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小二黑結婚》

無意之中開啟新時代

一最接近《講話》精神的作家

據蕭軍日記1941年8月8日記載，李又然去見毛主席，「他（毛澤東）慨嘆著缺乏一個既懂文藝又懂政治這樣一個領導人」。其實當時在延安，蕭軍、丁玲和周揚都是文藝界領導的可能人選。蕭軍主張「魯迅風」，可是在延安諷刺批判只能對敵不能對友（即使阿q也是群眾），再加上蕭軍的個人性格，難做領導。丁玲從《莎菲女士的日記》到「左聯」，再到《我在霞村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延安最出色的作家。但因為30年代在南京被軟禁的歷史問題，受了多年批判審查。1942年後她再改變文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農村土改，獲斯大林文學獎的二等獎。不過這樣的榮譽，單槍匹馬，別人很難效法。周揚是30年代上海「左聯」的領導，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也翻譯過托爾斯泰，雖然自己沒有創作，但他敏銳地發現了一個農民作家，並把這個作家的作品評為「體現《講話》精神的新文學方向」。《周揚文集》裡有一篇《論趙樹理的創作》：「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據李向東、王增如的《丁玲傳》，周揚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並不熱心。一度有解放區文化機關出於尊敬，同時掛了「魯、郭、茅、丁」的畫像，丁玲也大為緊張，趕緊叫人摘下來。與此同時，陳荒煤1947年在晉冀魯豫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正式提出了「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一個在文學史上流行的說法，就是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最出色地體現了《講話》的精神和方向。陳荒煤總結「趙樹理方向」三個特徵——第一是鮮明政治傾向性；第二是群眾口頭語言；第三是埋頭苦幹精神。

這三個特徵確實符合《講話》的基本精神，《講話》的要點，第一也是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這是政治傾向；第二是先普及後提高——趙樹理主要是「先普及」；第三是改造世界觀，到群眾中去——趙樹理本來就從群眾中來。所以，「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為趙樹理列了專章。同一本書裡，張愛玲、錢鍾書、梁實秋都沒有這樣的「待遇」。打個比方，坐火車他們是沒有專門車廂的，魯迅有兩個車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是一個專用車廂，趙樹理也是一個車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說：「無論從新文學發生以來就始終在探索的大眾化課題來看，還是從解放區文學與當代的歷史關聯來看，趙樹理的出現都是重要的文學史現象。」

這裡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大眾化」，一是「解放區」。

周揚等人說趙樹理體現《講話》精神，有部分道理。但是如果認為1943年9月出版的《小二黑結婚》是按照《講話》精神而創作的，是貫徹為工農兵服務指示的最早的主旋律文學，那就是誤會了。因為延安文藝座談會雖然在1942年5月2日到24日召開，但毛澤東的《講話》最早卻是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才發表，載入《毛澤東選集》則是1944年5月，而《小二黑結婚》寫於1943年5月，所以應該說《小二黑結婚》和《講話》是農民作家和政治人物在解放區推廣大眾化文學的理論與實踐的某種重合。

當然，任何偶然都是多種必然性的交叉點。

二趙樹理：農民喜歡的評書故事體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晉城市沁水縣尉遲村人，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一生務農，會看風水，是《小二黑結婚》裡保守迷信的二諸葛的原型。趙樹理小學畢業後教書，後來就讀於長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之後又教書，又被炒，被懷疑是共產黨員。1930年，24歲的趙樹理開始邊流浪邊寫作，1937年真的加入共產黨。教書、編報，做過區長、公道團團長、報刊編輯，總之起初是黨的基層文化幹部。他最早的作品也是「五四」文藝腔的。後來發現這樣的作品在農村沒有讀者，農民不接受。所以到了1943年《小二黑結婚》就轉用了一種農民比較喜歡的「評書故事體」。這種故事體後來有很長久的影響。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故事會》，印數長期上百萬，是一本非常暢銷的雜誌，經常給農村人講故事，形成一種農民喜歡的評書故事體。

《小二黑結婚》的原型是趙樹理聽來的一個真實故事。山西左權縣（原遼縣）芹泉鎮橫嶺村，一個僅13戶人家的村莊，民兵隊長嶽冬至和一個婦女會主任智英祥戀愛，幾個把持鄉政權的幹部，村長石獻瑛、青年部部長史虎山、救聯會主席石羊鎖，說他們在地裡搞腐化（當時岳家訂了童養媳，智英祥也已被家裡許婚給一個商人），用這個罪名把嶽冬至迫害致死（一說原意「教訓教訓」，失手誤殺）。縣政府偵訊後，懲辦了兇手。趙樹理到案發的村中調查，令他驚訝的是，兩個受害年輕人的家庭，也不同情嶽冬至和智英祥的自由戀愛，認為打死嶽冬至固然不對，但教訓教訓是理所當然，村裡人也持同樣的論調。正好那時邊區政府頒佈《妨害婚姻治罪法》，趙樹理就在這時把這個故事改寫成了《小二黑結婚》。

如果按照故事原來形態寫，可能是一部男版《我在霞村的時候》。故事中的焦點人物，既不是被迫害打死的民兵隊長及女友，也不是把持政權的兇手，而是眼見著自己的兒女被害死，還認為搞自由戀愛應該被打的雙方父母以及鄉親們。這是一個解放區裡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故事，雙方父母包括鄉親，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這也是一個啟蒙加救亡的故事，一個喚醒鐵屋中沉睡者的故事。

但是趙樹理改寫了這個故事。小二黑小芹依然是無辜的好人，迫害者金旺、興旺依然是反面形象村幹部。趙樹理改了什麼？他將愚昧到殘酷的雙方家長和鄉親，變成了只是迷信愚昧但可以改造的中間落後群眾二諸葛和三仙姑。再加上了更高的政權——區長像包公一樣地斷案，把悲劇改成了光明結尾，邪不壓正。

這麼一來，對照《講話》——批判了階級敵人，團結了落後群眾，歌頌了自己人，政治標準有了。真實素材裡，金旺、興旺的原型是幾個同樣喜歡年輕婦女主任的村幹部，最後由假裝未成年的青年部部長史虎山頂罪，其他人一起照顧史虎山的家人。落後群眾受教育後仍然羞愧難當，智英祥遠嫁黑龍江，智母（三仙姑原型）上吊自殺。

《小二黑結婚》的成功並不僅僅因為符合政治標準，趙樹理在藝術上對「五四」小說傳統也有突破。從魯迅、許欽文，到葉紫、沙汀、艾蕪、吳組緗，還有蔣牧良、魏金枝、沈從文、蕭紅等，鄉土文學的傳統，基本上都是作家進城後懷念反思自己的鄉土背景小鎮記憶。但趙樹理寫的不是鄉土文學，是農民文學。他不是由上而下地以同情、感慨的態度看農民，而是試圖自下而上模擬農民的白日夢。在內容上，一方面輕鬆免去受害人家長以及鄉親的幫兇看客責任，改為只是迷信虛榮，二諸葛看風水，三仙姑愛打扮、貪財等，都是可以改造的習性，另一方面更盼望包青天式的官員來拯救農民。在形式上，趙樹理放棄「五四」時期如《孔乙己》《藥》之類橫截面小說結構，重新使用了以故事情節為中心的評書體：每一節介紹一個人物，連成一段一段故事，也不是完全章回體。他用了農民感興趣的故事語言——是農民能聽懂的語言，並不真正是農民自己說的語言（真正模仿農民說的語言，那又是純文學的工作，後來賈平凹《秦腔》等有試驗）。真正寫農民語言，農民不一定喜歡看，農民喜歡以故事情節為中心的評書體。《小二黑結婚》其實是混合了「新文學教員」工作和舊式說書人文體，把鄉土文學改造成了農民文學。

在周揚等評論家看來，《小二黑結婚》在為工農兵服務方面很有成效。「先普及後提高」，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目的。其實《小二黑結婚》也是「有經有權」。權宜的方面，就是符合當時邊區農村讀者的審美需求。如果說李伯元、徐枕亞、魯迅等人的假想讀者應該有中學以上文化，那麼延安文藝的假想讀者可以是小學程度。「經」的方面，其實《小二黑結婚》也貫穿了通俗文學的基本原則。在某種意義上，香港的翡翠臺，湖南的芒果臺，和《小二黑結婚》一樣，也一直貫徹《講話》的「先普及」的精神。第一，以情節主導敘事；第二，人物善惡分明；第三，大團圓結局。今天出版商判斷作品是否暢銷，第一，還是看故事，第二，判斷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重要標誌，就是有沒有絕對的壞人。曲折故事和善惡分明，從來是通俗文學兩大標誌，在這個意義上，《小二黑結婚》標誌著20世紀中國小說中通俗文學與革命文學開始合作。

雖然有善惡分明，但是讀者最感興趣的，卻還是二諸葛、三仙姑等中間人物，只有這兩個人物比較接近圓形人物。二諸葛是趙樹理寫自己父親，自然筆下留情。三仙姑當時被人嘲笑，後來人們也會思考：為什麼中年女人不能打扮，為什麼臉上塗粉就叫「驢糞蛋上下了霜」……趙樹理在50—60年代仍然一直提倡「中間人物論」，後來受到批判，因為政治潮流越來越要求文學歌頌英雄。趙樹理很有骨氣，一度被推崇為「樣板作家」，身為「趙樹理方向」，依然一直堅持自己的感覺，寫農村寫農民，可惜的是「文革」當中被批鬥致死。

三《小二黑結婚》：從寫「官」到寫「人」到寫「民」的轉折

把《小二黑結婚》放在從晚清到當代的小說人物系列裡，我們更可以看出它的關鍵性轉折意義。

晚清四大名著，主要批判諷刺黑暗社會現實，主人公是各級官員，而且貪官清官，都是壞官。民眾，不管地主還是僕人，不管是小姐還是妓女，總之是被欺負受冤屈。「民」的具體階級成分，並不細分。界限最清楚的就是官與民、官欺民、官壓民。

到了「五四」，小說人物轉了——首先官少了，幾乎沒有了。整個現代文學裡以官員為主人公的作品屈指可數，《動搖》和《華威先生》是罕見的例外。「五四」小說或者描寫官方的爪牙幫兇（康大叔、孫偵探），或者寫「仕途」如墮落者（魏連殳、狂人）。與晚清相比，「五四」作家重點寫民和官的相通之處——就是人，就是國民性。阿q是僱農，做夢也想地主女人，並驅使小d；吳蓀甫是資本家，又是失敗的英雄；覺慧、覺民與高老太爺抗爭，價值觀卻有相通之處；華威先生虛張聲勢後面是失落恐懼，等等。

《小二黑結婚》的轉折意義在於——

第一，官員又重新成為重要角色，無論是負面角色金旺、興旺，還是主持正義的區長，各有善惡使命，從此官員重回中國小說中心舞臺。而且以後在區分官員善惡時，還有好官辦壞事，或者好人變壞官（或者反過來壞官反省頓悟），或者壞官卻又幫助民眾等不同變化。總之《小二黑結婚》以後，在中國小說裡又會反反覆覆看到很多官員身份的主角，以及由他們的上下級及不同陣線所組成的「新官場」，一直到21世紀，迄今沒有衰減跡象。中國古代小說歷史悠久的「忠——奸」對立的情節模式，在晚清「新小說」被瓦解，在「五四」被轉化為「貧——富」「新——舊」或「中——外」矛盾（《子夜》），到延安又重新出現官場的「忠——奸」之分。

第二，官有忠奸，民亦兩分。小二黑、小芹先進，二諸葛、三仙姑落後。先進都是一樣的先進，落後卻有不同的落後。因為落後的後面其實有非常豐富的社會內涵：一是年輕人要反家長權威，背後是宗族祠堂文化（族權）；二是二諸葛的迷信，關係鄉間的知識和信仰系統（神權）；三是三仙姑的勢利，說明普通農民之中的窮富差異以及性別歧視。後來趙樹理的小說，還有其他寫農村的如《創業史》《豔陽天》等，作家最花筆墨的、讀者最感興趣的，就是那些落後的群眾怎麼一步步地被勸、被幫、被改造（或很難被改造）。所以好官對壞官，是政治框架；先進群眾幫落後群眾，是藝術內容。從《小二黑結婚》的人物四分法，後來發展到50年代《紅旗譜》的窮富國共階級鬥爭模式，農民「落後」的豐富內容被簡化了。直到半個世紀之後，農村中的「政權」「族權」與「神權」的複雜關係，才在90年代《白鹿原》等作品中得到高度重視。

從寫「官」到寫「人」，再到寫「民」，在20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脈絡當中，《小二黑結婚》有意無意之中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周揚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486—487頁。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377—378頁。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75頁。

1943年9月趙樹理《小二黑結婚》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