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到1974年是我非常忙碌的10年，在多方面取得成果。我獲得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8年後我受聘擔任斯坦福大學副教授，每年有3個月給一個很大的本科生班講授人類生物學。我和雨果·範拉威克結了婚。他是個才華橫溢的電影製片人和攝影師，是國家地理學會派到貢貝拍攝黑猩猩專案的紀錄影片的。他和我共同創辦了一個研究站。我們有了一個孩子，取名雨果·埃裡克·路易斯。可是，到這10年結束的時候，我們離了婚。那10年是我勤奮工作——管理、教學、分析、出版資料——的10年，也是我一生中變化最大的10年。我發現了做母親的歡樂和責任。我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嚐到了與配偶密切美滿的關係逐漸發生變故和破裂的苦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情感上的巨大痛苦。此外，還有一種失敗和愧疚感。

我和雨果是1964年結婚的。當時黑猩猩「弗洛」生了孩子。儘管我對小「弗林特」的成長作了極為詳細的記錄，雨果還是用16毫米攝影機和固定照相機拍攝了他的成長過程。雨果建立了一個黑猩猩香蕉供食站，這對他搶拍所需要的鏡頭起了很大作用。「灰鬍子戴維」把他那個群體中越來越多的成員帶來享用這個美味佳餚。我們因此又成功地向國家地理學會申請到一筆追加資金以便錄用更多的學生，這樣我們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收集資料資料。這些規模不大的雛形開始成為研究中心，最終成長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跨學科動物行為野外研究站之一。

那10年中，我有不少時間是在貢貝以外度過的。我初次赴美國講學的時候，心裡比較緊張，不過還是挺了過來。我不僅把知識傳授給了別人，而且也獲得了一些經驗。每次離開貢貝，我都有些傷感，登上開往基戈馬的航船，回頭看著山嘴那邊林木覆蓋的山坡，眼睛溼潤了。那次講學完我回英國去了一趟。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白樺山莊基本沒有變化，家裡的人都在等我。可是其他方面似乎都變了——變得非常陌生，變得與我格格不入。其實，發生變化的是我。在貢貝呆了幾個月之後，我對我們所創造的「文明」世界有了新的認識：那是一個由磚石與砂漿、城市與高樓、道路與汽車以及各種機器構成的世界。大自然是那樣地美好，那樣令人心曠神怡，而人造的世界似乎是那樣地醜陋，精神上是那樣地貧乏。每次我從貢貝回到英國，這兩個世界的巨大反差總使我感到驚詫不已，感到越來越喪氣。我離開的是一個生生不息、非常寧靜的森林世界，那裡的居民過著簡單而有目的的生活。我走進的是一個物慾橫流、浪費驚人、相互攀比的西方社會。這裡沒有迎風微微作響的枝葉，也沒有輕輕拍擊沙灘的波浪，沒有小鳥的歌唱，也沒有蟋蟀的鳴叫。我聽到的是隆隆的車流聲、刺耳的搖滾樂聲和喧鬧的人聲——沒有一刻的安寧。這裡聞不到入夜開放的白色花朵的芬芳，也聞不到久旱逢雨的土地所發出的氣息，只有刺鼻的汽油和柴油味、人們做飯的氣味，還有公共廁所裡蓋過臊氣的消毒水氣味。離開貢貝回到發達的文明世界，我就發現自己無法感受上帝的存在。當時我還沒學會如何在內心世界中保持森林裡的那份寧靜。

在返回西方世界的那些日子裡，我還意識到環境所遭到的破壞。在越南戰爭中使用了可怕的橙劑，它能使敵方領土上的植物葉子全部脫落——這種做法引起了世人嚴重的關切。在英國一個主要核電站發生了嚴重的放射物質的洩漏。蕾切爾·卡森發表了她那本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她在書中寫道，使用殺蟲劑雖然對害蟲有暫時的抑制作用，但對鳥類、魚類和其他野生動物，甚至對家養動物和人類都有長期的危害。約翰·肯尼迪總統組織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調查，結果證明這些指控屬實。結果，滴滴涕（ddt）和其他幾種殺蟲劑於1968年被停用。然而，在此之後的幾年中，它卻仍然被大量贈送給發展中國家。另一部有影響的著作是《人口炸彈》，作者保羅·埃利希在書中對世界人口的不斷增長表現出關切。

1967年，我們的兒子雨果·埃裡克·路易斯降臨到這個世界。後來我們都喊他「格拉布」（grub），而且他至今還保留著這個諢名。我們的非洲朋友認為我們應當給他取名「辛巴」（simba），因為就在他出生前，我和雨果在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露營的時候，有三隻年輕的雄獅造訪了我們的營地。它們撕碎了廚師的帳篷，後來我們只好動用蘭德越野車把它們慢慢地趕走。回到帳篷後，我們發現帳篷的門簾被點燃的煤氣灶燒壞了——我們原以為一圈燃燒的火苗能嚇唬想進入帳篷的獅子。於是我們只好到附近一個小木屋去安身，可是就在它的廊下，一隻長著黑色鬃毛的大雄獅飽餐之後正躺著消食呢，旁邊的母獅正在享用那隻沒有吃完的瞪羚。

格拉布的童年主要是在貢貝度過的，但他在塞倫蓋蒂也呆過，因為他父親在那裡拍攝有關獅子、鬣狗和野狗的電影。我們不讓他接觸黑猩猩，因為黑猩猩畢竟是捕獵性的動物，最喜歡捕捉其他靈長目動物。在野生黑猩猩看來，人類的嬰幼兒只不過是一種靈長目動物而已。據報道，黑猩猩捕食人類嬰幼兒的事件在貢貝發生過兩起，所以雨果和我都不敢掉以輕心。

我的生活有了固定的模式。結束了開頭一兩年那種光榮的孤身一人的生活，每每想到那段時光，我的心裡總有幾分遺憾——靠我一個人，就連現在十分之一的資料資料也收集不到。現在我們從學生和現場工作人員那裡看到的資料令人異常振奮。上午，我就在湖邊的房子裡寫論文、考察報告和建議，處理其他有關事務。格拉布在湖邊上玩耍的時候，總有一個工作人員看著。過上個把小時，我就到餵食站去，希望能看見有黑猩猩去。下午我就陪伴格拉布。

人們以為我在貢貝，身邊有個孩子也無所謂：「你真幸運，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帶孩子。」其實不然，因為跟蹤黑猩猩的工作我不做了——由學生或者現場工作人員去做。我只是負責整個研究站的工作，此外就是花一些時間做母親。有時候一想到我獨自在森林裡轉悠，單獨和黑猩猩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的心裡就會產生一陣難受和失落的感覺。現在，似乎有的學生對每一隻黑猩猩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那是他（她）所研究的行為的某個方面。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件好事，不過這意味著我似乎是在干涉他人事務。然而，我覺得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每一天都有新感覺，而且彌補了我的失落感。

通過觀察黑猩猩如何照顧自己的孩子使我明白了一點：有孩子應當是很有樂趣的事。每天下午我都跟格拉布在一起。我們有很多時候都在玩耍，常常是在湖裡，所以他很快就遊得像魚兒一樣自在。那段時間對我來說也是絕妙的學習機會。作為成年人，我們都很有必要體驗一下用童稚的目光重新看一看我們這個世界。我前面說了，我沒有多少時間來刻意思考生活的含義，可是我每天都在感受生活的含義。在我迄今為止的體驗中，那段歲月依然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幸運。在我們現代工業化的社會里，人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看成是幸福的同義詞，許多婦女是永遠也體會不到做母親那份純粹的樂趣。許多婦女在生完孩子之後就想去工作，去繼續幹自己的事業。一些婦女不得不去工作，把掙到的錢拿回家——為的是維持家庭的生活水平或者僅僅是為了養家度日。在發展中國家，許多子女眾多的家庭都在飢寒交迫的貧困中掙扎，做母親的和做孩子的都沒有什麼歡樂可言。格拉布和我都算是幸運的。

格拉布的誕生給我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份新的愛，此外它還再次使我對「自然對抗自然」的辯論產生了興趣。這是當時在科學界進行的一場激烈的大辯論。人類是遺傳物質構成的產物，還是我們所處環境的產物？當然，近年來這場辯論已經偃旗息鼓。現在人們都承認，在具有複雜大腦功能的所有動物中，成年動物的行為都是由這個動物的遺傳特性及其在生活中獲得的經驗的混合而成。換句話說，我們的行為既非完全由基因所決定，亦非完全脫離基因而形成。在行為形成過程中，動物的大腦越複雜，學習所起的作用可能就越大，而且不同個體之間的行為差異也越大。嬰幼兒時期是行為形成過程中可塑性很強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所獲取的資訊和學習的東西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言而喻，我也像所有的母親一樣，想給自己的兒子在生活中儘可能開一個好頭。他是我的第一個孩子（後來證明也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有必要多聽聽各種人的建議。其中有我自己的母親，有斯波克醫生——還有「弗洛」！即使是當時，我通過對做母親的黑猩猩如何帶孩子的觀察，也明白了一點：一個有安全感的童年可能會導致成年生活中的自立和獨立性，而一個受到干擾的童年生活，很可能造就一個沒有安全感的成年生活。對黑猩猩的觀察表明，母親的個性，她與自己孩子的關係，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她與社群中其他成員的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像「弗洛」那樣的母親，很活躍，有愛心，也有耐心，尤其是很樂於幫助，所撫養的子女在成年之後與群體其他成員的關係似乎就比較融洽。而像「帕辛」那樣比較嚴厲，不大關心子女、不活躍的黑猩猩，所撫養的子女在成年之後往往就比較拘謹，總顯得侷促不安。這在女兒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但是，有證據說明這對兒子也有影響。與「奧莉」那樣跟其他猩猩關係比較緊張、比較膽小、地位比較低的雌性猩猩相比，「弗洛」是個跟其他成年猩猩關係較好、比較果斷、比較自信的母親，所以她就能使子女在生活上有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在這些早期觀察中所獲得的所有資訊，都為我們的早期印象提供了實實在在的證據。

我們還不能認為，影響黑猩猩幼仔成長的那些因素對於人類嬰幼兒的成長有什麼意義。可是常識和直覺告訴我，它們很可能是有意義的。我想自己一定要給格拉布的生活中增添歡樂。我從「弗洛」那裡瞭解到，引導嬰幼兒最好的辦法是給他以娛樂而不是懲罰。可是我也明白了嚴格管束和始終如一的重要性。最後我有了一套撫養孩子的方法，這是我從萬妮、「弗洛」、斯波克醫生以及做母親的天性中悟出來的。

格拉布3歲之前，我每個晚上都跟他在一起，而且每天至少有半天時間跟他在一起。孩子的初期教育靠的是函授課程。我試圖親自教他，可是效果不佳。雨果和我先後選了好幾個想在上大學之前獲得一年實踐經驗的高中畢業生。他們的酬金是按照他們在貢貝所呆的時間支付的。到9歲那年，格拉布就回國內上學去了，隨我的母親住在白樺山莊。對於英國人動輒把很小的孩子從國外送「回國」去上寄宿學校，我歷來都不敢恭維。但我們的情況不同。白樺山莊有丹妮、萬妮、奧莉、奧德麗，是格拉布的家的延伸。節假日我們都是和他一起度過的：聖誕節和復活節我都要回伯恩茅斯，而夏天他都要到坦尚尼亞來。有時候學校放週末假，他就去看當時在倫敦進行影片剪輯的雨果。

對黑猩猩的觀察有助於我當好母親，這已毋庸置疑。但我也發現，由於自己有了做母親的體驗，我對黑猩猩的母性行為有了更深的理解。對於自身沒有體驗的情感，就很難產生移情和理解。比如說，格拉布出生後，我才對母愛的強大本能有所理解。如果有人嚇唬格拉布或者威脅到他的利益，我很自然地會生氣。一隻母猩猩看見其他猩猩離她的孩子太近，或者看見一起玩耍的猩猩並非有意地弄痛了她的孩子，她就會拼命揮動胳膊或者發出威脅的叫喊。對此，我現在感到容易理解多了。

1968年，我們營地上發生了一起慘禍：一個叫露絲·戴維斯的美國學生在跟蹤一隻猩猩的時候，從一處不明顯的斷崖上摔下去，不幸遇難。她是個聰明可愛、充滿活力的姑娘，熱愛貢貝，熱愛黑猩猩。她對成年雄性黑猩猩之間相互控制的關係很有興趣，花了大量時間觀察「邁克」、「歌利亞」、「灰鬍子戴維」、「休和查利兄弟」以及其他雄猩猩。這一點，間接地導致了她的不幸。當時，每個人都把自己正在進行的觀察錄在小型磁帶錄音機上。露絲的錄音機就在她的遺體旁邊，就像飛機上的黑匣子一樣，記錄了她生命最後時刻的資訊。她跟蹤「休」向南走了很遠後出了事。磁帶上記錄了她臨死之前奄奄一息的聲音。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她腳下打滑，從懸崖上栽了下去。後來我們發現那段懸崖幾乎全被茂密的植物遮住，根本看不出來。

露絲的父母決定把她的遺體安葬在貢貝，安葬在她生前所熱愛的這片丘陵上。他們乘飛機前來參加了一個簡單的葬禮。他們說，儘管他們非常悲痛，但能看一眼露絲所熱愛的這塊土地，就心滿意足了。她找到了自己的最終歸宿，我也感到高興。此後，我總覺得她還活著，悄然無聲地在那片森林裡。我常常聽她說，她在那片森林裡度過了一生中非常開心的時光。

露絲遇難的時候，格拉布才1歲半。他跟雨果和我在這裡待著的幾個星期裡，很快就喜歡上了露絲。儘管我們從來沒有把露絲的死因向他作過任何解釋，他顯然已經以小孩子特有的方式明白了所發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和格拉布在閒暇中翻閱一本相簿，我們突然發現一張露絲跟他在花園裡玩的照片。他指著照片說了聲「露絲！」接著又很難過地說：「露絲摔爛了。」

露絲出事之後，我們決定每個單獨外出的學生，都要有當地一名坦尚尼亞人陪同。解剖露絲遺體的醫生告訴我們，露絲死時沒有痛苦，因為是當場死亡。可是在搜尋露絲的那5天當中，我們都很難受，以為她痛苦地躺在那裡，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如果她不是一個人外出，陪她出去的人至少可以回來報告她的位置。我們的考察隊又吸納了希拉利·馬塔馬、埃斯洛姆·姆龐戈、哈米西·姆科諾、亞哈亞·阿拉馬西以及其他幾個人。事實很快就證明，從這個國家公園附近的小村莊裡聘用的這些人，都是一流的野外考察隊員。我們花了大量時間對他們進行培訓，他們很快就成了我們考察隊裡不可缺少的人物。

遺憾的是，雖然我認為我對兒子盡了相當大的責任，但是，我和丈夫雨果的關係卻開始出現裂痕。由於他一直在西非拍攝影片，而我在美國講學，我們分居的時間多了。此外，我們之間還有一些相互不能相容的東西。當然，我們在婚前就知道雙方在對許多事情的看法上有分歧——可是我們也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相信自己所選擇的配偶會有變化。然而，這樣的奇蹟沒有出現。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厲害的鬥嘴和爭吵。1974年，我們決定分手。雨果和我還保持朋友關係，可是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對格拉布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他愛著我們兩個人。

正是在這段非常痛苦的時期，我去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關於反對侵略的會議，並趁此機會遊覽了巴黎聖母院。自從讀了維克多·雨果的《巴黎聖母院》之後，我就期盼著有一天能到那座聞名遐邇的大教堂裡去看一看。我沒有預料到那次遊覽會對我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正如我在本書前言裡所談的，我體驗到一種如痴如醉的狀態，至少我看是這樣。那一次遊覽復活了我對哲學和人生含義的深深思考。宇宙之中有沒有什麼指導力量，或者萬物的造物主，乃至生命的創造者？在地球上的生命有沒有什麼目的？如果有，那我們人類在整個的大畫面上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尤其是我自己，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在我看來，對於我們在地球上的存在，似乎只有兩種解釋方式：要麼同意麥克白斯所說的，生命不過是由「白痴講述的故事」，生命形式的出現是無目的的，包括被我們稱為「智人」的「進化論的傻瓜」——精明、貪婪、自私，並且很不幸地帶有破壞性的人類；或者像德日進所說的，「宇宙中正孕育著變化，很像妊娠和分娩」。換言之，所有這一切都是有計劃、有目的的。

在由婚變帶來痛苦的那段日子裡，我想到了這些終極的問題，我意識到在森林中的經歷以及對黑猩猩的理解，使我能從新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我深信有一種偉大精神力量的存在，我們把它稱為上帝、真主或者婆羅賀摩，不過我也深知自己有限的大腦是永遠無法想象出它的形態和特性的。即便沒有上帝一說，即便沒有靈魂一說，有一點仍然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進化在千百萬年的活動過程中造就了一種了不起的動物——人類。與我們在生物學上關係最近的黑猩猩可能也是這樣造就的，然而又是那樣的不同。我們對黑猩猩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準確地說出他們與我們的相同之處，以及我們之間最大不同的方式。毋庸諱言，並非只有我們才具有人格個性、推理能力、愛他主義、喜怒哀樂的情感，也並非只有我們才能夠體驗心理和身體上的痛苦。可是自從兩百萬年前人類第一次從類人猿的行列中脫穎而出，我們在智慧方面的複雜性就有了極其巨大的發展。我們人類，而且只有我們人類，才有了高度發達的口頭語言表達能力。在進化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個物種能把那些並不直接在眼前的事物告訴它的下一代，把過去成功——以及失敗——中獲得的智慧傳給下一代，為遙遠的未來制訂計劃，就一些思想進行討論，使之有所發展，經過群體的智慧，有時候會發展到無法辨認的地步。

有了言語，我們就可以問我們是誰、為什麼在這兒之類的問題，而其他動物就無法做到。毫無疑問，這種高度發達的智慧意味著我們對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負有一種責任——它們的繼續生存受到了我們人類肆無忌憚的行為的威脅——而這與我們是否相信上帝是毫無關係的。的確，那些認為沒有上帝，但認為我們是這個世界上進化的偶然產物的人們在環保責任方面也許更加積極——因為如果沒有上帝，那顯然就完全靠我們人類自己來糾正所發生的錯誤。我曾經遇到過一些對上帝篤信不疑的人，他們完全推卸了作為人類所應該具有的責任心，認為世間萬物都安全地「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小時候就受到過這樣的教誨：「上帝只助佑自助者。」我們都應當負起責任，發揮作用，為這個被我們以多種方式褻瀆了的星球進行清潔和治療。

我認為，也許是我在巴黎聖母院得到的體驗在召喚我去採取行動。我覺得自己雖是凡人，但卻聽見了上帝的聲音——雖然我當時並沒有這樣想。我沒有聽見任何話語，只是聽見了一種聲音。無論有沒有話語，那樣的體驗卻是強有力的。它使我回到了自己所出生的那個世界，一個充滿各種問題的20世紀。它使我意識到，我在野生狀態下美麗的森林裡所強烈感受到的精神力量，與我在孩提時期和特雷弗牧師相處的歲月，與我獨自久久地呆在那個古代小教堂時所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一樣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巴黎聖母院的遊覽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最終，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我會回想起那個光輝的時刻，那時候我將會悟出其中的話語。但是在最近的將來，這還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所發生的各種事情，都將對我的韌性和我對上帝的信念作出前所未有的檢驗。

橙劑（agentorange），一種用作化學毒物武器的除草劑，因其容器的標誌條紋作橙色，故名。——譯者

蕾切爾·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美國女生物學家，以有關環境汙染和海洋自然史方面的著述聞名。——譯者

simba，東非用語，意為獅子，在此音譯為「辛巴」。——譯者

麥克白斯（macbeth），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斯》的主人公，是蘇格蘭大將，在野心的驅使下殺死了慈祥的國王。該劇探索了人性由善變惡的過程。——譯者

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法國古生物學家、哲學家，主張進化論，曾參加對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鑑定。——譯者

上帝為耶穌教所信奉的神，真主為伊斯蘭教所信奉的神，婆羅賀摩為印度教所信奉的神，三者分別被各自的教派尊為造物主。——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