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女性議題的關注，與個體的生命體驗一脈相承
新京報：你在論證短影片如何使普通人在社會生活中「可見」時，使用的多是女性改變命運的例子，你的性別身份是否會對你的研究產生影響？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
陸曄：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我個人比較幸運，女性性別身份沒有對我自己的學術生涯造成太多困擾，我沒有因為結婚生子就遭遇職場停滯期。因為我的工作性質，我能夠一面帶孩子（所謂「履行母職」）、一面寫論文，但這是由我工作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第二個層面，在我個人比較幸運的同時，我會看到系統性存在的問題。因為我本科是工程專業，女生特別少，對於女性身份我就會比較敏感。永遠有人會問，女孩子你學那麼好乾嗎？女孩子你學什麼數學？女孩子你開什麼公司？永遠有這種聲音。因此我很早就有這種自覺，很早就有這種需求，去打破這種刻板印象。比如在新聞學科，女性特別多，但是我們來看看，每所新聞學院的院長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學術委員會主席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在媒體界，問題同樣存在，大量記者是女性，但在編委層面又有多少女性？
一個例子，新冠肺炎期間，每家媒體都在向武漢派駐記者，某家媒體便讓各位記者報名，並補充，「女生就不要去了」。編委群中可能唯一的一位女性編委提出了反對意見，「在這種時候，我們應該看的是記者單兵作戰的能力，而不是性別」，但是大部分編委都是男性，首先他們會認為你太敏感了，其次他們會認為女性「不方便」。此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南極科考隊需要邀請媒體跟蹤報道，並沒有對隨行記者提出性別要求。但是到了媒體下發的通知，就成了派駐一名男記者，最好還是未婚……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儘管我個人比較幸運，但系統性的問題是一直存在的。
第三個層面，我當然會從性別角度出發看待我的研究。儘管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只關注性別議題，但是這根弦我始終繃著。在搭建理論框架時，由於我不是專門做性別研究的學者，所以我也許不會直接把性別作為研究物件，但我會以別的方式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提出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不管是做「成名的想象」研究，還是做「液態新聞業」研究，我關注的主要是新聞生產和社會公共生活，性別沒有作為主要的考量，因為我不是做文化研究或性別研究的學者，但是我在其中關注到的問題，會在其他時候——比如課堂或公共發言中——提出。
我確實會本能地更多關注女性的命運。這也是為什麼，儘管我在做短影片研究時關注的是職業可能性的問題，但在做學術演講和公共演說時，我會大量引用女性的例子。快手上的「老四」（老四的快樂生活）和「手工耿」也很可愛，但我會特意強調的卻是「愛笑的雪莉吖」「侗家七仙女」和山東快手村的婦女。對女性議題的關注，是和我自己的生命體驗、我對公共問題的關心一脈相承的。
新京報：你可以講講自己在實地研究中遇到的女性改變自身命運的故事嗎？
陸曄：我此前和痛仰樂隊一起去過貴州海嘎小學，他們有個搖滾樂隊，是指導老師拍了短影片上傳抖音、快手火起來的。除了鄉村小學唱搖滾這件事兒很牛之外，更牛的是唱搖滾的是一群女孩兒。要知道貴州當地是特別重男輕女的，扶貧工程的公路修到了寨子邊上，但是民居散落在各處，住在最高處的村民走到公路要花二十多分鐘，再沿著公路走到寨子中間的學校就要一個多小時。在外面打工的父母，會給錢讓留在村裡的爺爺奶奶僱摩托車送家中的男孩一早去上學，而女孩們去上學就得自己走這麼遠的路。
我在海嘎小學問過，為什麼最開始的兩支樂隊全是女孩？他們說，其實老師是男孩女孩一塊教的，但是學琴其實挺苦的，男孩堅持不下來，女孩子卻可以。每天走兩小時山路上學的苦，她們都可以堅持，學琴根本不算什麼。此外，男孩在家中受到的關注更多，情感上的缺失比較少；而對於女孩來說，樂隊就是她們的家，她們可以在團體中找到陪伴和情感支援。在樂隊中，有人重視她們，有人陪她們聊天，在這裡她們才能實現自我的價值。
這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寨子，百分之六十的村民都是彝族。最開始縣裡領導也來看過——「你們一幫少數民族的學生，玩什麼搖滾，玩什麼電子樂器？你們跳竹竿舞、唱飲酒歌就好了。」但是海嘎小學的校長特別支援，搖滾樂隊也就延續了下來。
最初的兩支樂隊，每支樂隊有五位成員，全是女孩。第一支樂隊，老師一開始看女孩們都長得挺漂亮，就想為她們取名為「五朵金花」，女孩們拒絕了，她們給自己取名為「遇樂隊」，「因為我們遇見了老師，遇見了音樂」。第二支樂隊叫「未知少年」。我問她們：「你們都是女孩，為什麼不叫少女？」她們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叫少年，非要叫少女？」我當時特別感動，這幫小孩兒是天生的女性主義者呀！樂隊中有一個女孩，她的父親一直家暴，她就非常想走出家門，而只有在樂隊裡，她們才能看到走出去、進入外面世界的可能。
她們的命運是真的改變了。我們去的時候，第一支樂隊已經小學畢業，進入了鎮上的幸福學校念初中，其中四個女孩成績在年級前十，樂隊主唱稍微差一點，也有年級前三十。老師希望她們能讀高中、能上大學。如果沒有這樣的機緣，或許她們小學畢業就該嫁人了。
第二支樂隊因為在之後獲得了更多關注，貴州六盤水市最好的中學將她們作為藝術特長生招了進去，專門為她們聘請了音樂老師，學費全免，有直接打進飯卡的生活費，一年還有四套校服，兩套冬天的，兩套春夏的，全部免費。
2021年元旦之前，我去看望她們。本來有點擔心她們會不會功課跟不上，想告訴她們好好學習，結果去了之後發現，所有的姑娘全長高了，全長胖了，兩個小臉蛋紅撲撲的。她們對我說，「老師你跟我們一起吃飯，食堂可好了，我們有飯卡」，「老師你知道嗎？這邊的白米飯是可以隨便吃的」。很難想象，此前我們去家訪時，到了那個小女孩家裡，她奶奶就從山下拿來一盆土豆，我都不好意思吃，覺得我們一頓吃掉了人家三天的土豆。
之後她們的老師告訴我，有鎮上的廠礦請她們去演出，給了三千五百元的出場費，五個孩子每人分到七百元，小學樂隊老師幫她們管著這筆錢，如果她們需要用錢就可以和老師說。我看到每個女孩都買了好看的髮卡，特別可愛。
至少這些女孩可以讀到高中畢業，至少這些玩過電吉他、打過鼓、玩搖滾的女孩，不會像自己的媽媽一樣被家暴。我覺得這就是網際網路的意義，這就是多中心傳播的意義。而我的女性身份讓我格外關注這些女性。我的學術經歷、我的生命體驗、我所有的人生都無法和女性身份剝離。
網際網路的存在，讓女性得以超越性別、擺脫肉身
新京報：你此前曾公開表示，不太贊成在作家、科學家等職業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詞，為什麼？
陸曄：對的，我不贊同。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的情況：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女性」必須強調出來，「男性」從來不用強調。因為人們預設男性是第一性，是一個標準，而女性則是打破了這個標準，所以需要強調。所以你犯了錯誤，因為你是女司機；你取得成功，也因為你是女學者。
而在男女性別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性別，所以我個人會有意識地拒絕性別身份。這背後的立場是我反對性別的二元對立，我反對所有的二元對立。我相信不管是職業成就還是撞車的事故都和性別無關，只和個體有關。
新京報：但在另一方面，對於女性的強調是由於此前女性的被忽視。比如「blacklifematters」（黑命攸關）運動就不意味著其他種族、其他膚色的人就不重要，正是因為本來所有種族應該同樣重要，可是黑人感覺到他們被過度忽視了，所以才要特別強調。
陸曄：我覺得這不矛盾。當談論一個個體時，我們不應該給ta貼上性別標籤，但在談論這個群體時，我們必須看到這個群體被系統性地壓迫了。而女性主義議題是在普遍意義上來談的。
我認為年青一代女性對於性別問題、種族問題的考量，這種多元、平等、尊重個體權利的觀念，絕對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表現。她們的表現特別出色，特別令人高興。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女孩抱怨：都說girlshelpgirls，女孩幫助女孩，怎麼我遇到事兒就沒有人幫我？結果一大群人留言：當我們說「girlshelpgirls」時，我們是要求自己做前者，看到姐妹有問題出手相助，而不是做後者，等待別人的幫助。這句話的重點在第一個「女孩」，而不是第二個「女孩」，我覺得特別棒。
在當下的公共討論中你會發現，這些議題得以浮現，被更多的人關注，儘管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對此議題的看法都不一樣，但是沒關係，問題的浮現有助於找到可能的解決方案，即使沒有找到解決方案，我們也能在認知上明白，原來別人是這麼想的，這就是進步。不論你持有什麼樣的觀點，走出來，表達它，互相看見，彼此爭論，讓這個議題成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議題，這比什麼都強。
新京報：因為任何社會組成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
陸曄：要求整齊劃一這事就可疑了，危險了。我們當然要看到差異性的存在。但是對於女性而言，在社會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面，當你感到不舒服時，你就要表達出來，而對方也未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可能就是沒有想到。
新京報：你提到過，網際網路的存在讓我們在未來有了脫離肉身、脫離性別差異的可能，這種可能要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實現？
陸曄：我們過去的社會表達和社會身份建構，是和我們所身處的環境有巨大關聯的。但是我們剛才提到的一切例子，都是脫離了肉身發生在網際網路上的，如果不是那一條快手短影片被轉到了微博上，海嘎小樂隊不會被看見對吧？在過去，其實肯定也有人在農村玩搖滾，只是沒有人知道。所以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在網際網路中都能感受到自己擺脫了肉身，許多以前無法完成的事情，在網路空間都可以完成、可以呈現，甚至於可以把在地性和全球更廣泛的影響連線在一起。
再加上手機在今天成為一個介面，藉由這個介面消除了過去上網和不上網的概念。我們倆現在在聊天，沒有在上網，但是我們的手機在接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從這個層面來講，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多個分身，在網際網路上進行著不同維度的表達，藉此成為我們自己。這還是挺棒的一件事，為我們開啟了個人與社會公共生活之間新的連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