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麗反對殺生，於是我不再打獵，父親也不幹了。我在前面說過，他是個槍瘋子，打獵是為了證明，雖然他是搞藝術的。從事建築設計、繪畫和製陶，但他並沒有女人氣。我本人在公開的演講中常說：「如果你真想把你的父母氣瘋，而又沒有膽量去搞同性戀，至少，你可以去幹藝術這一行。」

父親認為他仍可以去釣魚，來表示自己的男子漢氣質。

但是我哥哥伯尼又把他的雅興給攪了。他說，這就像在砸一個瑞士手錶或其他精工細制的器械一樣，是一種糟蹋。

我在二○○一年海濱野餐會上告訴基爾戈·特勞特，我的哥哥姐姐如何使父親為釣魚打獵而感到羞恥。他引了一句莎士比亞的話：「忘恩負義之逆子，甚於毒蛇利齒！」

特勞特是自學成才的，連高中都沒有畢業。他能引用莎士比亞的話，我當時略略感到吃驚。我問他是否熟記了這位偉大劇作家的許多名言。他說：「是的，親愛的同僚，其中還包括一句完全概括了人類生活真諦的描述，以致後來的作家再寫任何—個字只能是多餘。」

「那是哪一句名言，特勞特先生？」我問。

他說：「‘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男男女女都是過場的演員。’」

第十一章

經過許多年的努力和失敗之後，我顯然已無法再能寫出可供發表的小說了。去年春天我在一封給老朋友的信中，解釋了何以如此的原因。這個朋友是愛德華·繆爾，詩人兼廣告商人，與我同齡，住在斯卡斯代爾。我在長篇小說《貓的搖籃》中說，如果沒有合乎邏輯的理由，某個人的生活老是與你的糾纏在一起，那麼他很可能就是你那「karass1」

的成員，是上帝為了辦成某件事而把你們投放在一起的組合。愛德·繆爾2肯定是我這一「karass」的成員。

讓我告訴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在芝加哥大學時，愛德也在該大學，但我們互相不認識。我到了紐約的斯克內克塔迪為通用電器公司當廣告員，愛德也去了那兒，在聯合學院當教師。我辭掉了通用電器公司的工作，搬到科德角，他又在那兒出現，為「好書俱樂部」招收新成員。我們最終碰面了。不管是不是在為上帝辦事，我的第一個妻子簡和我本人成了「好書俱樂部」一個分部的負責人。

他在波士頓找了個廣告職業，我也搬到了那座城市，但並不知道他已先我而行。愛德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時，我和妻子也一刀兩斷，而現在我們又都在紐約。但我想說明的是以下一點：我給他寄了那封關於作者心理阻塞的信，他把信進行了改動後又寄還給我，使它看上去像一首詩歌。

他略去了信後致禮的部分以及開頭的幾行，是稱讚他聯合學院的學生戴維·馬克森所作《讀者心理阻塞》一書的話。我說，現在不管小說寫得多麼精彩，很少有人為之所動，在這種時候讓他寫出了這麼一本好書，戴維不應該感謝命運。一些諸如此類的話。我手頭沒有用普通格式寫的原信。改成詩體後，它是這樣的：

不必感謝命運。

在我們離去時，

不再會有人為紙上的墨水怦然心動意識到它的價值。

我遭受著一種疾病的折磨很像輕度肺炎，

但應稱為輕度的作家心理阻塞。

我每天在紙上塗滿文字，

這些小說決不會有個什麼結果，

我發現它們一文不值。

《五號屠場》被一個德國青年改成了劇本，

將於六月在慕尼黑首演。

我不會前去捧場。

沒有一點興趣。

我很喜歡「奧卡姆剃刀」

或稱「吝嗇法則」，就是說對現象最簡單的解釋也常常最為可信。

通過戴維的開導，我已明白，在我們的體態英語幫助之下，作家的心理阻塞正在發現我們愛戴的人的生命真正是如何結束的，而不是如同我們希望的那樣。

小說是一種體態語言。

管他呢。

虧得愛德進行了這樣的改動。另一則關於他的不錯的故事發生在他為「好書俱樂部」當旅行推銷員的時候。他是個小詩人，偶爾在《大西洋月刊》之類的雜誌上發表一些詩作。但是他的名字與一九五九年去世的蘇格蘭人，大詩人愛德溫·繆爾1幾乎一樣。有些涉獵廣泛而又迷迷糊糊的人問他是不是那位詩人，指愛德溫。

有一次愛德對一位女士說，他不是那位詩人，她表現出極大的失望。她說她最喜歡的詩歌之一是《詩人為他的孩子掩飾》。看事情給攪的：這首詩正是美國人愛德·繆爾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