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有時候相當現實，因為我覺得花費一萬多塊錢去買一款手機很不划算，要知道，好點的筆記型電腦也就這個價格，兩者相比較後頓時就覺得物非所值了。這與我擁有的錢的多少沒有關係，問題的關鍵在於我認為它不值。我覺得只有那些暴發戶才會去幹那種花大價錢購買奢侈品的事情。

我沒有想到鍾雅燕竟然會給我送這樣一個禮物。心裡不禁暗暗奇怪：她怎麼知道我喜歡這款手機？

開啟盒子後即刻就發現了裡面有一張字條，上面是娟秀的字跡：這手機本來是我買來準備送給我丈夫的，但是他和我離了婚。所以就只好轉送給你了，但願你能夠喜歡。希望你用這個手機接聽到我從世界各地打回來的電話。

原來是這樣。我心裡想道。不過我真的很喜歡它，當然，最關鍵的是不需要我去當暴發戶。我也沒有把她當成暴發戶，因為我覺得她當時買來準備送給她丈夫的話就另當別論了。

這代表的是她對自己丈夫的愛，可惜的是她的丈夫依然離開了她。這才是她最大的悲哀。由此我想道：女人最好不要在年輕的時候誤入歧途，否則的話陰影會伴隨她一輩子。並不是我對女性有著歧視的心理，而是因為女性太弱小了，弱小得讓男人不能原諒她們的那些過錯。而男人卻就不一樣了，即使我們曾經犯過很多的錯誤，但是卻總能夠得到女性的寬容。這就是男人與女人社會地位的差別之一。

即刻將自己的手機卡取下來安裝到新手機裡面去，然後給林易打電話。這款手機是如此的漂亮，讓我頓時就有了想要馬上使用它的衝動。

我本身就想給林易打電話，因為我需要他公司的律師去幫助孫露露。但是，就在我剛剛準備撥出他號碼的那一瞬間卻頓時猶豫了，因為我猛然地想到了趙夢蕾。

當初，林易提出讓我與趙夢蕾離婚，條件就是他派出律師去幫助趙夢蕾不被判處死刑。我答應了，可是趙夢蕾卻最終選擇了死亡。雖然這件事情與那位律師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心裡忽然感覺到如果自己再去請那位律師的話有些不妥，因為我不希望趙夢蕾的情況再次在孫露露的身上發生。我很懷疑那位律師的水平。不是嗎？他連趙夢蕾都沒有說服，連她要自尋短見的想法都沒有發現，這樣的律師會有什麼高水平。由此可見，他也就是徒有虛名罷了。

我們醫院那麼多的教授，其中不少還在學術界很有名氣，但是他們的水平我是知道的。現在這個社會太浮躁，真正做學問、真正有水平的又有幾個？比如我自己，這樣一種水平就竟然是副教授、科室主任了，其實我自己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斤兩，所以經常在一個人的時候暗自汗顏，不過當我去想到周圍的教授們的情況後也就釋然了。

所以，真正不迷信所謂專家的人恰恰就是我們這樣的。因為我們比其他的人更瞭解這個圈子，更看得清所謂的專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

全市那麼多知名的律師事務所，那麼多有名氣的律師，我自己去找一個好了。我心裡想道。

對於律師來講，我對他們這個職業的理解是這樣的：無外乎他們有些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東西，而更多的是需要關係。只要他們和法官的關係不錯的話，那就很可能會打贏官司，就很可能會成為所謂的知名律師了。我從來都不相信所謂的法律的公正。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都是如此，何況我們的？要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可比我們的早存在上百年呢。

正如我說童瑤的那句話：我們國家的辦案人員總習慣於有罪推論，這一點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恰恰相反。其實這裡面就已經反映了很實質的問題了。

對於有罪推論與無罪推論有一個形象的例子：鄰居到衙門告你昨夜偷雞，縣老爺就預設你確實犯了偷雞的罪，除非你能證明自己不可能偷雞，比如隔壁村李寡婦哭喊著幫你證明你昨夜其實在她家吃火鍋吃到凌晨，這樣你才算沒罪。這就是有罪推論。

鄰居到衙門告你昨夜偷雞，縣老爺預設你清白，除非他能找到你果真偷雞的證據，比如隔壁村李寡婦說昨夜你莫名其妙請她吃雞肉火鍋，衙役從你家垃圾桶翻出雞骨頭做dna鑑定，結果此受害雞與鄰居家老母雞乃母子關係，這樣你才算有罪。這就是無罪推論。

發現自己的思緒又開始莫名其妙地散發了，急忙去想：給誰打電話呢？

現在，我發現自己變得可笑起來：拿著這個新電話，竟然一時間不知道該給誰打這第一個電話了，也許是自己確實沒有什麼朋友，也許是自己很珍惜這部新電話的第一次。

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莊晴，最近還好嗎？」電話接通後我問道。

「好啊。就是太忙了。」她說，心情很愉快的笑聲。

「說說，都在忙些什麼事情呢？」我問道。

「拍戲啊。還能幹什麼？」她笑著說。

「哦。」我說道，忽然感覺到自己和她有了巨大的溝壑，因為我猛然地發現自己和她根本就沒有了什麼共同的話題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