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諾頓踏入政界的時機不算太好，但在當說客的時機上簡直完美。1997年，他剛進入這行時，企業每年要花十二億五千萬美元來踐行他們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向美國政府訴冤請願。十二年後，他離開時，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三倍。（這還只是直接付給說客的費用——未報告的公共關係費用還有幾十億。）這一大堆錢引來一大群政客：1998年到2004年間，百分之四十二的前眾議員和半數前參議員在離職後都當了說客，開始遊說他們的前同事。數以千計的國會助理在離職後也搬去了k街，康諾頓在克林頓政府中的數百名前同事也是如此。當他在1997年第一次穿過旋轉門，加入華盛頓的永居階級時，人們仍然認為遊說工作是「出賣自己」。等到2009年，他從另一邊推門回來，遊說已經變成了某種令人羨慕甚至可能令人敬仰的職業，且毫無疑問是繞不開的——它現在已經被稱為「兌錢」行業了。

2000年1月，康諾頓的老闆傑克·奎恩離開阿諾德與波特事務所——部分是因為受到康諾頓的鼓舞——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時機恰到好處：在華盛頓，人人都知道奎恩是阿爾·戈爾的人，而戈爾在這年秋天很有可能贏得總統大選。奎恩的政治生涯開始於1968年尤金·麥卡錫的競選專機上，隨後在克林頓時期的白宮最高層工作了五年，經歷所有危機仍能全身而退。當顧客與他坐下來交談時，他們會相信他所說的就是白宮對重大議題的看法。令人驚訝的是奎恩的新合作伙伴：艾德·吉萊斯皮，他是卡爾·羅夫的人。吉萊斯皮曾在眾議院為迪克·阿米工作，協助起草《美利堅契約》；如果喬治·w.布什贏下白宮，他將會成為共和黨的主要解決人之一。

奎恩－吉萊斯皮公關公司在m街與n街之間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租下位於五樓的豪華辦公室，往南一個路口就是莫頓牛排店，公司僱員會在那裡喝酒。康諾頓作為主管和副董事長加入這家公司，獲得一個拐角辦公室，除了工資還有百分之七點五的股權。奎恩和吉萊斯皮平分了剩下的股權。

其他遊說公司要麼是民主黨的，要麼是共和黨的，而對立黨派當權時，他們就會失去客戶。在奎恩－吉萊斯皮公司，說客們都有著強烈的黨派立場——奎恩和吉萊斯皮最初是在福克斯新聞上作為對手相遇的——但每天早上走出電梯時，他們的忠誠都毫無保留地獻給公司和客戶。國會沿著意識形態的界線裂縫叢生，選民在每一次選舉中都愈發兩極化，各州不是染上紅色就是藍色，但在奎恩－吉萊斯皮公司，員工們喜歡說他們都是綠黨成員，儘管他們之間的分野極為清晰：共和黨支援者會為共和黨政客寫支票和舉辦籌款活動，民主黨支援者為民主黨做同樣的事。2000年大選臨近之時，康諾頓意識到他並不像以往一樣熱情期待自己一方獲勝——不管是布什還是戈爾當選，奎恩－吉萊斯皮公司都會混得不錯。大選之夜，奎恩在納什維爾與戈爾團隊在一起，吉萊斯皮則在奧斯汀陪著布什團隊；當佛羅里達州的選票來回搖擺，兩位合夥人就通過黑莓手機交換最新訊息。吉萊斯皮在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時對共和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高法院讓布什當上總統之後，他成了華盛頓最炙手可熱的內部人士。如今，公司與政府中的每一個權力樞紐都搭上了關係。

康諾頓並不能為公司和華盛頓的頂級人物牽線搭橋。他並不是一個能參與交易決策的特區律師或是黨內權力掮客。他在政府中的最高職位就是白宮法律顧問特別助理。他帶來的是勤奮且精湛的工作能力，在參議院和白宮的幾年經驗（幕僚們會回他的電話），在彈劾案期間代表克林頓一方在有線電視出鏡的經歷，以及廣為人知的「拜登的人」這一身份——儘管事實上他更像是考夫曼的人，後來還成了奎恩的人。很快，他的年收入就超過五十萬美元。每隔兩週，金錢都會如潮水漫過堤岸般湧來打在他臉上。在華盛頓，還有許許多多無名小卒每年能賺到超過一百萬美元。

奎恩和吉萊斯皮認為他們在這門生意中是很精明的。遊說的目的不再是為客戶開啟一扇門——華盛頓的權力已經太過分散。它的作用是發動一場廣泛的策略性戰役，通過不同渠道影響不同聽眾，塑造媒體對議題的看法，在家鄉選區向立法者施加壓力。奎恩－吉萊斯皮在組建臨時的「草根領袖」聯盟方面十分專業——用某種理念招募當地居民，營造一種有草根階層自發支援的表象。公司並非遠離爭議。當奎恩的法律客戶馬克·裡奇——一名住在瑞士的億萬富豪逃犯——在克林頓任期最後一天收到總統特赦令，怨憤困擾了奎恩數週。但這件事也有另外一個角度：奎恩為客戶搞定了一樁麻煩事。老華盛頓——媒體、社會體制、高標準的支援者——假裝它們的道德情感遭受了震動。新華盛頓則明白，馬克·裡奇的特赦對他們的生意有好處。

公司的客戶包括美國石油組織、養老院產業、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木材貿易委員會、威瑞森電信、美國銀行、惠普和拉里·西爾弗斯坦——世界貿易中心承租人。就在安然公司破產前不久，奎恩－吉萊斯皮幫它挫敗了加州政府企圖規範電力市場的行動。奎恩－吉萊斯皮還曾代表泛美航空103號航班爆炸案遇難者親屬要求利比亞賠款。康諾頓獲得的最大勝利中，有一項在網路廣告商方面。他成為一個名為「網路廣告促進會」的草根群體發言人，花了半年時間為這個行業建立起自我管理系統，與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五名理事和七個州的司法部長會面，並在國會阻止了一項法案——這項法案能幫助消費者禁止網站收集他們的線上消費習慣資料。這種複雜的工作是一流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會做的事情——而喬·拜登從來沒關心過他對任何事的意見。

在阿諾德與波特事務所，康諾頓有時會保住底線，他曾拒絕代表安聯，這家德國保險公司被指控在二戰後欺騙猶太投保人。克林頓在任時，奎恩參與了菸草和解協議的協商，並拒絕為菸草公司工作。但奎恩－吉萊斯皮曾代表塞族共和國（為了一筆足以彌補聲譽受損的高額酬金）——波黑戰爭尾聲時分裂出的波斯尼亞塞族政治實體，也曾代表象牙海岸政府——這個國家深陷內戰，傳言政府有專門暗殺政敵的小分隊。康諾頓發現國際工作令人著迷，他相信公司正嘗試讓象牙海岸通過舉辦大選來做正確的事（畢竟，法國和波蘭從沒想讓你這麼做，只有那些壞小子才會這樣）。2005年，他飛去阿比讓，有人開車接他穿過令人恐懼的重重檢查站來到總統官邸，在那裡，他坐在洛朗·巴博旁邊的椅子上。但總統並未注意這位說客說了什麼，也對民主沒有表現出絲毫興趣——他只想打造好看的公關形象罷了。康諾頓從一個海邊小販手裡買了一個大型大象雕塑，把它一路拖回華盛頓送給吉萊斯皮——公司裡的頭號共和黨人。六個月後，與象牙海岸的合約終止了。

公司的一個同事曾經說過，奎恩－吉萊斯皮僱用一名新說客時只關心兩件事：「首先，他能否輕鬆自如地請求朋友幫他做事？第二，他是否願意這麼做？」這位同事張開雙腿示意，「他是否明白我們在這裡是為了賺錢？如果不渴望賺錢，他才不會每天來上班做他該做的事呢。」

在華盛頓待了這麼多年之後，康諾頓有許多渴望，不僅僅是賺錢。他想做成事情，想在高層運籌帷幄。他從來沒能跟拜登一起做到這些——公共服務帶來的羞辱似乎多於勝利——但私有領域更像是一種精英統治：你會從自己生產的成果而不是老闆的衝動和錯誤那裡獲得報酬。這項工作伴隨著巨大的壓力——商會領袖們的要求格外高——但沒人是「操他媽的白痴」。奎恩、吉萊斯皮和康諾頓是三個出身普通的愛爾蘭後裔，他們相信勤奮與忠誠。他們並不像傑克·阿布拉摩夫一樣不知廉恥。康諾頓喜歡他的合作伙伴，也喜歡他們一同建立的事業；他在奎恩－吉萊斯皮度過的歲月是他在華盛頓期間最快樂的幾年。因此，每當有人把遊說形容為一種骯髒的工作，他都會產生一點自衛心態。去他的吧，華盛頓所有人都在吮吸大公司的乳頭（他在科文頓與柏靈事務所親眼見過），大部分人跟那幾千個註冊在案的說客所做的事情別無二致，卻讓後者為所有人的罪惡承受抨擊。

他開了一個經紀賬戶，終日穿著幾套量身定做的西裝。幾年後，他買下自己的第一棟房子，那是位於喬治城的一棟聯排房屋；接著，他花四十二萬美元在墨西哥灣旁的卡門海灘買了一套公寓；再之後，他又花十七萬五千美元買了一艘漂亮的三十九英尺長的二手義大利快艇。但他一直保留著那輛破破爛爛的美國車。

拜登總統競選團隊的一個朋友曾經告訴他：「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國人可能會覺得奇怪，但如今，四十萬美元的年薪可沒有往日那麼風光了。我在大瀑布城買了房子需要還貸，還有兩個孩子在上私立學校。」——在華盛頓，每個人都會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我要是能從四十萬美元年薪裡攢下錢來，那就很幸運了。」康諾頓在那次競選中遇到了他在華盛頓最要好的朋友們，有些人像他一樣混出了名堂，但那些留在公共服務領域最久的人已經在財務上進退維谷。華盛頓沒有逆流；在這個遊說城鎮裡，只有一門生意能提供職業機會。這裡是整個星球的首都，比美國曆史上任何年代都更富有，超乎想象的財富聚集於此；然而它仍然是一座孤島，與世隔絕。

在某種意義上，遊說要基於華盛頓的友情網路進行。這也是國會助理在k街如此搶手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位參議員的幕僚長認識並且喜歡一名說客，他就會回覆這個說客的電話，心想：「我有點想幫他。如果我需要他來組織一個活動，他也會幫我，我能從他那兒得到好處。」遊說行業在公司與政府官員之間提供了有價值的雙向資訊流動與分析。如果把參議員比作法官，那麼說客就是為案件其中一方給出最佳陳述的律師。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另外一方從來沒人能進入這個法庭——也從來沒人能籌到像大公司付給說客和競選活動那麼多的錢。畢竟，參議員並不是法官。也許曾經是，像是普羅克斯邁爾或是賈維茨。但是現在，參議員不再僅僅依據簡報來做出判決——他們也會看到金錢和政治。說客只是中間人，是受僱的專家。要怪就怪那些特殊利益團體，怪他們的金錢和隨之而來的路子；在他們之外，還要怪允許金錢淹沒競選的競選財務法。「我在這個房間裡，是因為我為你籌到了錢，而且我還能幫你找到能籌到更多錢的機會。」康諾頓說，「如果這些行為被阻止了，那麼傑克和我就會變回我們自己相信的身份：能當一個好律師的聰明人。」

康諾頓後來琢磨出一套「普適理論」，來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錢在美國人生活中的意義：「當華爾街和華盛頓的收入大幅膨脹，當靠從企業獲得的戰利品能賺到數百萬美元——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作為一個無名小卒，我能帶著幾百萬美元離開華盛頓——當某些行為不再需要付出代價，當連那些阻止人們炫耀他們賺錢方式的準則都開始受到侵蝕並逐漸消失，文化改變了。這種改變發生在華爾街，也發生在華盛頓。」

儘管並非刻意，康諾頓成了一個職業民主黨人。這就是他對華盛頓人這個階級的稱呼——說客、律師、謀士、顧問、專家、參謀、解決人——他們在落在國會山上的大公司金錢雨和民主黨政治中日漸重要的職位之間來回搖擺。（當然也有職業共和黨人——艾德·吉萊斯皮就是一個——他們能比職業民主黨人更輕鬆地在華盛頓遊走，因為共和黨並不要求他們假裝反對大公司或金錢干預政治。）財富為他們的權力錦上添花，權力令他們的財富不斷膨脹。他們將籌款作為黏合劑，為特殊利益團體和黨內官員牽線搭橋。他們與政治家們共進早餐，與商會領導共進午餐，與其他職業民主黨人共進晚餐。他們的辦公桌後面是「權力牆」——展示著他們與相識的最大牌政治家的合影。他們的忠誠首先屬於公司，然後屬於他們在政界的前老闆，之後屬於黨派，再之後——如果他是個民主黨人——屬於總統。

華盛頓是個小城，人與人之間只需要一到兩個人就能建立聯絡，你最好對自己在電信產業休閒聚會或金融服務社交環節中遇到的每個人都表現友好，如果不這麼做，就可能很快遭到報應。奎恩－吉萊斯皮鼓勵旗下的說客每晚出門——社交活動中產生的資訊可是很有價值的。康諾頓也做了自己分內之事，只是隨時間推移而逐漸減少——他不喜歡大型派對；他去了太多活動，到最後，他會把車交給代客泊車服務員，走進派對，匆匆忙忙說幾句，就決定離開。只需要幾個問題，他和新認識的人就能互相把對方歸入華盛頓的階層系統中去——拜登的人，克林頓白宮的人，為傑克·奎恩工作的人，電信行業的重要人物——這決定了他們想了解對方到什麼程度。康諾頓仍然揹負著亞拉巴馬的特質，他無法胡說八道，吹噓自己的重要性。

他一直單身，雖然有幾次差點結婚。如果他結了婚，他的遊說生意可能會指數級增長。權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領域之間交換，一個負責賺錢，一個負責爬上政府梯級，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報。康諾頓與一位參議員的幕僚長就一系列金融議題打過交道，後來發現他跟一個銀行高管結了婚。在華盛頓，枕邊風可能價值千金。

有些夫妻屬於華盛頓永居階級中的金融圈，也就是華爾街－華盛頓核心－財政部官員、銀行委員會幕僚、監管者。康諾頓管他們叫作「一小團」。（也有其他康諾頓永遠不會了解的「一小團」——例如國防方面有軍隊－工業複合體。）金融圈這一小團的成員之間有著格外緊密的關係。例如有這麼一對夫妻，丈夫是前任說客，如今在一個核心的參議院委員會工作，妻子以前是財政部官員，後來去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他們日夜社交，長線作戰，當兩人決定金盆洗手時，就能坐擁金山了。

奎恩－吉萊斯皮開始時儘可能少為政客們籌款。在市中心舉辦活動是一種二流的吸引生意的手段——公司認為它能以更聰明和有策略的方式成功。但政客們並不願隨其心意。康諾頓可能會通過一位幕僚長幫客戶與參議員安排一次會面。幾天後，他會接到參議員的電話，邀請他參加每人一千美元的籌款活動。除了「我很樂意」之外，他沒法說別的。不久後，公司合夥人就用光了他們在每個競選週期裡的五萬美元捐款上限，而奎恩－吉萊斯皮也開始完成繫結的籌款業務，儘管它從來都比不上巴頓·博格斯公司和波德斯塔公關集團這種大型玩家——它們幾乎每週都會組織籌款活動。

奎恩－吉萊斯皮的籌款活動通常是週二、週三或週四在公司會議室裡舉辦的自助早餐會，有培根和雞蛋；只有這幾天早上，參議員們肯定身在華盛頓。活動通常在8點開始，但康諾頓不記得有多少次，參議員會在早上7點45分就抵達。他心想：「糟糕，我們都睡眼惺忪，還得在接下來十五分鐘裡哄他開心。」作為活動主辦方，他或奎恩會為參議員做一番言過其實的介紹：「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公僕，私下裡也是一個傑出的人，我的孩子生病時，他給我打了電話……」接下來，參議員會講幾個蹩腳的笑話，客戶會哈哈大笑，然後他們會開始談生意。康諾頓剛開始做遊說工作時，把籌款和談正事混在一起會被認為是不得體的。但隨著時間流轉，這條界線如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樣遭到侵蝕，最後，一個像克里斯·多德這樣的職業人士——他總是輕鬆愉快，臉龐紅潤，有著深色眉毛和參議員式的濃密白髮——會繞著會議桌走一圈，詢問每個捐款者：「你關心什麼議題？」一場活動結束後三週，康諾頓會打電話給參議員的幕僚長，對方會說：「等一下，參議員想直接跟你說話。」——因為現在，他已經成了參議員政治家庭的一員。如果一年沒辦活動，那康諾頓就幾乎不可能讓參議員聽電話，他必須得再舉辦一次早餐會才行。

2001年，他和奎恩為拜登組織了一次籌款活動；拜登剛當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正在為2002年的第六個參議員任期競選。這次活動為康諾頓的前老闆籌到了近七萬五千美元。兩年後，他又舉辦了另一場活動。在這兩個場合，拜登都沒感謝過他。這太過分了，他對一名親近的好友抱怨了幾句；那位朋友在1979年塔斯卡盧薩的那次演講之前就開始為拜登工作，他在第二次籌款活動後邀請康諾頓共進午餐作為感謝。兩週後，拜登給他寄了張便條。「傑夫，你一直在我身邊。」上面寫著，「我希望你知道，我也一直在你身邊。」

康諾頓從來沒用「能接近拜登」這點來自我推銷過——十二年裡，他只有一次請求拜登見一位客戶——但他冷靜地計算過，維持這種親密關係的假象是值得的，雖然這意味著他得忍受拜登的輕慢。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沒人覺得他還能當上總統——這種迷思已經變成了一種笑話——但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仍是一個權力很大的職位。在2004年大選中，拜登還登上了約翰·克里的國務卿最終候選人名單。但不管怎樣，在華盛頓內外，「過去是拜登的人」可值不了幾個錢。不過，身為拜登的人，康諾頓就能與那些試圖摸清首都門路的公司平起平坐。因此，至少公開場合下，他仍是拜登的人。

2003年年末，奎恩－吉萊斯皮被wpp集團收購，這家倫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告和公關公司。合夥人的股權會在接下來四年裡分三次兌現，最終價格將取決於奎恩－吉萊斯皮的贏利能力。每一美元利潤都會翻倍。康諾頓開始比以往更努力地工作；晚上在酒吧和餐廳，他會在餐巾背面計算自己期望中的所得，並隨著公司收入報表的變化不斷重新計算。2005年到2007年，奎恩－吉萊斯皮每年贏利近兩千萬美元；到了對價期末尾，公司對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支出十分著迷，奎恩說他們甚至會在沙發裡搜尋零錢。等康諾頓終於把報酬拿到手，他成了有錢人。

卡爾·羅夫，資深共和黨人，70年代開始成為共和黨政客的競選幕後推手，曾參與比爾·克萊門茨（1986年得克薩斯州州長選舉）、約翰·阿什克羅夫特（1994年美國參議院選舉）等人的競選活動，最大的成就是協助喬治·w.布什在1994年和1998年的得州州長選舉及2000年和2004年的總統選舉中均獲得成功，2001年後擔任布什政府的高階顧問和白宮辦公廳副主任，在伊拉克戰爭等重要事件中起到關鍵作用，被稱為「布什的大腦」。

解決人（fixer），一種比較模糊的政治身份，主要幫人解決麻煩事，有時會使用灰色手段。

洛朗·巴博原是學者，20世紀80年代後投身政壇，2000年到2011年擔任象牙海岸總統，2011年因拒絕承認選舉失敗導致大規模武裝衝突，引發第二次內戰，後被逮捕並移交海牙國際刑事法院，被判犯有反人類罪。

傑克·阿布拉摩夫，美國共和黨人，美國遊說業教父。2006年，阿布拉摩夫承認共謀、欺詐和逃稅三項重罪，作為檢方證人配合調查國會賄賂案，揭開美國政壇數十年來涉及權錢交易的最大丑聞。

威廉姆·普羅克斯邁爾，美國民主黨政治家，1957年到1989年任參議員。雅各布·賈維茨，美國共和黨政治家，曾任眾議員和參議員。

約翰·克里，民主黨人，多次當選聯邦參議員，2004年獲民主黨提名參與總統競選，敗給連任的小布什，2012年擔任美國國務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