藝理論家，是不是死得最早？作品中直接搬理論，編導不弄死你，觀眾也處死你。至於你說我處理得好，事實是，我從來沒有把學者當成我的主要身份。我的生活中沒有這些嚴肅的矛盾，我的痛苦和理論沒關係。所有和我的身體經驗八字不合的理論，我進不去也用不來。
期待重新啟用今天，呼喚出一個新的覺醒年代
新京報：在學術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歡做哪些事情？最近正在關注什麼話題/事件？你最近在讀的書是什麼？你下一步的研究與寫作計劃，可否給讀者透露一二？
毛尖：追劇就是我的日常。過去的一年，除了日常看片刷劇，我主要在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電影和關乎社會主義影像的書籍。今天重新回頭看那個時期的電影，實在有太多值得重新檢視的經驗。比如，社會主義時期的散文敘事非常發達，而今天，已經很難在銀幕上看到我們自己的散文電影。像「十七年」電影中，「尋找」，構成一個主要銀幕動機和語法表現，《五朵金花》（1959）、《魔術師的奇遇》（1962）、《小鈴鐺》（1963）等大量電影，都是用一個找人找物的方式勾連起社會主義的各種空間、各個民族和各類社會關係，藉此，少數民族政策也好，各行各業的差距也好，都在一個相對容易溝通的場域內得到理解。影像表現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互相哺育，當時的電影提供了很多方法和道路，諸如此類，都可以用我們的研究重新把它們召喚到當代。
這個，不是說我們要在影視劇中加強意識形態表現，反過來講，不同的意識形態應該有自己的「形式的形式」和「形式的內容」。經常有人花式讚美英美影視劇不搞意識形態教育，其實是人家的意識形態教育掌握了潤物無聲的法則。我不知道現在算不算新冷戰時代，但最後的戰役肯定還是文化仗，八十年代以來，我們野性套法西方，現在可以搞一個「雙減」。以往社會主義文藝中的愛情表現也好，風景表現也好，都有特別牛逼的話語體系，尤其是我們的群戲電影，那時的群戲語法真心高階啊，這些，都可以在今天重新啟用，呼喚出一個新的覺醒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