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種種

中國人友誼的又一個特點，是任何人的結交，都有一定的「圈子」。

君子之交是一種圈子，小人之交也是一種圈子；俠義之交是一種圈子，清高之交也是一種圈子。雖然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但沒有一定圈子的交往，事實上並不存在。就連水泊梁山之上，雖然都是哥們，也有一定的圈子，比如智取生辰綱的幾個就比較親密，而李逵、花榮、戴宗等人則和宋江比較「貼心」。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原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一個人，認識一個人，只要看看他生活在哪一個圈子裡，和什麼人來往，跟誰交朋友，也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這就叫「不知其人而視其友」。

這種「觀人之術」，應該說有它一定的道理。因為每個人在結交朋友時，總是會有意無意地選擇那些和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較相同，至少在某一方面比較相同的人，或者氣質、秉賦、個性、志趣、愛好相同，或者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相同，或者是個人道德修養、知識修養、審美修養的檔次、層次、境界相同。如果相異，就沒有共同語言，甚至「話不投機半句多」，哪裡還有友誼可言？「雲從龍，風從虎，麋近鹿，鳳求凰」；「魚找魚，蝦找蝦，烏龜找的是王八」，圈子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不過，圈子並不一定等於友誼。形成圈子的因素和條件很多，比如「行業」。「行」（háng）的本義是「道路」，其次是「行列」。同行也就是同道、同列。同行之間，只要不存在直接的現實的利害衝突（如同在一個單位爭奪同一個職位），一般說來，感情上總存在某種天然的聯絡，較之非同行要更親密，也較易交往。所以歷史上，不少行業都有自己的圈子、團體和組織，叫作行會、行幫或幫口，就連乞丐也有，叫丐幫。行會、幫口內部，有自己的規矩，叫行規；有自己的語言，叫行話。不懂行規行話，就很難進入他們的圈子，甚至很難和他們交往。

又比如「學歷」也是。它包括三個內容。一是學什麼，類似於行業。習武的，是「武林中人」；修文的，是「衣冠中人」。這就有圈子了。二是跟誰學，這就有門派、學派、師門之別，圈子更小。同一老師的叫同門，感情關係又更深。三是何時學成，學到何種程度。科舉時代，同屆考中者為同科，同科考中者為同年。同科、同年之間，無論先前是否相識，都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叫年誼。有年誼者，互稱年家，稱其長輩為年伯，同輩為年兄，後輩為年家子，宛如親屬家人。一旦為官，則在官場上，都有互相照應提攜的義務，甚至勾結成黨，朋比為奸，成為朋黨。

形成圈子的又一種最常見的因素和條件是「籍貫」。中國人歷來重籍貫，直至今日，中國人的檔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貫」一欄。中國文化認為，不同的地域的人，會有不同的文化氣質，或剛，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獷，或細密，或耿直，或油滑。文化氣質甚至影響到他們的行業職業，如「江南出才子，山東出響馬」，「寧波出裁縫，紹興出師爺」等。同一籍貫的人，由於文化氣質相近，當然也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了。於是同鄉之間，也就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關係，叫鄉誼。如果都是背井離鄉、外出謀生者，哪怕先前並不相識，一旦認了「老鄉」，也是必須互相照應的。

以上三種最常見的圈子中，又以同鄉為最常見，最普遍。一是因為每個人無論有無職業、學歷，都有籍貫，都有鄉里，因此最具普遍性；二是因為「鄉」與「家」的關係最為密切，鄉情本身便帶有親情性質或親情意味，故謂之「鄉親」。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在城鎮叫街坊，在農村叫鄰里。街坊鄰里關係，有時比親屬還要密切，叫作「遠親不如近鄰，街坊不如對門」。門對門、牆隔牆的近鄰，關係最親密，因為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見得多，自然有「情面」。親熱的說法，叫「有牆是兩家子，拆了牆就是一家子」。街坊鄰里是一個圈子，擴大一點，就是鄉里，再擴大一些，同一縣，甚至同一省，都是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感情自然非比尋常。

共享原則

圈子既以認同（同鄉、同年、同行）為前提，則圈子一旦形成，便難免黨同伐異，把圈內人視為自己人，把圈外人視為外人，嚴格按照「內外有別」的原則進行交往。比方說，幾個人在一起，如果都是自家人，就有說有笑，打打鬧鬧，而且可以相互開一點出格又無傷大雅的玩笑。如果這時來了一個人，卻是圈子以外的，則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說話，弄得那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十分尷尬。至於略帶隱秘性的資訊、傳聞、小道訊息，也首先是在圈子內相互傳遞，而且傳遞時還往往要加以叮囑：「不足與外人道。」尤其是關係到某種實際利益的訊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讓圈內人「近水樓臺先得月」。也就是說，必須按照「資源共享」的原則，給予適當的「照顧」，包括送訊息和打招呼。

其實，所謂圈子，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資源共享」的意思。比如同鄉，就是共同耕種一塊土地，共飲一江一河一井之水者。其餘如同學，是共享「知識資源」；同事，是共享「行業資源」。依照中國文化的人情原則，先前既然共享了資源，則現在有了新的資源，也同樣必須拿出來共享。這正如先前我在你家裡吃了飯，則現在你來我家，我也一定要請你吃飯一樣，是一種講良心有回報的表現。這是中國人必須普遍遵循的一條道德原則。甚至一個盜賊，行竊得手後，如碰上了另一個盜賊，也要見面分一半，以示「利益均沾」，因為大家都是「圈內人」。如果該盜賊竟然違背了這一原則，則他在江湖上，便會立即聲名狼藉，不但從此休想再和大家共享資源，而且很可能連立足都成問題。

然而，均沾者絕不止於利，還有害。正如公與私、你與我難以區分，利與害也不過是一塊硬幣的正反面。所以「共享資源」者也必須「同仇敵愾」，「利益均沾」者必須「禍患均攤」。

比如在舊中國，常有兩姓或兩村之間的大規模械鬥。這械鬥的起因，無非或是爭面子，或是爭資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爭奪水資源而爆發械鬥）。械鬥一旦發生，則兩姓、兩村之人，都會全體出動，爭相投入，有進無退，奮勇當先。如果是有預謀的械鬥，則事先往往還要舉行一種極為殘忍的儀式。在這種儀式上，要先將生擒的「敵方」人員（最好是青壯年或對方首領）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後架起大鍋，將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體成員，每個人都要來吃一口肉，喝一口湯。參加「人肉宴」的，有時只限於成年男子，但至少每家每戶必須有一人參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則，只要有一人參加，也就全家有份。這就等於全族或全村的每一個人，都成了對方的「死敵」。這種儀式的用心是極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個人，都與對方結下了仇怨，終身無法擺脫，世代無法擺脫，只能橫下一條心來，和對方決戰到底，不會中途出現「變節分子」。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個人，都有了罪惡和罪惡感。這種罪惡和罪惡感會使每個人都變得瘋狂，從而在戰場上成為「死士」。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個人，都分擔了責任，一旦對方報復或官府追究，便必須施加於全體。對方的報復要施加於本族本村之全體，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比較容易的辦法，是也從這邊抓一個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則因「法不治眾」，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見中國人一旦「抱團兒」，就不大好對付。

既共享資源，又同仇敵愾；既利益均沾，又禍患均攤，這就叫「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中國人交朋友、結圈子、拉幫派的基本原則。它給中國人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一個人一旦有難，便不怕沒有救援。讀過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謂傳「俠義柬」「綠林箭」的規矩，即一方有難，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門師弟不必說，便是不同門的朋友，無論親疏遠近，只要接到了「俠義柬」「綠林箭」，全得立即趕到應援，否則便是不義，無法再自立於江湖。非同門的朋友趕到後，如果發現其事於理不合，或雙方都與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勸雙方講和，或袖手旁觀，但同門師弟則一般不問是非地「同仇敵愾」。

其實，這種現象並不止於江湖，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個人犯了錯誤，或者觸犯了刑律，要受處分了，他那圈子裡的人便會絡繹不絕地前去說情，四處奔走，設法營救。這種事，可謂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獄遍於國中的時代，它確能使部分好人倖免於難；但在建設民主與法制的今天，又可能會使部分壞人漏網。是非功過，實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

代價與是非

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即上述好處是要付出代價的。

代價之一，就是消解了個人。在中國歷史上，除極個別的人，如各學派的祖師、各門派的宗師、各團體的領袖，可能會因個人的魅力而成為「核心」，並因此而建立「圈子」外，其餘絕大多數人，要想進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內生存，都必須儘可能地與圈子認同，甚至包括極細小的方面。比如老鄉們在一起，就要說家鄉話。如果一個人外出多年，依舊鄉音未改，家鄉的父老鄉親們便會對他格外親熱。如果他居然記得只有本鄉本土才有的極「土」的「土話」，就更會受人歡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鄉，竟是一口的「官話」「京片子」，大家就會敬而遠之，在內心深處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論語》上說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廟裡、朝廷上，說話雖謹慎，但也明白流暢，一到自己本鄉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對「鄉黨」的恭謹外，不知有沒有語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裡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麼，即便你厭食、胃潰瘍、酒精過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為「一人向隅，舉座不歡」，不能因一人之好惡，掃了大家的興。這些小事尚且如此講究，遇到大是大非，當然也就更沒有價錢好講。這樣一來，個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說「我」就變成了「我們」。一個人的團體意識越強，自我意識就越弱；越是與圈子認同，就越是消解了個人，最後就變得只會說「我們」，不會說「我」了。中國人寫文章，談到自己的觀點時，往往說「我們認為」，而不會說「我認為」，就是這種觀點和習慣所使然。

代價之二，則是消解了國家。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如果把類似於家族、宗族的鄉里、幫口、師門、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慮進去，則孫先生的意思也可以這樣表述：中國人只有「圈子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為國捐軀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則不難發現他們多半是集國難與家難、君仇與父仇於一體的人。前方將士抗敵是因為「守土有則」，邊陲士民抗戰是為了「保衛桑梓」，岳家軍、戚家軍作戰英勇是因為他們忠於團體。只要「鬼子」不打到自己家門口，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口頭上的。故「前方吃緊」，並不妨礙「後方緊吃」，半壁江山淪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舊歌舞昇平。「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以致「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甚至國難當頭之日，朝廷裡的各個小團體，仍不肯放棄一己之私利，一個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忙於黨爭，無暇禦寇。這可以說是團體（即「小圈子」）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戰時是團體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在平時則是人情大於王法。這類例項實在太多太多，我們在報紙上、雜誌上時有所聞。可以說每辦一案，都難免有人來「說情」，或有人會「徇情」。其實，人情豈止大於王法，而且大於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牽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內人處理起來，便往往不問是非，只問親疏。疏則公事公辦，親則大開方便之門。至於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邊。有人說中國人只講人情不講原則，其實並不準確。準確的說法，是「人情即原則」。也就是說，講人情，不能六親不認，不能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本身就是原則，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則。為了堅持這一「最高原則」，什麼真理，什麼公道，什麼王法，都可以不顧，都可以不視為原則。

因此，一旦圈子、團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被犧牲掉的往往便是後者。因為國家是「公家」，何妨犧牲一點。反正國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稍稍犧牲一點也無傷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關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傷害「自家」的利益，傷害了「公家」，誰也不會來管「閒事」。圈子和團體就不同了，這是「自家」。自家門前雪，自家不掃誰來掃？傷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會沒臉見人，當然只好為了維護「自家」而對不起「公家」了。

沒有「國家觀念」，也就沒有「公民意識」。所以，中國人一旦有困難，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國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發生困難，不會去領社會救濟，而是靠親戚朋友接濟。一旦國家救濟了（如扶貧），又認為是理所當然，並不把扶貧款用來發展生產，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絲毫也不考慮自己作為「公民」，對國家還有什麼「義務」。又比如，做生意，辦企業，也不是向國家借貸，而是靠親戚朋友集資。即便貸款，也要靠圈子裡的朋友幫忙，託人情，走後門，才貸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強暴等），也首先不是訴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幫忙，把對方也痛打一頓，或者索賠私了。總之，在中國人心目中，親戚朋友，圈子團體，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無法直接感知的「國家」更親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檢討自己的社會角色時，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屬於哪個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是公民。

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是沒有「公民」概念而只有「臣民」「子民」的。臣是對君而言，子是對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外，遙遠得很。君所代表的國家，便不能不給人以陌生感。各種「父」——家父、師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見、摸得著、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別的重視。更何況，君王的意旨，國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過各個種類的「父」，接力棒似的傳達到每個「臣民」或「子民」。這樣層層傳遞下來，不走樣、變味，才是怪事。處於最下層的民眾們，不對國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

因此可以這麼說，傳統的中國社會，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又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而只有許許多多的「圈子」（比如行幫和鄉社，家族和家庭）。天下大治時，這些圈子以中央政府為中心，耦合成一種同心圓的結構。一旦天下大亂，中央政府失控，那麼對不起，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便立即自成體系，或群雄割據，或土崩瓦解，一個個乘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等到一個或幾個梟雄出來收拾殘局時，也不能不借助各個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籠絡到一起，重新結構同心圓。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是「一盤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羅棋佈地「散」在各處，相互之間靠著血緣和地緣，人情和麵子，維持著一種鬆散的聯絡。只要這種鬆散的聯絡尚能維持，政府也能借助這種聯絡收稅完糧，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這就難怪中國人特別看重友誼了。個人太渺小，國家又靠不住，只好廣交朋友多結圈子。只不過交異性朋友的時候要注意。紅粉知己雖然令人羨慕，卻也容易招人物議。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男女有別。若是孤男寡女地弄在一起，就難免會有人要說「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