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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阿瑟安插在ghq的三名「親信」都很無能，他們只有打仗經驗，其他方面一無是處。
高層無能又無經驗，這已成了常規。舉例來說，佔領軍負責經濟科學方面的少將卻一輩子待在炮兵隊。擔任ghq民政局局長的少將則是正規的步兵軍官，顯然並沒有監督日本全國民事行政的經驗。在軍政部底下負責所有教育課程的中校，之前不過是在美國南方（眾所周知那裡並沒有進步的學制）某一州的某所無名中等學校擔任管理員。在軍政部底下負責所有民間情報的中校，以前原本是某大型石油公司的廣告宣傳人員……掌管經濟科學的部長，地位應該不低於經濟學者；民事學部長這個職務應該分派給具有行政經驗的人；教育部部長應是具備豐富經驗與見識的教育家；至於情報部長，應該是宣傳或輿論調查專家。而這些職位的接替者必須都是文官。（摘自特克斯塔《在日本的失敗》）
對於這個人人批判的無能軍方首腦部門，美國政府為何沒有下令撤換呢？答案很簡單，他們太相信麥克阿瑟了，而且「本土軍人」比美國政府的勢力更強。關於這點，只要想想過去日本關東軍有多強勢就知道了。
其中被視為軍事專家的威洛比，就是日後朝鮮戰爭時，由於過分輕視中國軍隊的實力，導致戰敗的罪魁禍首。
威洛比性情粗暴，很喜歡欺凌下屬，頒佈的政策朝令夕改，完全不當一回事兒。惠特尼則是把一切都交給凱吉斯，自己花天酒地。馬卡特更喜歡在會議上針對最基本的經濟術語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使得舉座啼笑皆非。這些無能的首腦，為了爭取麥克阿瑟的「印象分」，在各單位放逐了超過必要人數的人，也難怪日本各界會陷入混亂。加上這當中又摻雜了中傷和陰謀，還有ghq的下級職員和口譯者的介入，情勢就變得更復雜詭異了。
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最後ghq的政策不得不大幅度轉變。
這個轉變的重點，就是松本治一郎遭放逐一事。將半生都奉獻給部落解放運動的松本，何以非得被放逐不可，這一點令人百思不解。但如果把此舉視為ghq政策轉換的過渡，就解釋得通了。
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松本被列入房主黑名單，但立刻遭到抗議。當時任首相秘書官的福島慎太郎向ghq陳情，解釋松本不該被列入放逐名單的原因。最終松本得以成為參謀院副議長，在國會開幕式上挑起天皇的拜謁問題。這一點招來保守黨的反感，昭和二十三年九月，ghq再次追究他的資格問題。昭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進行總選舉，翌日松本治一郎就遭到了放逐。
松本被視為「右派」而遭到放逐，但他其實是左派分子，可算是這次清共行動的頭號犧牲品。
如果不採取這種看法，就無法瞭解松本治一郎被放逐問題的本質。
佔領初期，任職於ghq民政局的多數要員都是思想開明且進步的。他們面對日本的民主化時，打算把在美國本土無法實現的理想政策與激進政策拿到日本實驗一番。正如凱吉斯所說，他們想把日本當做試驗地。
可是，這項民主化政策產生了ghq沒有料到的效果，那就是共產黨的出現，勞工運動的日益激化。ghq不得不自行撲滅自己煽起的火。
在佔領管理這個現實的政治問題上，負責統治或管理的國家總會優先考量自己的利益。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順應國際情勢的變化，聯合國（尤其是美國）也隨著政治利益的改變而改變政策，這麼一想，修正管理日本的方針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為配合聯合國（尤其是美國）期待日本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國際地位自然也會變化。（《戰後日本小史》矢內原眾雄編·岡義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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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共之謎至今仍未解開，就連這場旋風的主導者究竟是誰都無法查明。是杜魯門總統？麥克阿瑟元帥？還是ghq的勞動課？不，難道是當時的政府吉田內閣出的主意？放逐名單的擬定和協助擬定者都是誰？傳媒界人士為何最先被開刀？這些問題都未解開。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起，席捲全國各產業的清共行動總共持續了約半年，無論規模還是手段都頗為複雜、古怪。（《文藝春秋》一九五九年六月《日本的汙點·清共》）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的羅雅爾宣言，很快便給左派陣營和勞工運動界帶來衝擊。正好那一年三月爆發遞信鬥爭，這是後來階級抗爭的開端，而且是以國家機構中最激進的成員為中心，頗值得日後記述。
這等於是過去只在政府內進行的鬥爭轉入職場和地區，連線成實際民主戰線。這場鬥爭在各地引發浪花效應，罷工頻發，威脅到政府與資本家陣營。這種情勢直接導致政府頒佈「公務員無權罷工」這項政策，不過美國顧問胡佛以ghq公務員制度課課長身份施壓也是部分原因吧。
胡佛企圖在《公務員法》中明文規定，日本公務員不像美國人，沒有罷工權，也沒有正規團體交涉權。
ghq勞動課的齊倫課長和胡佛為此發生了衝突，當著麥克阿瑟的面展開長達八小時的爭論。但最終齊倫還是輸了，雖然他的任期還剩一年多，卻悄然搭上貨船返回美國。
齊倫在啟程返國的四個小時以前，召集全體幹部，發表了三十分鐘的演說。主旨是：「今後，日本公務員的處境恐怕會很艱難。不過你們擁有可與之抗衡的力量，或許可以抗爭到底。但是，我無法斷言現在採取行動對你們究竟是好還是壞。」
後來事情正如齊倫所言，那一年十二月，《公務員法》被修正，同時制定了公共企業體等勞動關係法。此外，除國鐵和菸草公賣局具有團體交涉權外，在其他部門任職的公務員不享有這項基本權利。自治體相關人士則被二〇一號政令綁住，動彈不得。
就這樣，朝鮮戰爭爆發的同時，清共行動的陰影也在逐漸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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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對因清共行動而被解僱者宣稱，「這是ghq下達的絕對命令」，並表示「這項命令凌駕於國內一切法令之上」。因此，無論什麼協約，一旦碰上這項命令，就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最先盯上的是廣播界——不過當時還沒有民營電臺，主要是針對nhk。接下來就以nhk為例，略作討論。
nhk早在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就發生過罷工運動。那次是為了確立國體交涉權和要求加薪，主要發動者是報紙、通訊和廣播界工會。不過報界人士後來全部脫離，結果只有nhk展開了罷工。當時的民主勢力還很強，所以勞方猜想，佔領軍應該不會介入。而資方起先確實採取守勢，中途卻開始轉變態度，那是因為資方發現有佔領軍和政府撐腰。
廣播部門是由cie（民間情報教育局）的廣播課監督的。該單位的人來到抗爭團體中，勸工人們停止罷工行動，甚至無預警地突然跑到工人的工作地點，威脅對方如果不停止就會有麻煩。此舉讓資方頓時氣焰高漲，這注定了工會的全面失敗。
nhk起先也是不滿戰時的做法，頻頻推出民主化節目，並在這段期間教唱勞動節的歌曲。cie的廣播課不時指示他們在節目中討論天皇制的問題，這會給人一種錯覺，認為美國人的做法比較民主。後來，節目中出現了「真相箱」單元，並在播報新聞方面和民主化運動中加強這種傾向。漸漸地，廣播課還通過部課長，要求國會減少激進派在討論會上的發言，這種偏右的新傾向不斷引發工會和資方之間的摩擦。昭和二十四年的春天，工會在位於砧區的廣播技術研究所召開的大會上分為兩派；職場上，「真相箱」和「週日娛樂版」逐漸成為其他員工的眼中釘。接著陸續有人離開，許多人脫離第一工會跑去第二工會，原本有八千人的工會，最後只剩下一百多人。而最終剩下的這些人全部被開除了。
其中編輯部員工早在清共運動開始的一年以前，就已被全部調到位於目黑區的廣播文化研究所。他們在那裡終日無事可做，相當於被流放荒島。
廣播節目基本上是由新聞和音樂這兩大部分構成的，經過各種變化後還能以廣播劇或其他形式呈現。朝鮮戰爭期間，新聞播報佔了很大的比例。而說到演藝類節目，戰前倒是有落語表演或浪曲演唱，不過這類節目都是「借用現場」，電臺其實只負責提供場地，並不提供什麼創意和設計。文藝部也一樣，雖然有久保田萬太郎擔任文藝部長，但其實文藝並不存在。為此，增田官房長官還曾為播報新聞太民主化向nhk抗議過。
不過，nhk的清共行動和報社不同，很明顯，這裡並非由經營者下令，而是有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的指令。
這是因為ghq負責管理電波，並以駐軍廣播部的名義使用nhk的部分建築。無論是下達作戰命令還是軍令，廣播都是最快捷的方式。即使在國內範圍內，廣播在及時性和廣泛性上也都具有報紙所難以比擬的強大影響力。就這個角度而言，廣播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nhk的使命，以及報社的作用各不相同，所佔比重也不一樣。例如，在朝鮮也聽得到廣播節目，朝鮮人又懂日語，因此ghq在對廣播的處理上非常謹慎。所以當時的nhk幾乎毫無自主性，可說是由司令部直接管理，對解僱者的通告也是由ghq直接下令。
這項命令並沒有解僱書，僅用口頭通知解僱者，對方就要在幾個小時以後離開。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ghq將解僱者集合，要求他們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離開此建築。
「在清共行動正式開展的那一天，早上十點過後，廣播文化研究所的人都被叫去集合，ghq以宣讀文書的方式命令他們從現在開始不可進出此建築。所長被ghq叫去後倉皇歸來，由部課長代為傳達訊息，部課長宣讀文書時還不停地發抖呢。就算被追著問，得到的答案也只是「總之，這是上級的命令，這是麥克阿瑟的命令，我們無法違抗，只得奉命行事」，把責任通通推給麥克阿瑟。據說在大阪，黑人憲兵全副武裝，連總社大樓都有憲兵拿著槍把守，叫我們快滾。」——在nhk工作、並遭到驅逐的某員工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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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清共行動的特徵，無論在哪家公司都有以下幾個共通點：
1這是佔領軍下達的絕對命令；2黑名單早已列出；3解僱者一旦接獲通知，必須當場離開辦公室或該建築；4未發生抗爭；5幾乎所有公司都有第一工會和第二工會，工會勢力不集中。
有關「清共行動是來自佔領軍的絕對命令」這一條，幾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是間接接獲通知的。只有nhk有ghq代表出面，那是因為電波傳送權由佔領軍佔有，而且佔領軍也在使用該建築。其他單位均未採用直接方式，都是通過經營者間接轉達，宣稱這是司令部的指示。例如，「讀賣新聞」就是以社長公告的方式發表如下指令的：
奉聯合軍最高司令官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元帥於昭和二十五年六月六日、七日、二十六日、七月十八日下達的指令及文書指令，將公然破壞日本安全的激進分子從言論機關驅逐，乃自由民主的報紙的義務。此次有相關方面的再三囑託，本報社決定藉此機會，將激進派及其黨羽全部解僱，今日，著令左記諸君立刻辭職。這次的處置優於一切國內法規或勞動協約，此點希望諸君諒解，並繼續平靜完成社務。
基於以上理由，在交給當事人的解僱令上寫著：
本社決定將公然破壞日本安全的激進派及其黨羽一律解僱，
因此命閣下今日立刻離職。
這份麥克阿瑟的文書指稱：「激進派是有害團體，他們企圖煽動大眾，發動暴力行為，藉此將和平穩定變為無秩序的鬥爭。」因此，日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都被剝奪了公職；並於六月七日抨擊《赤旗》為「充斥著虛偽、煽動和反動性的報導與社論」，將編輯部全員放逐，六月二十六日命《赤旗》停刊一個月，七月十八日下令無限期停刊。
各家報社和廣播電臺的放逐行動，就是擴大延用對《赤旗》的這項解釋。
遭到指名的社員們有守衛隨伺在側，在主管、局長和便衣刑警的環視下拿到解僱令。儘管社員們齊齊質問「這次究竟是美軍的指示或命令，還是聯合軍的唆使」，局長卻只是含糊其辭，並未多作答覆。
接到放逐令的公司有「朝日」、「每日」、「讀賣」、「共同」、「日經」、「東京」、「時事通訊」和「放送協會」這八家，其後全國各地方報社也相繼被給予同樣處置。全國總共四十九家，被解僱的員工總數超過七百人。（《新聞協會十年史》）
ghq對報紙的監視之前就已有些徵兆。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發動了一場反對公安條例的示威遊行，誰知參加這場示威的東交工會成員橋本金二突然從建築物二樓墜地身亡。而共同通訊社在報道這則新聞時，特意在照片上畫了一條從二樓到地面的虛線。由於這篇報道明顯是在暗示警察的暴行，使得ghq大為憤怒。當下認定這是社內的激進派在搞鬼，遂把包括理事長伊藤正德在內的東京各大報社代表通通叫去，作出嚴厲警告。結果，共同通訊社把九名激進派領導打入冷宮，從編輯部調至資料室等地。後來伊藤正德自己也在ghq的施壓下被趕出共同通訊社。這些都是日後清共行動的伏筆。
在可議的清共行動一齊展開的數天前（《赤旗》停刊後的第一個星期），cie召集各社首腦，下達「立刻將社內激進派及其黨羽解僱」這項重大指示。各社接獲通知後，共同約定於二十八日下午三點一齊發布解僱通知。
這對工會來說非常出乎意料，雖說事前隱約已有預感，但工會還是大為震驚。部分勇敢的女性員工面不改色地接過解僱通知，還針對革命後日本的未來慷慨陳詞，叫大家趁早覺悟；也有些男性員工苦苦哀求，直嚷著自己不是激進派，要求收回成命——這正是我在某社看到的情景。不過，被解僱的人雖然拿著解僱書當面質疑，或跑去找工會商量對策，要求公司給個說法，卻都只換來一句：「現在什麼都不能說，等時機成熟，自然會告訴你的。」有些公司甚至還請來便衣或制服警察在一旁待命，時間久了就強迫趕人，不肯離開的會被警察強行拖出去。（摘自赤澤新一所著《新聞界掀起赤色旋風》，刊於《文藝春秋增刊》昭和二十七年十二月號）
不只報社，其他產業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不過資方接獲指令後短短四天內就擬好了解僱者名冊，動作之快令人驚歎。因此有人推測，這份激進派及黨羽名冊一定是事先就擬好的。
關於這份名單的擬定，可說因社而異。有些公司是將資方、ghq和特審局三方提出的名單加以比對之後挑出共同人選，也有公司並非如此。當時，激進派要按照團體規定登記身份，因此很容易率先肅清。這是由特審局長官提供的，因此也可說是特審局的名單。ghq的指名大致也是由特審局提供的。
此外似乎還進行了不記名檢舉。凡是被單位主管盯上的人都將被列入黑名單，在工會活動中發表過「偏激言論」的都在名單之內。
有些人就算沒那個意思還是被列進了名單。據說宣佈名單時不僅當事人錯愕不已，其他人也都感到驚訝。但無論如何，被指名的人不容分說都會被趕出去。
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九日，東京正下著小雨。在那場雨中，我和二十名同事一起被趕出共同通訊社的大樓。經營者還叫了警察，強迫我們離開。幾十名警察將我們團團圍住，恐嚇我們如果不走就要動用武力。走出去的街道兩旁也都成排地站著警察，曾經並桌而坐的同事只能從人縫中揮手向我道別。走出大樓後，我又在雨中走了一陣，緊繃的情緒才開始慢慢放鬆。渾身溼透走在路上的我，猶如一條喪家之犬。（摘自小瓊廣勝所著《思想》，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此外，有些人只因為一點小事便被指名放逐。指控曾購讀《赤旗》還算說得過去，有些人只因為家裡有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就被烙上激進派的烙印。也有些人是因為家中有擁護激進派的弟弟，導致高居課長一職的哥哥要被公司開除。還有人是因為在職工大會上批評過上司而遭到放逐。這些放逐行為全都建立在「這是佔領軍的指示」這種「凌駕於司法之上」的絕對命令上，所以當事人無法作任何抵抗。
可想而知，對經營者來說，也想趁機把平時熱衷於工會運動或看不順眼的人列入黑名單中一併剷除。雖然ghq的新聞課課長殷波登曾發表言論說這項指令被放大解釋了，但對大部分經營者來說，不必引發任何紛爭便可讓「眼中釘」乖乖離職，也就樂得把這項指令視為珍寶。而在主管的勸告下改變主意的人則可以繼續留下。不久前還握著某人的手大加鼓勵的女部長，自從放逐令釋出以來，便突然對人不理不睬。此外還有人因為「協助」擬定名單工作而升官變成組長的。
面對這種情形，工會方面大致沒什麼反抗，甚至還有報社工會作出這樣的決定：「一、遵從佔領政策；二、根據現有的資料判斷，這次的處置應為不得已。」新聞界的勞工聯盟雖然召開了駐東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卻在會上爽快地認可：「這次的處置是秉承抵制激進派素來抵抗民主主義這一基本原則，加上其對朝鮮目前局勢所表現出的態度，我們認定，這次活動並不是為了鉗制民主主義和新聞言論界的勞工運動。」不管工會的反應如何，他們都無法抵抗這沉重的壓力。
工會這種不抵抗態度，必須結合當時勞工運動的情勢來研究。國鐵發動定員法，並公佈第一批開除名單，工會正要發起抗爭之際發生下山事件；緊接著，第二批開除人員名單公佈後又發生了三鷹事件和松川事件。由於被渲染得對工會方面不利，導致勞工遭到其他階級的孤立，瓦解了抗爭態勢，政府得以強行進行期待中的行政整頓。相反地，工會的抗爭卻退潮了。雖然日立接著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反對企業整備抗爭，但還是以失敗告終，這也使得工會運動再度衰退。這段期間，產別旗下各有力工會內部的「民同」勢力竄起，加速了工會組織的分裂。民同派的有力工會相繼脫離產別，最後結成「總評」，產別完全失去主導權，萎縮為無力集團。勞工運動的這種狀態，令日本政府和佔領軍更有信心強行推動清共行動。
此外，激進派對這次清共行動幾乎毫無作為，這也是造成抗爭意願低落這一被動局面的原因之一。
在這段清共鬥爭期間，激進派的內部鬥爭也在以最拙劣的方式不斷上演。不僅未能將鬥爭組織化，反而將大眾抗爭的努力化為流水。（摘自齊藤一郎所著《戰後日本勞工運動史》）
於是，在這種背景下，特審局又在擬定清共名單這件事中插了一腳。特審局原本是昭和二十二年由內閣調查局演變而來的，是負責審查放逐者資格的審查機構。起初成立的目的純粹是依照佔領方針，對秘密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團體——或稱反民主團體——與個人進行調查。沒想到，團體等規制令一齣現，特審局便私自擴大其解釋，稱反民主主義團體中包含左派，便逐漸將矛頭轉向左派勢力。
這裡擬出的清共名單是以這個團規令所交出的名冊為主，包含親共派名單，並在各個政府機構進行調查。據說連經濟安定總部生活物資局局長東畑四郎（東畑精一的弟弟）都被列入了清共名單，讓首任特審局局長瀧內禮作大吃一驚。由此可見這項調查的牽涉範圍之大及離譜的程度。
這次以報界為主的清共行動也引發了國會內部的一些問題，社會黨的赤松和共產黨的梨木議員都提出質詢，然而大橋法務總裁卻宣稱：「將新聞機構內部的激進派及其黨羽解僱是正確的，我認為理由很正當。政府不僅全面贊同這項處置，並極力支援。」接著，總司令部gie的紐堅特中校也在八月三日發表宣告公開支援。因此，有這兩股勢力撐腰，清共行動更是大肆進行。慢慢地，政府公務員、教育界、國鐵私鐵等民間產業也相繼受到波及。
那麼，這次清共行動的受害者後來的處境如何呢？根據《日本新聞協會十年史》的記載：
有人當場接受解僱，自動離職；有人以不當解僱為由向地方法院申請有身份保障的假處分；有人提起訴訟；有人以不當勞動為由向勞動委員會申訴；也有人不僅向老委員會申訴，同時向地方法院申請假處分。可說形形色色。法院方面對假處分的申請全部駁回，勞委收到申訴十九件，申請者總數多達一百八十三人。但之後分別以放棄、駁回、和解、救濟等處理方式解決，到昭和二十六年八月為止，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多半申訴都已解決。
中央勞動委員會對這次解僱給出的解釋是：清共不是與工會活動相關的解僱，因此並非不當勞動行為的解僱，所以這次解僱不在勞動委員會的處理許可權之內。這是因為中央勞委會擔心，如果把這次清共歸為不當勞動行為，勞動委員會一定會被ghq整垮。因為麥克阿瑟發起的這次放逐行動，並非根據國內某項法律開展，也不受司法約束。此外，各地的法院也陸續駁回了申請，可能是知道在這種狀態下再怎麼審理也毫無意義吧，法院多半勸當事人和解。
但在這當中，《朝日新聞》的小原和梶谷這兩位記者的情況比較特殊。原本這兩人既非激進派也不是同路人，小原記者由於報道了當時湊巧發生的改造社罷工事件而觸到ghq新聞課課長殷波的大忌，殷波等遂向報社主管提出警告，大意是說「小原是激進派，如果在我的報社裡一定會被開除」。最終小原遭到放逐。而梶谷記者被放逐的理由，則是他曾詠詩弔唁某死去的激進派成員。這兩人就公司的不當解僱一事一直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後歷經八年，終於勝訴，回到原報社上班。
這種情形算是非常罕見，即便法院受理這型別案件，多數人也會因為耐不住漫長的審理過程而半途而廢，不是選擇「和解」，就是撤銷訴訟。對經濟上陷入窘境的被解僱者來說是無可奈何之舉。對所有訴願機關喪失希望後，被解僱者只能在貧困的生活中度日。
例如nhk的技術員轉而當起收音機修理工；其他沒有一技之長的人，則做起翻譯、寫雜文、從商，或賣烤地瓜、賣醬菜、賣書……
眼看著他們的生活被逼到這種地步，也難怪有人開始動腦筋，想把他們訓練成諜報員。
這次傳播界的清共運動發生後，很快便波及其他產業部門。除了新聞、通訊、廣播界有總共七百四十五人被解僱外，電力產業解僱二千一百三十七人，石炭產業解僱二千零二十人，化工業解僱一千三百四十六人，第一次金屬製造業解僱一千零四十八人。失業者總計超過一萬零八百六十九人。（資料由勞動者勞政局發表）
此外，八月三十日，全國勞動工會聯絡協議會（全勞聯）也被視為激進派團體，遭到解散。
激進派在日本勞工運動中的勢力就這樣幾乎銷聲匿跡了。
很多被解僱的人都受到威逼利誘，被迫成為內奸。例如，一名產別會議的幹部某天在路上突然被一輛吉普車攔了下來，要求他從事間諜工作，甚至被用槍威脅。據全遞的村山副委員長說，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抗爭時，進駐軍專用的線路曾遭剪斷，於是，搬送工事分會長、全遞的青年部長、副部長、工事協議會書記長都遭到逮捕，被送上軍事法庭。之後書記長倒戈當起間諜，不久就升為組長。此外，不停有人勸他們，說只要透露公會內部的訊息就不會遭到起訴，也不會受到軍法審判。全遞的村山副委員長表示：
有個現在在沼津當理髮師的人，是全遞出身，做過神奈川地區的全遞總部書記長。昭和二十四年九月七日至十日出席了全遞在上諏訪召開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由於他的發言推崇統一而遭到開除，之後一直有人強迫他從事間諜工作。後來他去了橫濱，替進駐軍工作，沒想到卻因之前曾在全遞的經歷被發現又遭到開除。這之後又經歷了好幾次開除，最後終於在橫須賀的cid情報單位找到工作。由於他懂英語，因此被聘為口譯員，但結果還是因身份被揭穿而被開除。神奈川的刑警盯上了他，無論他去哪裡都會被跟蹤，刑警看他走進橫須賀的cid情報局，連忙通報，所以他才會被開除。據說曾有一名日裔美籍人主動找到他，勸他既然已經脫離原來的組織，不如把過去的事情抖出來，還說會照顧他一輩子，一開口就提議每個月給他五萬圓鉅款，見他不答應，甚至加碼到十萬圓呢。對方還說只要他把過去的所見所聞逐一報告就行了。但他連這個也拒絕了。據說對方還不罷休，又請他協助在《日本時報》的廣告欄上刊登廣告——那裡經常有賣車或賣房的廣告——想必這也是某種策略吧。聽說一直到最近還在騷擾他。在全遞成員中，他的情況算是最特殊的。日本各地還有許多人遇到這種狀況，幾乎都是被威脅。例如恐嚇他們如果不幹就會被開除。札幌電信局就發生過這種事。
同時，曾被訓練為情報蒐集員的人，如果沒被現在的公安調查廳（由特審局轉變而來）的情報網網羅，那就算是萬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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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烙上清共烙印而遭到解僱的人，不論再到哪家公司都得不到錄用。
原本任職三菱電機的工會會長因清共而失業，輾轉做過各種職業後，他靈機一動，決定去應徵進駐軍的駕駛員。結果他被叫到虎之門的cic，到了那裡，對方拿出照片說：「你曾經在三菱待過，這張照片上面拍得清清楚楚。」他大吃一驚，因為那是以前公司替佔領軍工作時，佔領軍拍下的員工個人照。
就算沒有留下個人照，並因隱瞞了從前的經歷而順利就職，可一旦被發現，清共的受害者還是會被解僱。甚至有人因失業而自殺。
曾在全遞的荏原電信局支部任職的某工會幹部，前往其他地區支援時遭到警方逮捕，因此在清共行動中被開除。後來他曾多次就職，但都因清共歷史被揭穿而遭到解僱。最後，終於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底，於橫濱臥軌自殺身亡，年僅三十一歲。
這種例子還有很多。東京都廳共有一百七十人在清共時被開除，其中有一名江戶川區公所的公務員，被開除後當過領日薪的打工族，也去地方報社做過記者。他才三十三歲，但要養活一家三口。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底，他跳入荒川排水道自殺身亡，未留下遺書。
一名任職于都立結核病醫院的二十九歲護士，本為工會幹部，清共時被開除後輾轉多傢俬人醫院。她原本想在大醫院謀職，但每次一做背景調查就會被發現有「前科」，無論去哪裡都找不到工作。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春天，她失意地返回故鄉櫪木縣，途中在列車上服毒自殺。
此外，因這場清共運動丟了工作，之後又找不到工作，在懊惱與貧窮的交迫下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醫院的人，光東京都就有四人。以上還是以東京為主，如果放眼全國，類似的例子想必會更多。
經營者對僱傭者一律都會先做嚴格的背景調查，檢視其是否為激進派。其中日經連（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所屬的各家公司，對昭和二十四五年的離職者調查得特別嚴謹，號稱銅牆鐵壁、無縫可鑽。
同樣遭到解僱，報社記者至少還能搖筆桿，勉強撰文為生，算是比較幸運。最悲慘的是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不過也有些公司專門僱傭清共時被開除的人，此舉是最想借助他們的經歷來對付工會運動。看看戰前激進派倒戈組的大佬今日的地位，想必就能理解這個說法了吧。
在清共運動中被開除的人再次求職都四處碰壁，因此只好做點小生意，或是當領日薪的打工族。貧苦的生活逐漸奪走了他們的信念，為了餬口他們什麼都能做，當初最激進的分子也脫離了組織。到了這個地步，不只社會和經濟，連組織也拋棄了他們。軟弱的人只能等待人格破產。
此外，組織本身也遭到了國際情報局的批判，分裂成所感派與國際派。歸屬於某一派的下級黨員，往往因立場不同而被趕出去。他們能在困苦的情況下繼續生活，是靠這個精神支柱勉強支撐的，一旦連這個支柱也喪失，他們便會陷入毀滅。甚至其他清共受害者也會迫於貧窮的壓力而背叛自己的良心。也正因如此，有些過去工會運動的鬥士，如今卻靠詐欺斂財，或加入黑道幫派，或是盜領公款。清共行動所帶來的影響，至今依然存在著。
不，不僅如此。當時遭到清共放逐的人如今多半已四五十歲了，所以輪到他們的子女在求職時被他們過去的經歷所影響。他們不得不在孩子面前極力隱瞞自己的過去。
當初ghq高唱著要將那些極端國家主義者，以及將日本推向戰爭的指導者「永久除去」，宣稱放逐行動「遍及三代以內親屬」。可是真正受到懲罰的卻是在清共運動中慘遭解僱的這批人。
他們一生求職無門，連子女都受到波及。
和這種悲慘情況比起來，在佔領初期被放逐的人均已完全復活。在政治、經濟各界繼續活躍，生活安樂。被烙上「紅色」烙印的勞工遭到「永久」放逐；在美國佔領初期被選為放逐目標的「黑色」領導階級，身上的烙印卻早已消失無痕。
清共行動真正的倡導者，我想應該是無法掌控遠東情勢的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
原題《黑色放逐與紅色烙印》
摘自《日本的黑霧》第十一部，首次刊登於《文藝春秋》·昭和三十五年十一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一個極右政治團體，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
馬克·蓋恩（markgayn，？—1981），一九四五年以特派員身份赴日，觀察日本戰敗後的社會百態，寫成《日本日記》一書。
查爾斯·a.威洛比（charlesughby）當時是g2的部長。
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whitney）當時為民政局局長，制定日本憲法草案的主導者。
哈利·埃默森·懷爾茲（harryemersonwildes），美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
當時的gs次長。
宮內省直轄的貴族學校，戰後才改為接受一般平民入學。
政治家，歷任法制局長官、國務大臣及運輸大臣。
指以服部卓四郎為首的軍人，成立g2的協力機構和情報機構，後遭到民政局反對，在麥克阿瑟的指示下撤除。
一九四一年，德國新聞工作者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等人涉嫌將日本政府的機密提供給蘇聯政府，因而遭到逮捕。
鳩山一郎（ichirōhatoyama，1883—1959），日本政治家，二次世界大戰後創立自由黨，擔任總裁，後來被剝奪公職，復職後又成為日本民主黨總裁。
指略帶共產主義傾向的人。
平野力三，農民運動家、政治家，曾任農林大臣，後遭罷免。其夫人平野成子也是社會運動家及社會黨參議員。
一九一八年，東大校內社會主義派學生組成的思想運動團體，於一九五四年解散。
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為應付戰後通貨膨脹而禁止使用舊鈔，轉而發行新的日本銀行券。
石橋湛山（tanzanishibashi，1884—1973），記者、政治家，曾任內閣總理大臣。戰後因進駐軍的經費問題和ghq對立而遭到放逐。
ghq的經濟科學部長。
松本治一郎（jiichirōmatsumoto，1887—1966），企業家、日本參議院前副議長，致力於部落解放運動，號稱部落解放之父。
羅雅爾陸軍長官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說中強調：「世界政局出現新的狀況，如果不援助日本，就會被具有侵略性、非民主性的思想吞噬，因此我們必須協助日本，使其充分自立。在安定日本的同時，也要固守自足，使得今後面對東亞或即將發生的新全體主義戰爭的威脅時，日本能夠發揮屏障作用。」——作者注
日本遞信省工會簡稱。遞信省負責管轄交通、通訊和電氣等事務。
主要內容為禁止公務員罷工和參加政治活動。
落語是日本的一種傳統表演藝術，這個詞最早是指說笑話的人，後來逐漸發展成說故事的人。表演形式是，落語家坐在舞臺上，描繪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滑稽故事，服飾和配樂等皆很有講究。與中國的傳統相聲有相似之處，不過落語演出通常只有一人。
日本曲藝，一種說唱藝術，一個人在三絃琴的伴奏下說唱戲曲故事，類似中國傳統的評彈。
久保田萬太郎（kubotamantarō，1889—1963），日本劇作家、導演、小說家、俳句詩人，代表作有《女人的一生》、《歌行燈》、《春琴抄》等。
日本激進派機關報紙，戰時被佔領軍禁止發行，後來改為日刊。
日本政府於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施行的法令，將政府機構的名額固定，超出編制的人員必須裁撤。
昭和二十四年，失蹤的國鐵總裁下山定則被人發現陳屍於常盤縣凌瀨車站附近，由於總裁當時宣佈大量裁員造成工會激烈抗爭，在自殺或他殺不明的情況下，種種陰謀論對工運造成極大打擊。
昭和二十四年，中央線三鷹車站內的無人電車突然衝撞出軌，造成死傷，檢方懷疑是工會中的激進分子為了抗拒國鐵裁員所做的計劃性犯罪並予以起訴，後來法院裁決為非共產黨員的單一犯行。
昭和二十四年，東北本縣松川車站附近發生列車脫軌翻車，被視為工會的共產黨員抗拒裁員之舉，一審和二審都判決有罪，但最後發現被告的自白為虛構，因此最高法院裁定無罪。
全日本產業別勞動工會會議的簡稱，是各種產業別工會基於共同抗爭而組成的全國組織，也是二次大戰後勞工運動的核心。
民主同盟派的簡稱，工會運動中的右派。
日本勞動工會總評讓議會的簡稱。
一九五〇年一月，共產黨國際情報局的機關報上刊載了一篇《關於日本情勢》，根據斯大林的意向批判日本在美國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論，日本共產黨政治局緊接著也發表論文《<關於日本情勢>有所感》反駁前文，因此被稱為「所感派」。接著，中國批判日本共產黨，黨內為了是否該接受批判而發生爭執，遂分裂成所感派和國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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