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在看著自己拍攝的照片時，我從未看見自己的影子。
這些照片不是我的自畫像。有時，我是真的消失了。
——辛迪·舍曼（cindysherman）
不久前，一個高中同學給我發來郵件，還附上了一張畢業時拍的老照片。出於人之常情，懷念、欣喜、好奇和驚訝等情緒一股腦地向我湧來。我開始回想，照片上那個春天的早晨，那些身穿白裙、列隊站在小教堂前臺階上的60朵花兒都分別是誰呢？其中一些人直接注視著照相機鏡頭，一些人開懷大笑，還有一些人好像心不在焉，眼睛看向別處，頭髮在風中飄揚。甚至還有一個女同學掉轉身體，整個人完全背對著鏡頭。
當然，我也在照片中找尋著自己的身影。一個留著棕色長髮的女孩半邊臉龐被遮住，令我不禁好奇這是否就是我本人。另一個女孩別過頭去，還有一個女孩的臉幾乎看不清楚。我搜尋著自己的身影，在電腦螢幕上將照片放大到畫素已然失真的程度。然而，這些抽象的形狀依舊沒能向我提供任何資訊。最後，我終於回想起來：那天我根本就沒有參加拍照！當時的我急不可耐地想要掙脫高中課業的束縛，拍畢業照這種事情在我看來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紀念方式。作為一個浮躁、叛逆、對一切不屑一顧的青少年，我甚至替自己省略了整個畢業典禮。當時的我或許認為，不參與合影反而能讓我更快、更有效地融入這個我渴望的世界。而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如果還能有一次重新合照的機會，我將欣然接受。我意識到，當我們無法在過去的事物中找到自己的存在痕跡時，就會產生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我們是如此渴望消失，有時又後悔自己未曾在某個時刻出現過。
即便還是一個懵懂的少年，當時的我通過逃避拍照這一舉動就已感受到這種行為帶給人的情感力量。當時的叛逆之舉，放在今天或許可以成為某部數字藝術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在場」其實是一種面向社會公眾的自我宣告。在當今這個資訊時代，我或許可以用修圖軟體將自己放進老照片中，或許可以努力重塑出一場傳統的畢業典禮，我也可以什麼都不做，對自己當初的缺席漠不關心，因為我知道，這張畢業照會被散佈在各大社交網站上。今天，個人身份和形象來來去去，出現又消失，已成了人類「視覺文化」中稀鬆平常的一部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攝影家辛迪·舍曼拍攝的一系列肖像照為人們提供了一本關於現代人奢侈行徑的入門指導手冊。在這些肖像照中，她是過氣影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是《花花公子》雜誌內頁的寫真模特、是小丑、是事業型女強人、是家庭主婦，也是社交名媛。藉助化妝、服飾、假體、暗室沖印技術與數字化操作方式，舍曼成功地詮釋了塑造個人身份的無限種可能。倘若她希望藉此傳遞出「人可以有多種自我」的訊息，那麼她還讓我們看到，在自己創造出的多重人格中，她的自我也消失了。
此後，人們對個人身份問題的討論有增無減。種族、民族和性別上的差異固然存在，但對自我的再塑也已日漸尋常。人人都能隨心所欲地在孩子與成人、同性戀與異性戀、黑人與白人的身份間切換——在這方面，已逝巨星麥克爾·傑克遜堪稱標杆。早在凱特琳·詹娜（caitlynjenner）和瑞秋·多爾扎爾（racheldolezal）的那個年代，人們就已越來越能接受這種自我的可塑性。性別身份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認為是一成不變的，傳統意義上的二元性別概念已經過時。性別固然是一種生物學概念，但它亦是一個反映出文化態度與行為的社會學概念。除性別身份外，種族與民族身份的變化也幾乎沒有障礙。2015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出具的一份報告顯示，近7%的成年人帶有不止一個種族的血緣關係，預計到2060年，這一比率將提升至21%。然而，基因只是促使個人身份形成的因素之一。正如皮尤研究中心社會趨勢研究主任金·帕克（kimparker）所言：「多重種族身份不僅來源於族譜中的親人，還是個人體驗或態度的產物——在得出這一調研結論時，這種認同感讓我們大開眼界。」
儘管當代文化如此頻繁地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突然改變風向，我們也能從中觀察到，似乎我們越敢於承認個人身份的可塑性，就越能找到更多方法來發現自己的性格特點，併為自己貼上相應的分類標籤。電子遊戲、數字媒體和社交網站不僅使我們在替身的世界裡縱情遐想，還使我們得以創造出新的自我。2017年，facebook公開承認大約有6000萬註冊使用者並非確有其人，而是基於想象被創造出的身份。「深度換臉」（deepfakes）一詞描述的正是人們越來越多地利用科技手段對名人、明星進行虛構創作的現象。從聲音、姿勢到面部表情均可利用科技手段加以複製，創造出一個讓人難辨真假的名人分身。有人將這個複製品作為宣傳平臺，也有人將其放在成人影片中惡搞。在電子媒體不斷向我們放出誤導資訊的同時，其他一些新式技術正不遺餘力地強調著我們那個生物學和基因學意義上的自我。現如今，面部識別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安保、監控領域，智慧手機也開始允許憑藉人臉特徵數值解鎖。眼距、鼻樑高度和下頜角等面部特徵數值均可以被手機系統測量記錄，再與後臺面部資料庫資訊的計算結果進行匹配。生物樣本資料採集的正是這類面部特徵，可連同指紋、虹膜掃描、耳部輪廓、皮膚型別及膚色、聲音識別、心率、激素水平和腦波資料一起用於確認一個人的身份。這類技術的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泛，並不僅限於監控目的。「deepface」是facebook開發出的一款身份識別軟體，可綜合考慮人的年齡、姿態、膚色及表情等因素，與其自建面部特徵資料庫進行匹配。哪怕某個人的面部形象模糊，或故意在鏡頭面前別過頭去，其面部特徵仍可被準確捕捉。儘管在美國，這項技術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管制，且常常在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被擅自使用，面部識別技術在現階段還是易於出現失誤的，且應用於白人男性時的正確率要顯著高於有色人種女性。亞馬遜公司專為執法機構開發出一項名為「rekognition」的面部識別服務。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曾公開批評這項服務，稱其威脅到了美國公民的自由。儘管存在諸如此類的反對聲音，包括「rekognition」在內的各類面部識別技術仍受到美國各大企業的追捧，應用行業從金融、醫療健康、娛樂到市場營銷，涵蓋範圍極廣。
然而，人類終究不想被無限制地曝光。隨著上述技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隱私被侵犯的問題也接踵而來。我們越想方設法阻止駭客獲取最重要的隱私資訊，就越不自覺地洩露出更多個人資訊中最最核心的部分。這自然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例如，憑什麼我們的生物樣本資料要落入警方、市場營銷人員和商場保安的手中？視覺意象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清楚身份的特徵，還可以讓我們明白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出現又是如何消失的。現代數字媒體或許能幫助我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探索個人身份，但由此得出的結論依舊模稜兩可：身份的確是可塑的，但自己就是自己。身份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流動的一面。形象上的百變可謂來之不易。20世紀90年代中期，人類在對各種影像的運用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色彩》（colors）雜誌的編輯泰伯·卡曼（tiborkalman）將教皇展示成一名亞洲男子的形象，又將伊麗莎白女王用黑人女性的形象加以替換。
人類在對身份的塑造與解構上好像總有一種強迫症似的衝動，而這種衝動出現的年代其實與照相機的一樣久遠。一直以來，形象總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家族歷史，並在過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在我丈夫收藏的家族照片中，有一張黑白照片被人從中間撕開。其中一邊是我婆婆，衝著鏡頭微笑的她風華正茂，而另一邊原本應該是她的丈夫。離婚後，這張照片就被我的婆婆狠狠地撕成了兩半。無論是分道揚鑣的伴侶、罅隙漸生的雙親，還是日益疏遠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如此簡單地被從家庭照片中剔除，照片上的裂痕就像人際關係上的傷疤一樣殘忍。
不過，如今的技術既擅長做加法，也擅長做減法。在大學校友的一次年度聚會上，有些人無法在週末趕到位於佛蒙特州的聚會地點，只能被人用修圖軟體「放」進合影照片裡。儘管姿勢略顯不自然，但照片中的他們仍舊或「坐在」臺階上，或「靠在」門廊扶手邊，盡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包容精神。如此，我們不僅能想象自己舉辦了一場全員到齊的集會，還能對此加以佐證。在幾年前的那個週末，一個實際上身處紐約的男校友卻「現身」於聚會場所的門廊前，擺出向遠處某個籃筐投籃的動作。這種魔幻現實主義般的行為將我們長存的友誼融在一起——毫無隔閡地、不可預測地、神秘莫測地消除了地理上的距離，加深了我們對生活的體驗。修飾過的照片與消融了自我的自畫像，正成為這個時代人們常見的象徵。1987年，享譽全球的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warhol）在其辭世前不久用丙烯酸顏料創作了一系列絲網印刷的自畫像。畫中，在黑色背景的映襯下，他的臉被塗上了軍事迷彩圖案。部分色塊呈斑駁的綠色與米黃，另一些則是粉色、紫紅和藍綠。這張由奇異色塊拼合而成的臉向我們表達出如何在展示自我身份的過程中，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隱匿、不被看見與不為所知。2016年，日本藝術家五木田智央（tomoogokita）發表了一系列黑白色調主題畫作。這些作品使人們聯想到早期的電影明星與社會名人：穿著居家便服的女性、《花花公子》裡的兔女郎、日本藝伎、手繪招貼畫上的性感美女、身著晚禮服的名媛、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參加婚禮派對的人們，但其中許多人物的臉都被刻意遮住，看上去就像藝術家不小心將一大滴顏料滴在畫布上一樣。因此，觀眾只能從畫中人物的衣著、配飾、派頭以及周邊人物來推測這個人的身份。可以說，畫作中的所有要素都已取代了人物的面部特徵，而這恰恰是長久以來我們用以辨別彼此的手段。藉此，藝術家丟擲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今天，究竟是什麼構成了人們的身份？
2016年，法國攝影師瑪雅·弗洛爾（maiaflore）為《紐約》（newyork）雜誌拍攝了一組時尚大片，名為《看不見自己的肖像照》（self-lessportrait）。她既操刀這套大片的攝影創作，又親自擔任模特。照片中的她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遮住自己的臉：用閃耀光澤的頭髮擋住面龐、在鏡頭前別過頭去或是躲在一扇快要關上的門後。弗洛爾並非意在展示一種羞怯的矜持，只是在如今這個監視與偽裝無處不在的時代，就連弗洛爾這樣的時尚模特也有權保留一點兒隱私。菲律賓攝影師斯蒂芬妮·蘇約克（stephaniesyjuco）也在名為《證件照》（applicantphotos）的系列作品中擔任自己的模特。這套照片的主體是難民在申請移民或政治庇護的過程中必須提交的個人照。照片中的蘇約克裹著各色圖案的紡織品，刻意構建出一個個沒有面孔的人物形象，既凸顯出難民群體在社會中微弱的存在感，又表現出他們不得不隱藏自己的需求的無奈。而照片中那些顏色鮮豔的紡織品也會使人聯想起令人眼花繚亂的偽裝術，它們使照片人物的真實身份顯得更加撲朔迷離，也會故意顯露出對人物身份的誤導。在這些照片的背後隱含著一種悲痛的神秘感，即在難民前往新國家並逐漸融入新環境的過程中，往往也伴隨著其舊身份的消亡。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照片，卻表達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擔憂。
英國藝術家埃德·阿特金斯（edatkins）利用被稱為「表演捕捉」的技術創作肖像照。在創作過程中，他將某劇本分發給100人朗讀，並用一款面部識別軟體分別記錄下這些人的聲音、手勢和麵部表情。接下來，他將這些資訊全部下載下來，把這100人提供的所有資訊——語音、語調以及面部特徵彙集於一名虛擬的男性形象身上。最後，空蕩蕩的電腦螢幕上浮現出這名男子的頭和四肢，鬼魅般的形象彷彿萬聖節黑色連體衣小朋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遠房怪叔叔。對此，一位評論家寫道：
我們看見的身體是一個大雜燴的化身。所有的聲音符號與面部表情都集中於一人身上，使眼前的這個人具有某種普適的特徵。正如其他藝術家訴諸紙筆的一樣，阿特金斯深入探索了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指徵，但卻剝奪了他們的記憶和熟悉的身體結構。存在與虛無在這具軀體中以終極的形式合二為一。這具被截肢的身體，既提示著我們存在的客觀性，又影射著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美國紀實攝影師埃裡克·索斯（alecsoth）以自己為模特創作的肖像照倡導人們放下對身份的執念，為身份做一次「水療」。這些「不見臉的自拍照」被他釋出在instagram上，照片中索斯本人的臉被各種各樣不易長久留存的事物遮住：水、霧、雪、冰晶、水蒸氣、裝著水的玻璃杯、突然的動作、重組的畫素格、被拋向空中的球、舉在面前的照相機或是躺在湖面上的睡蓮。這些令人難以捉摸的近照恰好與面部識別技術處於兩個極端，或許可以稱作「面部健忘技術」或「面部消融技術」之類的東西。它們不僅不願鉅細靡遺地展示一個人的面部特徵，反而還為人臉罩上了一層詩意的紗。看著索斯在照片中的形象，我不禁想起過去母親下廚房時的模樣。爐子上燒著一大鍋水，母親將五六根從瑞士山區採摘來的香草料投進鍋中，然後將一塊端菜用的毛巾搭在頭上，好讓皮膚吸收這氤氳的蒸汽。她有時也會用蛋白或酸奶與一種由海草、蜂蜜、燕麥和木瓜混合而成的綠色糊狀物混合在一起，彷彿光憑這些日常家用的食材就足以為人類的面部肌膚帶來改變，甚至是一場革命。在我看來，這些東西中的任何一種都像是一張面具，能夠重組人類的肌膚細胞、面部肌肉和表情，有時甚至能影響一個人的存在方式。
索斯的自拍照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細胞重組方式。他的形象與面部識別系統保持著距離，隨時準備取而代之。可問題是，能模糊我們身份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是煙、漣漪，還是悲傷、焦慮或恐懼之類的情緒？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才能消失？又是什麼讓我們變得為人所知或不知？這些象徵著幻滅的照片還告訴我們，有些時候，要想不被看見和認出，我們需要藉助想象。但巧合的是，這種想象也正是使我們受到關注所必需的能力。在如今這個過度透明的時代，索斯的自拍照證明，人們是健忘的。「我們是誰」不僅與我們可以被人看到的樣子有關，還與別人看不到的我們有關。對身份進行模糊處理或許是重新激發我們想象力的合法方法。我們的存在既與如何展示自己有關，也與如何隱藏自己有關。
在隱藏面部特徵方面，美籍非裔藝術家凱里·詹姆斯·馬歇爾（kerryjamesmarshall）創作的繪畫作品或許給人的視覺衝擊力最強。馬歇爾從拉爾夫·埃裡森的小說《隱形人》中獲得靈感，讓他的畫中人與黑色背景幾乎融為一體，卻依舊露齒而笑，目光如炬。人們或許看不見他，但他依舊能說、能看。他就在那裡，卻又不在那裡。倘若他此刻正在慢慢地滑向地底，那閃爍著炯炯目光的雙眼又分明能讓人一眼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個隱形人，卻又有聲音和清晰的視覺。馬歇爾的畫中人兼具「在」與「不在」的雙重特性，無形的輪廓下暗藏著灼人的權威感。
英國浪漫主義時期作家威廉·哈茲裡特（williamhazlitt）於1821年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活出自我的遐思》（onlivingtoone’sself）的散文。他寫道，自己「寧願做奇妙大自然的無言觀察者」，也不願成為受人矚目的物件。他提倡在不尋求他人矚目的前提下關心別人的事務。如果一個人藉助「別有洞天的隱居狀態」來觀察世界，那麼這個人將：
無須一直盯著周圍，四處探索自己能做些什麼，便可在宇宙中發現足夠多的有趣事物。嘗試是徒勞的！這個人從雲朵中讀出思想，目視星空，見證四季輪換。他目睹過秋天的落葉，也品嚐過春日的芬芳氣息。他在附近的矮樹林裡因為聽見畫眉鳥的歌唱而喜悅，也曾在篝火邊席地而坐，聽著風的呼嘯，投入地讀一本書，在寫作中怡然度過幾小時，或是沉浸在思緒中忘了時間。所有這些都讓他如此專注，以至於渾然忘我。
留心周遭事物，哈茲裡特如此告誡我們。全身心地沉浸於當前所處的環境中，並忘掉自我。
如果能活到今天，哈茲裡特又會對生物資料採集之類的技術作何感想呢？「deepface」背後的開發團隊是否會考慮聘請他來做顧問？哈茲裡特本人儘可能地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集哲學家、評論家和散文家等多重身份於一身。但他提倡的不僅是沉思與獨處，還有「忘掉自我」。早在1900年弗洛伊德發表《夢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時，這種類似於「健忘症」的狀態或許就已經過時了。可時至今日，它彷彿捲土重來。2014年，歐洲某高階法院做出判決，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授予使用者遺忘過時、錯誤及無關資訊的權利。
當代身份政治要求我們對是什麼使我們成為自己進行深刻的評價。每個人都想獲得他人的認可，並被他人準確無誤地辨認出來。每個人也都希望自己所表現出的形象在他人眼中是真實的。我們希望語言能反映出這一點，為此，我們小心翼翼，力求準確地使用每個人稱和性別代詞。但是，這是我們所認識的身份政治中的一個階段嗎？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對身份少一些關注。決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後，就索性忘掉這個身份吧。「」和「」這兩個網站為我們提供了無比精確的種族及基因譜系追溯服務，畢竟人人都覺得「尋根」是件大事。我們還有幾乎無窮無盡的新方式可以用來了解自己，比如面部識別系統、虹膜掃描和生物資料採集工具就能夠讀取包括我們的聲音、心率、激素水平及腦電波在內的各項生理指徵。可不幸的是，在忘掉自己方面，目前我們並不具備同樣多的新途徑。
英國搖滾巨星大衛·鮑伊（davidbowie）去世後，一張關於他的照片在twitter上流傳開來。照片中的鮑伊穿著寬鬆的工裝短褲，上身套著一件t恤，頭戴棒球帽，正走在紐約街頭的人行道上。他是那樣不受關注，除了攝影師，沒人注意到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鮑伊創造出了眾多的「舞臺人格」，如怪異的紅髮搖滾歌手齊格·星塵（ziggystardust）、貴公子般衣著考究的「瘦白公爵」（thethinwhiteduke）、太空怪人湯姆少校（majortom）和臉上畫著紅藍閃電標誌的阿拉丁·塞恩（aladdinsane）等。儘管如此，鮑伊也能做到在公共場合隨意走動而不被人注意，堪稱「隱形」領域的傑出詩人。他創造身份的能力令人望其項背，但他不僅熱愛「變身」，也深知「隱身」的價值。
或許，正是這種隱身能力為鮑伊贏得了眾多粉絲的心。當今社會，「消失」反倒成了一件難事。就拿我的兩個兒子來說，「消失」對他們而言還是一件新鮮事。在他們眼中，這種老古董式的行為與我小時候祖母用的銀製蘆筍餐叉沒什麼分別，都是一樣陳舊。兩兄弟現在都已經20多歲了，社交網路對他們的吸引力已經逐漸減少。他們中的一個對我說：「我可以刪掉社交網路上的一切東西，比如我的facebook頁面、instagram上的照片和snapchat中的聊天記錄。但從技術上說，它們永遠都在那裡。總有人可以想方設法找到它們。即便它們客觀上不存在了，但我們仍從心理上認為它們還在。」儘管我的兒子們可以脫離社交媒體、棄用網上銀行與gmail、放置具有即時定位功能的電子裝置，並在網上散佈一些關於自己的錯誤資訊，他們卻仍然覺得不夠，數字意義上的個人身份具有永恆性。2018年，歐盟通過的《通用資料保護條例》賦予個人在網路上自由處置私人資訊的合法權益，包括對資訊的「刪除權」。然而，由於爭議較多，美國境內尚未通過類似保護隱私的法律法規。有人說「刪除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有人認為它是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有人說它提供了一種處理網路資訊的實際手段，也有人認為它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相關條款。但毋庸置疑的是，人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刪除某些資訊，就像突然摔門而去，或是粗暴地結束一段感情，就這樣絲毫不被察覺地消失在他人的視野中，一去不復返。個人資訊在數字世界中的永恆性或許能證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人們為什麼想「摔門而去」，這背後實則潛藏著一種將事物畫上句點的一廂情願。
以色列高科技公司ripples開發出一種新型3d列印技術，可以用噴墨式印表機幫助咖啡師依照任意影像製作卡布其諾咖啡的泡沫拉花。不必多說，這家公司進行市場營銷時熱推的賣點正是將顧客的照片製成拉花圖樣。當然，坐在咖啡廳裡，注視著咖啡杯中的液體表面，我們時常容易陷入遐思。但當咖啡表面浮現著你自己的臉時，想必能極端強烈地激起你的自我覺察。「自戀狂」的形象在每種文化、每代人中都會以獨特的形式出現，但這種新技術的出現能否預示著人類可以在任何東西上留下具有個人特色的特殊印記？我們又能否隨時隨地看見自己的倒影？還是說，這項技術暗示我們個人身份可以像拿鐵咖啡泡沫般輕易溶解？抑或個人身份其實從來都不存在什麼永恆？
想到這裡，我又把自己那張高中畢業合影拿出來看。如果我有能力開發「deepface」識別技術，應該會應用一些特殊演算法，使它不僅擅長識別人臉的每一個細微特徵，還能恢復人臉在過去任意時刻的模樣。有了這項技術，我就可以把自己的臉放進照片，以畢業那天的清晨自己應有的模樣出現在我的朋友們中間。這項技術不僅能捕捉到那個高中女生的年齡、姿勢、表情和麵部特徵，甚至還能識別出她當天的心情：得意揚揚、眉頭緊鎖，也或許只是單純地望向遠方。我想全面地瞭解過去的那個自己，我期待再次與她相見。
不過，我很高興過去的自己已經一去不返。多年前那個春日的清晨，一個高中女生的自我存在感發生轉折，這種感受至今令我記憶猶新。當時的我一心想接受社會的歷練，渴望「逃離那張合影」。後來我才開始明白，一味強調自己「不在那裡」反而愈加凸顯出自身的存在。自那以後，我逐漸領略到「不在場」的力量。或許，當年的我其實只是沉迷於一種青少年版的「捉迷藏」遊戲。那時我意識到，「消失」是一種特權，而「消失的能力」則是一種天賦。前不久，我從英國聖公會牧師詹姆斯·伯恩斯（jamesburns）的箴言中獲得了啟示。在我看來，他的這句話在「不被看見」這個話題上顯得尤其振聾發聵：「我們首先要學會愛自己，然後放下這件事，再學著去愛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