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安斯終於主動派人來請我去時，我說：「他折磨她總算到頭了。」我還說這是件大好事，起先我還不願意去呢，因為說不定我還可以有點辦法，沒準得把她拉回人世間呢，天哪。我尋思天國的道德觀說不定和醫學院的一樣，也是愚不可及的，我琢磨沒準又是弗農·塔爾派人來請我的，他讓我到節骨眼上才去，這個弗農·塔爾，做事一貫如此，讓安斯一個錢掰成兩半花，他花自己錢時也是這樣的。可是天色越來越晚，讓我清清楚楚看出來天要變，這時，我就明白只能是安斯，不可能是旁人來請的。我知道大旋風臨頭還請醫生，那樣的事只能是一個倒霉透了的人才幹得出來的。我也知道等安斯終於想到要請醫生時，那已經為時太晚了。

等我來到泉邊下車把馬拴好，太陽已經落到一排烏雲後面去了，那烏雲像一行上下顛倒的山脈，彷彿有人在雲堆後面倒了一車未燃盡的煤渣，空氣裡沒有一絲風。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聽到卡什在鋸木頭了。安斯站在小路盡頭的斷崖頂上。

「馬呢？」我說。

「朱厄爾帶走了，」他說。「反正旁人誰也逮不住它。我看你只好自己走上來了。」

「我，二百五十磅的體重，要我自己走上來？」我說。「要我爬那堵該死的絕壁？」他站在一棵樹的旁邊。糟糕的是，上帝犯了錯誤，讓樹木有根卻讓安斯·本德侖一家長得有腿腳。只要他讓他們倒換一下，這個國家也好，任何別的國家也好，就不用擔心有一天樹木會砍伐殆盡了。「那你打算讓我怎麼辦呢？」我說。「傻呆在這兒等雷雨下來把我捲到鄰縣去？」即使是騎馬，那也得讓我用十五分鐘才能穿過草坡爬上山樑去到屋子跟前。那條小路像不知打哪兒飛來的一條斷胳膊，彎彎曲曲地依傍在斷崖底下。安斯都有十二年沒進城了。不知道他老孃當初是怎麼爬上山去懷上他的，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瓦達曼去拿繩子了，」他說。

過了一會兒瓦達曼拿了根犁繩出現了。他把繩子的一頭交給安斯，自己一邊放開繩圈一邊走下小路。

「你可要拽住了，」我說。「我已經把這次出診記在帳本上了，所以不管我上得來上不來都一樣要收費的。」

「我拽緊了，」安斯說。「你只管放心上來吧。」

我也不明白自己幹嗎不打道回府。七十好幾的人了，體重兩百多磅，還讓人用一根繩子拉上去吊下來。我想準是為了在自己帳簿裡湊滿五萬元的死帳才肯罷休吧。「你太太搞的是什麼名堂，」我說，「怎麼偏偏在這個窮山頭上生病？」

「真對不起，」他說。他放鬆繩子，讓它出溜下來，轉過身子朝屋子走去。山頂上還有一些天光，是硫磺火柴那種顏色。那些木板也像一根一根硫磺。卡什沒有回過頭來。弗農·塔爾說他把每一塊木板都拿到窗前給她看讓她說行不行，那小男孩趕上了我們。安斯扭過頭去看看他。「繩子呢？」他說。

「就在剛才你扔下的地方，」我說。「不過先別管繩子了。反正一會兒我還要從斷崖那裡吊下去的。我不想在這兒遇上暴風雨。要是我給風捲走，不定會捲到多遠的地方去呢。」

那個姑娘站在床前，給她扇扇子。我們走進房間時她回過頭來看看我們。這十天來她就跟死去了一樣。我想她的生活成為安斯的一部分已經太久，現在要想改變也不行了，如果說死也算是一種改變的話。我記得年輕時我相信死亡是一種肉體現象；現在我知道它僅僅是一種精神作用——是痛失親人者的精神作用。虛無主義者說死亡是終結；原教旨主義者則說那是開始；實際上它不過是一個房客或者一個家庭從公寓或是一個城鎮搬出去而已。

她看著我們。只有兩隻眼睛好像在動。眼睛不像用目光或感覺來接觸我們，而是像橡皮管子裡噴出來的水，接觸的一剎那水彷彿與管子口完全無關，彷彿根本沒在管子裡呆過似的。她完全不看安斯。她看看我，然後又看看那小男孩。被子底下，她身子還不如一捆枯柴枝大呢。

「啊，艾迪小姐，」我說。那姑娘沒有停止扇扇。「你好嗎，大姐？」我說。她那張靠在枕頭上的臉憔悴得很，只顧望著男孩。「你可挑了個好時候讓我來呀，暴風雨就緊跟在後頭呢。」接著我讓安斯和男孩出去。孩子出去時她一直看著他。她全身除了眼睛之外旁的地方一動都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