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伊維特對南希·莫利諾說「我再也不害怕了」的時候，這倒是句真心話。昨天，伊維特下了決心。這個決心消除了她對眼前事情的關切，使她從疑慮、焦急和痛苦中解脫出來，驅散了籠罩自己心頭的對被捕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恐懼——幾個月來，這一直在折磨著她。

昨天下的決心很簡單，即一旦把錄音帶交給那位女記者，她就立即自殺。這個她偶然認識的黑女人是在一家報館工作，她知道該怎麼處理那些錄音帶。她今晨離開克洛科大街上的那座房子時——這是最後一次——隨身攜帶著自殺的工具。

現在她終於把那兩盤她小心翼翼地、耐心地陸續錄製的錄音帶交出去了。這兩盤錄音帶將證明喬戈斯和戴維·伯德桑有罪，披露了他們已經幹過的和正在策劃的事情，透露了他們準備於今晚——更確切地說，於翌日凌晨三點——在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飯店——進行破壞和暗殺的方案。喬戈斯一直以為她還矇在鼓裡，其實她自始至終了解得一清二楚。

離開那家酒吧間時，想到這件事終於完成了，伊維特內心感到平靜。

終於平靜了。

她已經好久沒有感到過平靜了。同喬戈斯在一起肯定不曾平靜過，雖然她當初為喬戈斯的情婦時的興奮，聆聽他那富有教養的談吐和分擔他的重要工作時的激動，曾經使得她感到其餘的一切都毫無關係。後來，很久以後，直到她已經不能自拔的時候，她才開始懷疑喬戈斯是否有病，他的聰明才智和高深的學問是否……這句話怎麼說來著？……是否都墮入了歧途。

現在她確實認為喬戈斯是墮入了歧途，他是有病，也許甚至是瘋了。

然而，伊維特感到自己對喬戈斯仍然不能忘情；即使在現在，在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後，她依然如此。無論他遭遇到什麼，她希望他不致被傷害得太厲害或者被迫受太多的苦，儘管她知道這兩種情況都可能發生，只要那個黑女人今天放完錄音以後又把錄音帶的內容告訴她決定告訴的人——很可能是警察。

至於戴維·伯德桑，伊維特才不在乎呢。她不喜歡他，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他是個卑劣、殘忍的傢伙，同喬戈斯完全不同，連一丁點兒的情義都沒有，儘管喬戈斯作為一個革命者是不該有什麼情義的。哪怕伯德桑今天就被殺死，或是永遠關在監獄裡，她才不在乎呢；事實上，她希望他落得其中的一個下場。伊維特把她同喬戈斯之間多次的爭吵都歸咎於伯德桑。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飯店行動就是伯德桑的點子，這在錄音帶上記錄著哩。

然而，她意識到自己將永遠不會知道伯德桑或者喬戈斯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因為她自己馬上就要死了。

啊，上帝——她才二十二歲！她剛開始踏上生活的旅途，實在不想死呵。但她也不想在監獄裡了結自己的餘生。即使是死也比那樣好。

伊維特繼續朝前走去。她知道她要到哪兒去，大約只要半個鐘頭就可以到了。這就是她昨天決定的另一件事情。

大約不到四個月以前——喬戈斯在米爾菲爾德旁邊的山上殺死兩名警衛的那個夜晚之後一個星期——她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多麼險惡。謀殺！她同喬戈斯負有同樣的罪責。

起先，當喬戈斯告訴她時，她還不信哩。在從米爾菲爾德返回城裡的路上，他警告她說：「你陷得跟我一樣深。你也在場，什麼都有你的份，就等於你親手動刀子，扣扳機，幹掉了兩個豬玀。我要是有個好歹，你也逃不掉。」就是在這個時候，她還以為他不過是恫嚇自己而已。

但是，幾天以後，她在一家報紙上讀到，在加利福尼亞有三人被指控犯有最嚴重的兇殺罪而受到審判。這三個人闖入一幢大樓，他們的頭目開槍打死了守夜人。儘管其餘二人手無兇器，也沒有直接參與兇殺，但是三個人都被判有罪，被判處同樣的徒刑——無期徒刑，並沒有獲准假釋的可能。直到那時，伊維特才恍然大悟，意識到喬戈斯的話並非兒戲；也就從那時開始，她越來越感到絕望。

她認識到她這樣的人已是無路可退，也無路可逃。絕望的心理由此而來。即使明知自己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她總覺得這樣的結局實在難以接受。

有幾個晚上，在克洛科大街上那幢陰森森、黑漆漆的房子裡，躺在喬戈斯的身旁睡不著，她幻想著自己可以回到堪薩斯的農場上去。她出生在那裡，並在那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同此時此地相比，那些日子似乎充滿著光明，而又無憂無慮。

自然，這是胡扯。

那個農場才二十英畝山地。伊維特的父親，一個脾氣乖戾、生性粗暴、嘴貧好吵的男人，從這塊土地上搞到的錢，勉強夠一家六口人餬口，根本沒錢償付抵押借款。這個家庭從來沒有溫暖和愛情。父母之間大吵大鬧是家常便飯，他們的子女也競相效法。伊維特的母親，一個喋喋不休的長舌婦，經常在伊維特面前抱怨，讓她——家裡最小的孩子——知道母親一直就不想生她，後悔當初未做流產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