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還是說在法庭上宣誓之後的證詞靠那個決定呢？」

史託京醫師的嘴抿得更緊。「我的責任是驗屍：不是給被告驗血。我認為史本賽·胡彌醫師是相當知名的權威人士，讓我可以接受他的意見。」

「原來如此。所以你本人並不能提供第一手的證據嘍？一切只是根據胡彌醫師的看法——對了，胡彌醫師現在還不在這裡啊？」

「庭上。我必須抗議這樣的暗示，」華特·史東爵士叫道。

「亨利爵士，請你只談證人的證詞。」

「請庭上見諒。」咆哮道，「據我瞭解這位證人幾乎只談胡彌醫師所說的話呢……你能以你自己的看法發誓說他沒有服藥嗎？」

「不能，」證人忿忿地說，「我不會發誓，我會表示我的意見；而我可以發誓說我所給的意見是很真實的。」

法官輕柔平和的聲音插了進來。「我還是不明白，你認為被告吃了藥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嗎？這是我們在問的問題。」

「不是的，庭上，這樣就太過臆測了。」

「為什麼這樣會太過臆測呢？」

「庭上，嫌犯告訴我說那個藥，不管那到底是什麼。他吃下去的時間是六點十五分左右。我一直到將近八點的時候才對他做檢查。如果說他真吃了什麼藥的話，藥效也大部分消退了。不過，胡彌醫師是在七點之前檢查他的——」

「胡彌醫師的意見並沒有提出來給我們，」法官包德金大人說，「因為這件事很重要，我希望這點要講清楚。如果說那個神秘的藥物藥效會大部分都消退了的話，我想你也沒有立場來多談這一點吧？」

「庭上，我剛說過我只是提出一個意見。」

「很好，請繼續，亨利爵士。」

顯然非常高興，轉到其他問題上。

「史託京醫師，這裡還有一件事你也說不會是那種情形，幾乎完全不可能：我是說關於那支箭可能是射出的說法。我們來談談屍體所在位置的問題。你接受被告的說法，也就是說最初屍體是向右側臥，面對書桌的側面嗎？」

那位醫師冷笑道：「我相信我們到這裡來就是為檢驗被告的說法，而不是加以接受。」

「看來不見得是所有情況下都如此。沒錯。可是你是不是能勉強自己同意特定的那一點呢？」

「可能。」

「你知道任何與這個說法矛盾的證據嗎？」

「沒有，我不能說有這類情形。」

「那，純粹只是討論一下。假設死者原先站在書桌的旁邊——這樣也就是(請看你手裡的平面圖，在那裡)面對著房間那邊的小櫃子。假如他彎下腰來看書桌上的什麼東西。如果，就在他彎身向前的時候，那支箭從小櫃子那邊朝他射了過來，會不會像這樣射進他體內？」

「有極少的可能。」

「謝謝。沒有別的問題了。」

使勁地坐了下來。檢察總長再度提問時相當簡略。

「如果事情發生的經過真像我這位飽學的朋友所說的那樣的話，」華特·史東爵士說，「那還會有掙扎打鬥的跡象嗎？」

「我想不會有。」

「你想就不會發現有弄皺了的領子領帶，弄亂了的上裝，弄髒了的手，還有右手掌上的傷口了？」

「不錯。」

「我們能相信手掌上的傷是由於想在空中抓住向死者射來的箭而造成的嗎？」

「以我個人的看法，這種說法太荒謬了。」

「你認為有可能是一個兇手，配了一把很大的十字弓，藏身在小櫃子裡嗎？」

「不可能。」

「最後一點，醫師。關於你是否夠資格來談論被告有沒有吃藥這件事：你曾經在普瑞德街的聖普瑞德醫院任職二十年吧？」

「是的。」

醫師獲准離開證人席，接下來檢方傳喚了他們最重要的證人——哈利·恩奈斯特·莫特倫。

莫特倫警探起先一直坐在律師席上。好幾次我注意到他，卻不知道他是誰。莫特倫警探腳步緩慢卻很穩健，在態度和言詞兩方面都很小心謹慎。他比較年輕，最多不過四十歲；可是他答話時的平順，從來不顯匆忙地太快說出回答的話，在在顯示他有過出庭的經驗。他筆挺地站著，神態好似在表示：「我並不特別喜歡把絞索套在誰的脖子上；可是我們也不要聽什麼胡說八道的事；謀殺就是謀殺，越早消滅一個罪犯，就對社會越有好處。」他有一張國字臉，鼻子很短，整張臉有些平板，而他兩眼的表情看來如果不是非常凌厲，就是他需要配戴眼鏡了。一副乾乾淨淨顧家男人的神氣，在保護社會，深入法庭。他以響亮有力的聲音宣了誓，然後用他那凌厲或是近視的兩眼盯著律師。

「我是倫敦大都會區警局的分局警探，一月四日那天在聽到報案之後，就動身前往格魯斯維諾街十二號，於傍晚六點五十五分抵達。」

「接下來的情形如何？」

「我被引進到一個稱為書房的房間，見到了被告和傅來明先生，管家，還有哈德卡瑟警員。我問了後面那三個人，他們把現在已經在庭上所做的證詞告訴了我，然後我問被告有什麼話要說。他回答道：‘要是你肯把這些殘忍的傢伙弄出房間去的話，我就會試著把經過情形告訴你。’我請其他的人離開房間，然後我關上房門，在被告面前坐了下來。」

警探所引用的被告供詞幾乎和檢察總長在開場白時所宣讀的一模一樣。在莫特倫用平淡的語氣重複說出的時候，聽來更加空洞而簡略。在說到威士忌酒裡下了藥時，華特爵士插進話來。

「嫌犯告訴你說死者給了他一杯摻了蘇打水的威士忌；說他喝了一半，然後把杯子放在地下嗎？」

「是的，放在他的椅子旁邊。」

「我想，莫特倫警探，你是個絕對戒酒主義者吧？」

「是的。」

「那，」律師非常溫和地說，「嫌犯的呼吸裡有沒有任何的酒味呢？」

「一點也沒有。」

這件事情這麼明顯，這麼簡單，使得我相信檢方一直保留著當做是會語驚四座的重點。這果然有效，因為這是個很實際而平常的論點，讓每位陪審員都能瞭解。

「請繼續，警探。」

「他做完供詞之後，我對他說：‘你知道你告訴我的這些話不可能是真的嗎？’他回答道：‘這是個陷阱。警探，我可以向天發誓我遭到了陷害；可是我不明白他們怎麼會所有的人都那麼壞，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衝著我來。’」

「你明白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據我所知，他說的是屋子裡其他的人。他和我說話並不困難；我覺得他很友善，甚至很熱切。可是看來好像他對那一家裡的每一個人，或是這一家人的朋友，只要接近他的，他都抱有強烈的懷疑。然後我對他說：‘要是你知道門是從裡面閂住的，窗子也都上了鎖，那怎麼可能有誰做得了你說的那些事呢？’」

「他聽了這話之後怎麼說？」

證人似乎有些困擾。「他開始談起偵探小說來，還有怎麼樣可以從外面把門窗鎖上的方法——用一根繩子或是鐵絲，這一類的事。」

「你也看偵探小說嗎？警探。」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任何像他說的這些方法嗎？」

「呃，我是聽說過一兩個；如果運氣很好的話，也可能可行。」莫特倫警探看來有些遲疑，也有點抱歉。「可是在這個案子裡，全都不可能用得上。」

在律師的手勢下，用做證物的那兩扇窗子的遮板又給拿到了前面，這回連門也拿上來了：一塊結實的橡木板，裝在一個門框上。

「我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在警佐雷伊的協助下，你把遮板和門都拆了下來，帶回警局去做實驗，是吧？」

「是的。」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那些方法在這裡都用不上？」

這還是那套老話，可是在莫特倫說明之後，卻像「老貝利」本身一樣，不但實在，而且難以打破。

「在你問過他有關門和窗子的問題之後，警探，你又做了些什麼事呢？」

「我問他會不會反對我搜他的身。我在他站起來的時候——他大部分的時間都一直坐著——注意到他大衣底下右邊後面的口袋裡鼓鼓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沒有這個必要，我知道你要什麼。’然後他開啟大衣，伸手到他褲子後面的口袋裡，拿出來交給我。」

「把什麼交給你？」

「一把點三八口徑的自動手槍，裝滿了子彈，」證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