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到我們在東非的責任是為了我們的利益是一件好事，而且不只我們這樣做。有人說我們在非洲完全沒有權力，它「屬於當地人」。為了我們一直增長的人口，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擁有權力，或為移民開拓新領地，或為海外領土的發展提供工作和就業，而且由於我們知道家鄉的貿易蕭條所帶來的不幸，我們要尋找新的市場以刺激貿易。

——弗雷德里克·盧格德《我們東非帝國的崛起》，1893年（fredericklugard,citetheriseofoureastafricanempire/cite）

在遠離大陸的桑給巴爾，人們似乎可以暫時認為，桑給巴爾可以在又一個時代的巧妙掩蓋手段下毫髮無損地倖存下去：蘇丹仍然是高高在上的殿下，在接見英國領事時仍需經過一套複雜的禮儀。畢竟，蘇丹巴爾加什穿著他的華服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才過了20年。在女王生日那天，禮炮仍然會鳴響，頌歌照舊被唱誦，方方面面的假象顯示，這座島嶼的統治者還是像他的祖先一樣獨立自主。

事實將證明，這個假象可能被維持得太好了。1893年登上王位的蘇丹哈米德在英國的注意力被蒙巴薩以北海岸的騷亂分散時（騷亂非常嚴重，以至於需要從印度運過來幾船士兵），悄悄開始組建一支私人軍隊。新蘇丹完全有理由不滿，因為英國政府挪用了德國撥給桑給巴爾的20萬英鎊，用以負擔購買海岸地區的費用。英國用這筆錢幫助不列顛東非公司解決債務，作為它佔領肯亞和烏干達，使之成為英國附屬國的前奏。儘管桑給巴爾將因為這筆它不再擁有的財富得到每年1.7萬英鎊的補償，但是甚至英國官員都為這種安排感到羞恥。

哈米德很機靈，他在英國產生警覺之前建立起一支超過1000人的軍隊，並且用現代武器武裝他們。新任領事阿瑟·哈丁爵士認為哈米德不過是一個「受保護的傀儡王子」，因而對於事件的反轉他感到十分焦急。他責備蘇丹的主要顧問希拉勒·本·阿馬裡，決定將他驅逐出境。

到1896年6月，桑給巴爾通過一條海底電纜與外部世界取得聯絡。島上還有一名《泰晤士報》的記者。6月22日，據報道，「昨晚，希拉勒·本·阿馬裡已遭驅逐」。這篇報道接著描述了全副武裝的阿拉伯人如何試圖干預，但是將軍勞埃德·馬修斯爵士用他的手槍打死了幾個人。「局勢又漸趨平穩。」

近距離見證這些事件的人是蘇丹巴爾加什唯一還活著的兒子哈立德。他20歲出頭，聰明且精力充沛，得到大部分桑給巴爾阿拉伯精英的支援。在哈米德繼任時，哈立德的呼聲更高，但是哈丁領事確保他退出競爭，因為他意識到哈立德太任性，難以駕馭。而且，他表現出親德的跡象。

希拉勒·本·阿馬裡被放逐兩個月之後，哈米德出人意料地死了。在匆忙按照穆斯林習俗掩埋了統治者的遺體之後，哈立德以旋風般的速度進入王宮，宣稱自己為新任蘇丹。當哈米德之前建立的軍隊佔據決定性的位置時，哈立德下令鳴響槍炮以致意，並且升起他的旗幟。這令英國人措手不及，桑給巴爾被一種嚴酷的氣氛所籠罩。

英國領事館快速派出一支代表團前往宮殿，警告哈立德他的反抗是不被認可的，這是「公開叛亂」，他必須屈服，否則後果自負。哈立德說，他寧願死也不投降。他最大的槍炮已經沿著宮殿屋頂一字排開。

8月27日，《泰晤士報》一篇題為「桑給巴爾：英國的最後通牒」的報道顯示，英國的炮艦已經佔據宮殿對面的海港。之後的一篇報道稱：「晚上9點，英國向賽義德·哈立德宣佈了最後通牒，通知他在次日上午9點之前降下旗幟，並且徹底投降，否則他們將轟炸他的宮殿。2000名軍人和哈立德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海港裡5艘皇家海軍的船準時開始轟炸。轟炸持續了40分鐘。那位特約記者寫的關於8月28日情況的報道非常生動。戰艦用重型槍炮和馬克沁機槍開火：「在這麼近的射程之內造成了巨大破壞，但是反叛者作戰勇敢、意志堅定，並回以激烈的炮火。」宮殿變成「一大片燃燒的廢墟」，死亡總數有500人。「許多阿拉伯領袖按照昨日的約定站在蘇丹一邊戰鬥。據估計，他們的財產將全都被充公。」蘇丹的舊輪船「葛拉斯哥」號向皇家海軍開火，但很快被擊沉。除了一位受傷的海員，英國一方沒有傷亡。

這位記者在他的長篇報道中有一處提到了桑給巴爾的白人女性居民。「女士們登上‘聖喬治’號旗艦。她們自始至終都表現得極其了不起。」英國社群普遍認為是時候升起英國旗幟，擺脫「阿拉伯人的統治」了。

至於哈立德，他在轟炸中倖存下來，從廢墟里溜出去前往德國領事館。在確保他將受到政治犯的待遇之前，德國人拒絕交出他。（之後，德國人鼓勵他過海前往坦噶尼喀。）一個月之後，《泰晤士報》登載了一篇有關新任蘇丹哈穆德·本·穆罕默德的報道，他得到了英國人的認可。據說，他「完全符合英國顧問的要求」。他對英國很有好感，以至於他堅持將他的兒子賽義德·阿里送到英國的公立學校。

這場轟炸湮沒了所有的舊偽裝。幾年後，桑給巴爾領事陸軍少校皮爾斯簡潔地表述：「1896年8月27日早上9點，桑給巴爾的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得到了一個教訓，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它。」

到20世紀初，桑給巴爾只是一個閉塞的地方，一個對過去力量的記憶之所。年輕的英國陸軍中尉理查德·邁納茨哈根在征服大陸的非洲人時墜馬受傷，於1903年去島上休養。一位朋友領他去見「一位非常年邁的人」——蒂普·蒂普。邁納茨哈根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不被允許離開桑給巴爾，他自己也不想離開。我試圖讓他談論劫掠奴隸的時代，但很顯然他不喜歡……這位老人很少講話，而且明顯為他過去的行為感到尷尬。」在拜訪期間，邁納茨哈根對一個精美的銀製咖啡壺讚美有加。當他們離開時，蒂普·蒂普堅持將那個咖啡壺作為禮物送給他。此時，輪到邁納茨哈根尷尬了，因為他擔心拒絕收下這件禮物會冒犯主人。

邁納茨哈根回到他在英屬東非的職位。那個最先花費巨資邁出開發這片土地的第一步的特許公司已經消亡，因為它的財務陷入困境，它被英國財政部以可笑的低價5萬英鎊買斷，代之以直接統治。

幾乎毫無疑問的是，近來「真正的地理空白」將成為殖民地中的一塊瑰寶。盧格德提出警告，這片新近才被佔有的土地「不是理想中的黃金國」，但是它擁有「肥沃的土壤、健壯的高地民眾、豐沛的雨水，以及總體來說怡人的氣候」。被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稱為「非洲珍珠」的烏干達，以及內羅畢（後來肯亞首都的雛形）周圍的高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儘管那條鐵路耗費了大量的生命和資金，但是到1899年，去往內羅畢的300多英里旅程在一天之內就可以完成，而不是在泥濘中費勁地步行幾個星期。

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陸軍中尉理查德·邁納茨哈根在日記裡記錄了那段時期的肯亞。這份記錄生動、令人震驚，而且十分坦然，是對非洲當地人遭受的高壓政治最為可信的目擊者的敘述，據此人們認為非洲可以按照歐洲人的方式被「重塑」。邁納茨哈根不是一名典型的軍官：他出身於一個猶太家庭，是英國哈羅公學的老校友，他還是有巨大影響力的社會主義學者比阿特麗斯·韋布的外甥。他對待非洲人很兇殘，還熱衷於射殺任何在步槍射程之內的動物。

暴力在「平定」肯亞的時期不可避免，部分是因為白人的到來恰好與19世紀90年代非洲社群遭受的一系列苦難在時間上巧合。乾旱、饑荒、天花和蝗災相繼發生。最糟糕的是蹂躪畜群的牛瘟，非洲的動物沒有對抗這種傳染病的內在免疫力。有一種理論認為，牛瘟來自修建鐵路用的印度耕牛，但更可能的是義大利人在建立索馬利亞和厄利垂亞的殖民地時，將牛瘟從歐洲帶入非洲。之後是從巴西來的船隻帶來的白蛉（跳蚤）災害：這些蟲子啃齧非洲人的腳，引發壞疽。（殖民主義帶來的這些不利的生態後果還向南傳播到坦噶尼喀，加上那裡不情願臣服的居民與德國人進行的斷斷續續的戰鬥，共同造成了人口的減少。）

邁納茨哈根首先在吉庫尤人中開展工作，因為他們死於饑荒和其他問題的人數極多。對於殖民者的恐懼和憎恨促使村民們謀殺了一個白人，他們用棍棒擊倒他，向他嘴裡小便直到他嗆死。懲罰很快就到來：

儘管整夜響著戰鼓，但是我們到達村莊時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包圍了村莊……我下令，除了兒童，每個人都應被無情殺死。我憎恨這項工作，並且焦慮地希望這件事情快些結束。一旦我們發現可以射殺的物件，我們就迫近他們。幾個人試圖突圍，但是我們立刻射殺了他們。之後，我在對方能夠構築起任何防禦之前，攻擊了這個村莊。每個人不是被射殺就是被砍死。

邁納茨哈根對一把刺刀可以輕易地捅進一具身軀又拔出來感到驚奇。

在第二個任期，他與南迪人有所接觸，南迪人被限制在45萬英畝的保護區內。儘管這片地域廣大，但南迪人是游牧民族，不習慣邊界概念或者土地所有者概念，所以征服他們需要一支龐大的軍隊。對付他們的遠征軍由80名白人軍官領導，他們帶領幾千名黑人士兵、徵召到計程車兵以及搬運工。這支軍隊擁有10臺機槍。除了鎮壓所有的反抗者之外，他們的另一個目的是通過沒收畜群懲罰南迪人社群。邁納茨哈根很快就可以在他的日記裡寫下（1905年11月7日）：「在過去的3周裡，他們對南迪人進行了相當有效的清掃。他們失去了大概1萬頭牛，500名戰士被殺死，還有7萬頭山羊和綿羊。」在「清掃」（一個流行的措辭）結束時，南迪人失去了1000多名戰士和1.6萬頭牲畜。

多年來，他們有效貫徹白人的規矩，到1910年，只有6個英國軍官死亡。他們的非洲火槍手的死亡人數總計幾百人，但是被他們征服的人的死亡人數要多出數倍。到1911年，在被標明「白人高地」的區域已經有3000名定居者，他們買下了被沒收的牲畜。1.6萬平方英里的富饒高地佔據了殖民地可耕地面積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地方，非白人不得享有所有權。周圍的大部分地區土地荒蕪，但是白人的高地雨水豐富，足以支援作物一年兩熟。他們也身體健康、精神抖擻。

從一開始，這裡就有引入「軍官階層」的傾向，其中很多軍官曾在印度服役，他們每個人被給予1000英畝土地。另一個受歡迎的定居團體是喜好運動的上等階層，期待上等階層乘客的烏干達鐵路在英國用廣告吸引他們：「作為貴族冬日之家的英屬東非的高地已成為一種時尚。追尋大型獵物已成為運動員的一種愛好。」出身名門的定居者的一個縮影是第三代德拉米爾勳爵休·喬姆利。為了參加一場狩獵，他於1898年來到高地，並在高地度過了接下來的30年，推進了白人至上主義的發展。在一個非正式的移居者俱樂部裡，等級就是一切：愛爾蘭人和猶太人，不能加入俱樂部，除非極其富有和受過良好教育；印度人適合經營商店；而非洲人則充當勞力。

儘管邁納茨哈根的政治主張和比阿特麗斯·韋布不同，但是他發現，比阿特麗斯·韋布外甥的身份，使得上級對他產生了興趣。肯亞的高階行政長官查爾斯·埃利奧特爵士邀請他共進晚餐：「埃利奧特希望吸引數千歐洲人來到東非，但似乎不能接受當地人有任何‘權利’。我認為東非屬於非洲人，我們無權佔有任何屬於部落的土地。我們應該為了非洲人發展東非，而不是為了陌生人。」

在之前偶然相遇時，他們就已經爭論過這個話題：「我說有一天非洲人會接受教育並且武裝起來，這會導致一場衝突。埃利奧特認為那一天太過遙遠不足為慮，而且到那時歐洲人將強大到足以照顧好他們自身，但是我確信最後非洲人會取得勝利。」

在20世紀初期做出的這個預言足夠讓人驚奇。但更讓人震驚的是，它很快就成為現實，速度快得以至令這個預言變成一個後見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