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口哞哞叫，

聖嬰驚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鬧。1

【1傳說基督降生在馬槽裡。】

下面的這一切基本上是實情。至少有關戰爭的部分是頗為真實的。我認識的一個人因為拿了別人的茶壺而真的在德累斯頓被槍斃了。我熟悉的另一個傢伙確實發過誓，說戰爭結束後他要僱一批人來幹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過這裡我沒有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

我確實於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給我的錢（真呱呱叫）再次去過德累斯頓。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頓城，比戴頓城還空曠。那兒地下埋藏的屍骨一定有好多噸。

我是與我的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一起重返德累斯頓的。

我們與出租汽車司機交上了朋友，他驅車送我們去屠場，我們當戰俘時就被關在那裡。司機名叫格哈特·繆勒爾。他說他一度作過美國人的俘虜。我們問他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怎麼樣，他說開始時可怕，因為每個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夠。但目前情況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房間，他的女兒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親已在德累斯頓大火中化為灰燼。

就這麼回事。

繆勒爾於聖誕節寄紿奧黑爾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祝你的家人和朋友聖誕節愉快，新年快樂，並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機會，能在和平、自由世界裡的出租汽車中再見。」

我很喜歡「有朝一日碰上機會」的說法。

我真不想告訴你們這本小說花費了我多少金錢，多少心血和時間。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回到家裡，當時我認為寫德累斯頓的毀滅是輕而易舉的事兒，只需報道我目睹的那些情況就行了；而且我還認為這部作品一定會成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撈一大筆錢，因為這書的題目很大。

不過當時我腦子裡關於德累斯頓並沒有多少話要講——橫豎不夠寫一本書。就是現在，兒子已經成人，我已是一個飽經風霜，縈懷往事．愛抽帕瑪牌香菸的老頭兒了，卻依然沒有多少話要講。

雖然我感到回憶德累斯頓的往事毫無用處，但它卻引誘著我非把它寫出來不可，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詩：

一個青年來自斯坦波爾，

對著他的工具自言自語：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錢財，

又把我的健康毀壞，

如今你屁用沒有，你這個老蠢才。」

而且它還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

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走在路上撞見了人，

他們問我：「請問尊姓大名？」

我回答說：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週而復始。

多年來，見到我的人常問我在寫什麼，我總是回答說，主要是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

一次我對電影製片人哈里森·斯塔爾說這話時，他揚起眉毛問道：「是一本反戰作品嗎？」

「我想是的。」我說。

「當我聽說有人寫反戰作品時，你知道我對他們講什麼？」

「不知道。你說啥，哈里森·斯塔爾？」

「我說呀，與其寫反戰作品，何不寫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戰爭總會有的，反對戰爭就像攔截冰河一樣，談何容易。我也這樣想。

即令戰爭不像冰河那樣不停地湧來，人總還是要死的。

前兩年。當我著手寫這本關於德累斯頓的名著時，我想打電話給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問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時是賓夕法尼亞的地方檢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個作家。我們在部隊裡當過兵，是步兵偵察兵。我們從沒指望戰爭後發什麼財，但是我們生活得很好。

我讓貝爾電話公司找他，貝爾電話公司很有辦法，設法找到了他。有時在深夜我會發病，發病時就想喝酒和打電話。我喝醉酒，散發著玫瑰花和芥子氣的味兒，便把妻子燻跑。然後我就莊重而文雅地拿起電話筒，請電話員幫我跟多年不見的這個或那個朋友接通線路。

就這樣我與奧黑爾通了電話。他身材矮小，而我個兒高大。

戰爭期間我們是親密的夥伴，我們曾同時被捕。我在電話裡說明我是誰，他一下子就聽出來了。他還沒有上床，正在看書，他家裡的人卻都睡著了。

「聽我講——」我說，「我正在寫那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我希望有人幫我回憶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裡去看你，我們可以一塊兒喝酒，聊天，回憶。」

他的反應並不熱烈。他說他記的事情不多，但是他還是叫我去。

「我認為處死可憐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書的高xdx潮，」我說，「這是極大的諷刺。整個城市化為灰燼，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就在這時候一個美國士兵因為拿一隻茶壺而在廢墟中被抓了起來。他受到一般的審訊後，就被行刑隊槍斃了。」

「嗯。」奧黑爾說。

「你不認為這件事的確應當成為全書的高xdx潮嗎？」

「這個問題我一竅不通。」他說，「你懂這一行，我可不懂。」

我確實靠販賣高xdx潮、驚險的情節、人物素描和精彩獨特的對話來維持生活，我曾多次擬過德累斯頓故事的寫作提綱。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說是最美的一個是寫在一卷糊牆紙的背後。

這份提綱是用我女兒的顏色筆畫的，一種顏色代表一個主要人物。糊牆紙的一端是故事的開頭，另一端是結尾，兩者中間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間部分。藍線碰到紅線然後碰到黃線，黃線突然中止，因為黃線代表的那個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頓的毀滅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線條表示的，凡通過它而倖存的線條就出現在紙的另一邊。

這些線條停止的終點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著雨。歐洲的戰爭已結束兩個星期了。我們——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加拿大人、南非人、紐西蘭人和澳大利亞人——全都列隊站在那兒，由俄國士兵看守著，我們成千上萬的戰俘即將獲得釋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邊是成千上萬的俄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國士兵守衛。在雨中進行了戰俘交換——一個換一個。

奧黑爾和我與其他許多人爬上一輛美國大卡車的後面。奧黑爾沒撈到什麼戰利品。其他人幾乎都有。我的戰利品是德國空軍使用的一把正規馬刀，我至今仍儲存在身邊。我在本書中稱之為保羅·拉扎羅的那個發狂的小個子美國人大約有一夸脫鑽石、綠寶石、紅寶石等等。這些東西是他從德累斯頓地窯裡死人身上取下來的。

就這麼回事。

一個傻頭傻腦的英國人，牙齒掉光了，把他的戰利品全收在一隻帆布背包裡。這隻背包就放在我的腳背上。他不時地眯著眼睛看看背包，並扭著他細而瘦的脖子，轉動眼珠，想發現有誰向他的背包投來貪婪的目光。他還用布包拍打我的腳背。

我以為他是無意的。但是我錯了。他總得向誰顯示一下他背包裡的東西，而他認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與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開啟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鐵塔的石膏模型，上面塗了金，裡面還有一隻鍾。

「這玩藝兒真好。」他說。

飛機把我們送到法國的休養營地，那兒的巧克力、麥酒、冷凍牛奶及其它富有營養的食物把我們養得像個胖娃娃。然後我們被遣送回國，我還要了一個漂亮姑娘，她也養得像個胖娃娃。

我們還有了小孩。

他們現在都長大了，我也成了一個許多往事縈懷，愛抽帕瑪牌香菸的老頭。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點在威斯康星，工作單位是木材廠。

有時在深夜裡，我妻子上床後，我想打電話給我從前的女朋友。「電話員，不知道你能否告訴我某某太太的電話號碼。我想她住在什麼什麼地方。」

「先生，對不起。名單上沒有。」

「謝謝，電話員。找不到沒關係，謝謝。」

於足我放出狗或者說放狗進來，談上幾句。我讓它知道我喜歡它，它也讓我知道它喜歡我。它對玫瑰花和芥子氣的臭味並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對狗說，「你知道嗎？你蠻好。」

有時我開啟無線電收聽波士頓或紐約的談話節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錄製的音樂會使我討厭。

我或遲或早地上床，妻子便問我已經什麼時候了。她總是想知道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就說：「我說不上來。」

也有時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戰後我一度上過芝加哥大學，是人類學系的學生。那時他們教我們，說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絕對的不同。他們現在教的可能還是這一套。

他們還教導說，可笑的人、討厭的人、壞人或荒謬的人是沒有的。我父親去世前不久對我說：「你知道，你寫的小說全沒有壞蛋。」

我告訴他，這是我戰後從大學裡學到的道理之一。

我為了成為人類學家一面在校學習，一面在外邊兼職，每週掙二十八美元。我擔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的警察通訊員。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我一連工作了十六個小時。我們受到該城所有報紙的支援，如美聯社、合眾社等等。我們報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執安湖沿岸救生查緝隊等有關情況。我們通過芝加哥地下氣壓傳信管與支援我們的機構保持聯絡。

通訊員在電話裡把報道告訴戴著耳機的記錄員，記錄員便把它打在蠟紙上，經過油印，這些報道便被塞進銅和絨製成的筒子裡，這些筒子又被氣管所吞沒。最厲害的通訊員和記錄員是婦女，她們頂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報道就是在電話裡講給這麼一個厲害女人聽的。

報道的是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他找到一個工作，在一座辦公大樓裡開老式電梯，一樓通電梯的門上有鐵的飾邊。鐵製的常春藤在孔洞裡穿進穿出，一根鐵的枝條上棲息著兩隻鐵製的情鳥。

這位退伍軍人打算把電梯開往地下室，他關起門來往下開，但是他的結婚戒指被門口的飾邊鉤住了。他被掛在空中，而電梯繼續往下降，於是電梯的頂棚把他砸得稀爛。就這麼回事。

我在電梯裡彙報了這個情況，準備打蠟紙的那個女人問我：「他妻子怎麼說呢？」

「她還不知道哩，」我說，「事情剛發生。」

「給她打個電話，看她怎麼說。」

「什麼？」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恩上尉。說有不幸的訊息。把這事告訴她，看她說什麼。」

我照辦了：她說什麼是可想而知的。有個嬰兒，如此等等。

我回辦公室後，那女記錄員本人想了解情況，又問我那傢伙被砸爛時是什麼樣子。

我向她講了。

「你感到噁心嗎？」她問。她正吃著三個火槍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說，「戰爭期間我見過許多比這還慘的事兒。」

那時人們就認為我在寫一本關於德累斯頓的書了。當時美國不大知道這次空襲。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它比——譬如說——廣島的轟炸還厲害得多連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沒怎麼公開。

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我偶爾向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談到我所看到的這次空襲，談到我要寫的這本書。他是一個稱之為「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組織的會員。他向我談起集中營，談起德國人用猶太死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和蠟燭等等。

我能說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確實使每個人變得很刻苦。我成了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通用電氣公司的對外宣傳聯絡員，並自告奮勇地擔任了阿爾普勞斯村的消防隊員，我在那兒買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