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贏了，這裡現在就是德國了」，我的祖父對我說。我站在院子裡，在草叢間，在石灰質的雞糞中。祖父用他那過於沉重的斧頭劈木柴，或是將用來當做飼料的蘿蔔弄碎。他呻吟著，極目遠眺，我的視線甚至可能會掠過一座座花園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尋找他口中的「德國」。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後來我問他，「即使這裡成了德國，那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呢。你是個成年人，你怎麼能對一個孩子說這些呢。」

他只是搖著頭，「幸好你的叔叔已經不在人世了」，他說，「而且聽不到你的話了」。我的叔叔是他的兒子。那個時候我的叔叔在城裡上了大學，然後回來成為了村裡的理論家，他把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能夠為元首效勞的榮幸通知給了大家。他當時站在村子中心的一個大酒桶上口若懸河。那天是村裡教堂落成典禮的紀念日，納粹旗也懸掛到了電線杆上。那時還拍了很多照片。

對我來說，那個村子就像關於那場戰爭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閣且無人問津的檔案。一個塵封已久的裝滿了當時的記憶的抽屜。

就這樣，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這些人民的節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澤。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進行曲。

當母親在冬季的夜裡織毛衣時，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為我知道，當她還是個姑娘時，在那些打仗的冬天裡一邊編織毛衣，一邊哼唱著「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鄉之夜」。在哼唱的時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擺動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綠或黃或光禿禿地立在花園裡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離開村子奔向戰場的和她同樣年紀的男子們。在這樣的夜裡，毛衣針成了她的步槍。編織，棉線上的行軍。

這是一種行為，群體的行為。當她們獨處時，是另一種行為：她們認真地遵守著那個告誡「魔鬼坐在鏡子裡」。

當她們走向櫃子時，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體，她們就朝天花板上看，因為每個房間裡都可能會發生一些被人們稱為「恥辱」和「不貞」的事情。人們必須得裸著身子朝鏡子裡看或是在穿長筒襪的時候想，別人觸碰到自己的皮膚。穿著衣服的時候，是個人，不穿的時候就不是。那張龐大的皮膚啊。

鏡子是有毀滅性的。祖母的告誡和格言都知曉這一點。

關於感知自己的禁令在與物品打交道時也起了作用：木頭摸起來很舒服。我在上面來回摩挲著，可當我發現我摩挲的是一扇門時，便不寒而慄。

那隻德意志蛙的禁令盤桓在那些讓人感覺親近的行為方式之間：

父親允許我給他分頭路，扎領結，金屬的壓發扣緊緊貼到頭皮上。父親允許我解開他的頭巾，給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項鍊。他只是不允許我把手伸到他的臉上。如果我有意或無意地這樣做了，他會把領結和壓發扣還有頭巾和項鍊統統扯下來，用胳膊肘兒把我推開，大聲喊道：走開！通過一次，我便永遠地記住了，他不能忍受別人把手伸到他臉上去。

我們總是手足無措地站在這些東西面前。每當我們做點兒什麼事情，它們就出現在那裡。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們做的事什麼時候在哪裡會把我們分開。只是這就已經讓我們變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當我們比折磨著我們的東西更無助的時候，我們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們不停地在改變自己，恰恰是因為我們對此一無所知，而改變了自己。我們在無數次重複後依然沒有領會到這一點，這樣，我們就變成了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