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編造的吧？」

「不，是事實。」

「可是警察先生，是誰，為了什麼才幹這種蠢事呢？把一位記者移入另一趟列車上是出於不得已吧？」

「理由我們也不清楚。總之，青木記者的奇妙遭遇卻是事實，他到岡山站證實去了。」

「請稍等一下。」

「什麼事？」

「藍色列車在岡山站不是不停車嗎？我記得是這樣。」

「我們看時刻表也是這麼想的。實際上，青木記者證實了在那兒停車，叫做規定停車，是為了司機交班和裝卸貨物而停車的。」

「是嗎？這是個新發現，我倒沒注意。」

「‘隼鳥’號在那兒停車是半夜兩點二十五分，您大概睡著呢。」

「也許如此。」

「您是利用休假去西鹿兒島嗎？」

「偶爾想悠閒地享受獨自旅行的樂趣，我一個人到南九州去轉了轉，直到昨天才回來。」

「還記得住過的飯店或旅館嗎？」

「難道懷疑上我了？！」

高田笑著問，然而十津川卻沒有笑：「我們認為多摩河發現的死者就是藍色列車上的女人。」

「我不相信。有證據嗎？」

「證據是有的。」

「什麼樣的證據？能讓我聽聽嗎？我想，既然被當成嫌疑犯，我當然有權聽聽。」高田的笑容消失了，變成了一副挑戰的面孔。

十津川一邊琢磨著，哪一種面孔才是他真正的面目，一邊邊說：「被害者手提包裡裝有青木記者的名片，青木證明那是他在‘隼鳥’號列車上送給八室的那個女人的。」

「可他不僅把名片送給了她一個人，連我也得到過啊！所以僅憑這一點不能斷定是同一個人。如果是打官司，這個證據的作用和沒有差不多。」高田的兩眼又露出挑戰的目光。

為什麼這位律師竟採取桃戰的態度呢？

「當然，您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十津川順從地肯定，「為此，您就不能告訴我們您在九州住的旅餡嗎？」

「您真固執。」高田把肩膀聳了聳，吃吃地笑了。

「住在了什麼地方？」

「我認為沒有必要說。」

「為什麼？」

「沒證據能證明多摩河的死者就是乘坐‘隼鳥’號單間臥鋪的那個女人，我認為這名片不能做為證據。進一步說，沒有一件證據能說明我同殺人案有關。既然如此，非要我證明不在犯罪現揚，這是不可思議的。還有一點，單間臥鋪裡包括我在內有十四名旅客，算上二等臥鋪車廂裡的旅客有四、五百名，沒有理由只對其中的我一個人的行動進行調查。難道我同其他人不一樣嗎？果真如此，就請逮捕我！」

「不，您可以回去了。」

（四）

高田大搖大擺地剛一離開，年青的吹田見習警部便壓不住心頭的怒火開了腔：「真是一派胡言亂語！」其他刑警的臉上也露出不愉快的表信。

十津川看著這些刑警們微微一笑，風趣地說：「別發火啊，高田律師發表了正確的言論嘛。」

「那您認為事情就是他說的那樣了？！」吹田看著十津川極力反駁。

「不得不承認吧，現在正如高田所說的，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被害者就是藍色列車上的那個女人。」

「但是周圍的情況不是表明了是同一個人嗎？」

「這也同高田所說的一樣，不能成為判定是同一個人的證據。」

「那麼，警部是贊同這位騙子律師的意見了？」吹田瞪大了眼睛。

「啊，請鎮靜。」十津川說道，「我只是說高田說的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不錯，高田越是當真地對我們的話進行反駁，反而越使我對自己的推理充滿信心。對我來說，就好像聽到他在認真地說，多摩河的死者就是藍色列車上的那個人。」

「真的嗎？！」

「我認為，高田如果贊同我們的意見倒會使我感到迷茫。如果他說或許就是同一個人，我反而會認為可能是另外一個人。想想看，做為一般的人，聽說同乘一次列車的一個女人淹死在多摩河裡，應當很感興趣。如果這事情是真實的，他會覺得更有意思，這是人之常情。但高田自始至終都咬定是另外一個人。從道理上講他是正確的，但從人情方面來看則很不正常。」十津川說得十分自信。

「警部要是這樣認為，那找們就放心了。」吹田的臉上顯出輕鬆的樣子。

「你們認為我是受高田撰弄了嗎？」

「因為您同意對方的話，所以我們感到不實。」

「我嘴上同意，內心裡卻在琢磨高田是否是兇手。這是因為正象我剛才所說的那樣，他的話在理論上站得住，卻不合乎人情。所以聽了高田的話更加深了我的看法。」十津川說完這番話，再次環視了一下部下們，「恐怕高田知道被害者是誰。當然，正面去問，他是不會告訴我們的。」

「這麼說他就是罪犯？」吹田間。

「還不清楚，但我認為肯定參與了本案，從青木照相機裡取走膠捲的大概也是高田，目的是要毀掉被害者與藍色列車上的女人是同一個人的證據，使我們相信兩者不是同一個人。這不就是高田清楚被害者是誰的證據嗎？」

「您認為調查高田的朋友關係，其中會有多摩河的死者嗎？」

「也許有，也許他就插手了這個案件。總之，我希望對這位律師的所有情況進行調查。這樣，被害者肯定會暴露出來。」十津川信心百倍地說。

吹田一馬當先，刑警們跟著跑出了搜查本部。十津川問最後留下的龜井：「關於武田大臣名片的事怎麼樣了？搞清點什麼情況了嗎？」

「那位叫高梨一彥的印刷工人仍不明去向。」龜井回答。

「這個人不明去向有一年半了吧？龜井君。」

「是在五億日元詐騙案發生之後，已有一年零七個月了。」

「時間很長了。」

「也許此人已經死了。印刷所附近有個咖啡館，裡面有個年青女招待曾同他相好，可她都與此人沒聯絡了。」

「是死了還是去國外了，」

「如果高梨出於某種目的多拿了武田信太郎的名片而濫用的話，有沒有可能被他的同夥幹掉？」

「可以這樣考慮。問題正象你所講的，假定高梨這位印劇工人盜出武田的名片打算和他的同夥進行詐騙，那麼，多摩河的死者為什麼會持有那引人注目的名片呢？」

「已查過高梨所交往的人，沒有象被害者那樣的美人。」

「從印刷工人方面查不出被害者的身份嗎？」十津川並不感到特別失望，因為他對通過調查高田律師周圍的情況，查清被害者身份抱有很大的希望。

「明後天武田大臣就回國了。」

「是啊，三月份也快結束了。」十津川早就有心結束這個案子，但被害者的身份至今尚末查清，也就沒有逮捕罪犯的自信。

「您要會見大臣嗎？」龜井問。

「怎麼？」十津川反同，「為什麼我必須去見他呢？政治家可不好對付。」

「我想知道他本人對那起詐騙案有什麼感想。」

「無可奉告！」

「啊？」

「翻翻當時的報紙，刊登武田信太郎的談話，就是這麼一句話，無可牽告。」

「真是句冷淡的話啊！」

「對。政治家的發言就是如此，特別是當時輿論界正在大規模地抨擊銀行和大公司的政治捐款，隨便亂說會被人抓住把柄。」十津川對此並不太感興趣，不論武田對詐騙案的看法如何，恐怕不會與這起殺人案有關。

「這件事也許同本案無關，但……」龜井象是回億起來什麼似地說。

「什麼？」

「我瞭解到高梨曾有前科。」

「幹了什麼事？」

「是傷害罪，判刑三個月。是在到山田印刷所工作的前一年。」

「山田印刷所知道這件事嗎？」

「好像知道。因為山田所長掛有教育保護司的頭銜，所以就很簡單地決定錄用了他。要是高梨是詐騙犯之一，可謂被家犬咬了手啊！」

「被家犬？！」龜並巧妙地引用了這句諺語，十津川噗嗤地笑出了聲。

（五）

青木坐新幹線從岡山回到了東京。

他在岡山站下車有一大收穫。證明了自己以前所想的是事實。至少，他本人認為是如此，即有人讓自己喝了安眠藥，甚至打了針，使自己昏睡，在岡山站從「隼鳥」號上弄下來移入晚一小時多的「富士」號上。

「捲進了殺人案的藍色列車之行」用這個題目可以寫一篇很有意思的報道。

岡山站站長和搞裝卸的名叫小田的年輕車站工作人員的談活都錄進了磁帶，剩下來所要做的是再聽聽下行「富士」號列車員的談話，對方肯定會記得他那次吵鬧的事，這種事是不容易忘記的。他想，如果能取得單間臥鋪車廂乘客的談話就更好了。但這一點卻難以做到，因為坐火車和住旅館的不同，乘客的住址是沒有記錄的。

藍色列車值班的列車員每天輪換。他了解到二十七日在東京始發的下行「富士」號上值班的是東京列車段的四名列車員。於是，他一到東京站立即走訪了位於丸內北口的東京列車段——這是一座紅磚砌成的二層褸。

「我想見一見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號值班的列車員。」青木請求副段長加藤。

「是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號嗎？」加藤反問了一句，然後取出值勤日誌開始查詢，「您說的是一號車廂的列車員嗎？

「是的。負責單間臥鋪車廂的。」

「他的名字叫北原。」

「我想見見他問點事情。」

「什麼事情？」加藤眯起眼睛，不知什麼原因，他的表情變得嚴厲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我乘坐三月二十七日下行「富士」號時受到一號車廂列車員的親切照顧，特來致謝。」

「是嗎？！」加藤的態度又變得溫和了。這種表情變化使青木甚感不解。

「發生什麼事了嗎？’

「不，沒什麼。」

「那麼，讓我見見北原先生行嗎？」

「列車員關心每一位旅客是理所當然的。我將轉告他您曾來過，…」

「我叫青木。」青木把印有社名的名片交給了對方。

「是週刊雜誌社的？」加藤的臉上又露出警惕的神色。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北原先生現在何處？還在‘富士’號上值班嗎？」

「不。」

「那麼休假了？」

「這您也要寫入雜誌裡嗎？」

「是打算寫寫我受他親切照顧的事情，不可以嗎？」

「不，沒關係。可是請您答應不寫涉及北原君私生活的事情。」

「不知您指的什麼事情。不過，我們向來不去報道私生活來傷害別人。北原先生出了什麼事？」

「反正您也會知道的。實說了吧，他昨天夜裡死了。」

「死了！是真的嗎？」

「他正在休假，深夜喝醉酒，返回東京途中掉進河裡淹死了。」

「掉進河裡？」

「對。他住在向島，喝醉了酒順著隅田河高堤走。警察說是失足落水的。今早發現屍體掛在停泊在附近的船上。他是個好人，真可惜。」

青木聽完後瞠目結舌，當初那股找到了證人的興奮勁兒一下子煙消雲散。但同時對列車員北原之死卻又產生了疑竇。

「這麼說是因故死亡？」

「是的。他愛喝酒，喝醉了走在河堤上幹出這種危險的事來。」

「會不會是被人害的？」

「無稽之談！」加藤摜然地看著青木，這種敏感可能是由於同事慘遭不幸的緣故吧。

「對不起。」青木低頭認錯。做為一名記者，他不能對列車員北原之死只說個「是嘛」而不管。於是，他會不會是被人殺害的疑間自然而然地湧上心頭，怎麼也抑制不住，也許是自己捲進了殺人案的緣故，「您能告訴我北原先生的住址嗎？」

「為什麼？是為了做你們週刊的材料？」

「哪能呢！」

「現在我們國鐵職員被人看做是眼中釘，說只搞罷工、服務態度不好啦，領導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啦，在許多地方成了批判的目標。這次你們肯定也要寫。列車員喝醉酒掉進河裡是精神不振的證據，或者是難道能把旅客的性命委託給這樣的列車員嗎……」

「我不幹這種事。我多蒙北原先生照顧，只是想如有可能給他燒支香。實際上在‘富士’號裡發生點問題，得到過北原先生的幫助。」青木將自己的經歷告訴了加藤，「這一點北原先生沒寫在日誌上嗎？」

「沒有。在下行‘富士’號乘務日誌上什麼也沒寫。您說的問題也許是不需要記下來的。」

說不定確實如此。當時青木大吵大鬧，但別的旅客和列車員只表現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再者，當他發覺車次不對要去告訴列車員時又被人毆打致昏。因此，列車員也許一無所知。

「也許是的。」

「那麼，不記在日誌上也是正常的了？」

「在日誌中能查出那次列車單間臥鋪車廂七室的情況嗎？」

「您是指什麼？」

「我是說那個房間的車票是賣出去了呢還是空著？」

「這一點很重要嗎？」

「我認為很重要。」

「單間臥鋪應當是滿員。不過，那趟車的情況不清楚。」

「到哪兒去弄清楚呢？」

「好吧，我給您問問車票預售中心。」加藤使用內部電話問了一會兒，放下話筒走回來說，「七室的票在五天以前就賣出去了，是從東京到西鹿兒島的。」

「知道買票的人嗎？」

青木的提問使加藤笑了：「要是售票時挨個問人家的姓名和住址，售票口的活兒就會積壓成堆。既便是您，也不是自報了姓名後才買的票吧？」

「是啊！」青木也苦笑了笑。買七室票的人究竟怎麼樣了？自己被移進「富士」號七室這期間，真正拿有七室車票的旅客在哪兒待著呢？

「您剛才提出的問題遲早是要見報的。所以，我還是告訴您吧：北原君的家在墨田區向島二丁目。」最後加藤告訴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