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有個極大的優越性；我怎麼緊張不安，心驚膽顫，人們都會覺得不足為奇。在陪審員們心目中，我只是一個沒有經驗的毛頭小夥，他們對我的期望值因而也很低。我既無技巧又無才能來發表一篇精彩的結案辯護詞。

我若是裝腔作勢，故作高明和雄辯，那將會犯一個莫大的錯誤。或許在未來的歲月，當我的頭髮已經花白，聲音已經變得油滑，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地和對手較量了數百次之後，我可以面對陪審團，作出精彩表演。但今天絕對不行。今天，我只是魯迪-貝勒，一個惴惴不安地請求坐在陪審席上的朋友們助一臂之力的小夥子而已。

我站在他們面前，竭力剋制著那緊張而又害怕的心情。我熟悉我要講的內容，因為我已反覆練過上百次。但重要的是，我講的時候決不能讓人察覺到我曾練習過無數次。我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是我的委託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他們向大利人壽保險公司討回公道的唯一機會。再不會有明天，再不會有另一次機會，再不會有另一個陪審團在等著準備幫助他們。我請求陪審員們為多特考慮考慮，想一想她經受的痛苦和不幸。我用不太誇張的言詞，談了談唐尼-雷-布萊克；我請陪審員們想象一下，當你明知你應該進行你有權得到的那種治療，卻在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時候，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我字斟句酌，語調緩慢真誠，效果明顯。我的眼睛直視著那12位即將採取行動的陪審員的臉。

我扼要地談了談保單的基本內容，並就骨髓移植手術做了簡短的討論。我指出被告未能提出與科德醫生的證詞相反的證據。這一醫療措施絕不是處於試驗階段，本來很可能會成功地挽救唐尼-雷的生命。

在談到那些有趣的東西時，我的聲音提高了一點。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檔案和大利公司所說的謊言。這些事實在庭審時曾經引起那麼大的轟動，現在當然不能過於嘮叨。庭審僅僅進行了短短的4天，這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陪審員們對重要的證詞依然記憶猶新。我引用了傑基-萊曼西支克的證詞和大利公司的統計資料，並且在黑板上寫出了幾個數字：1991年的保單數、索賠數，以及那個最重要的拒賠數。我寫得整齊清楚。即使一個五年級的學生也能一目瞭然，過目不忘。這幾個數字傳達出來的資訊明確無誤，無可辯駁。在幕後控制著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決定執行的是一個在為期12個月內拒絕索賠要求的詭計。用傑基的話來說，這是他們所做的一種試驗，看看他們一年之內能搞到多少現金。這是一個冷酷的決定，完全出於貪婪的動機，而絕對沒有為唐尼-雷-布萊克這樣的人做過絲毫的考慮。

提到現鈔，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財務報表對陪審團說，我對此已研究了4個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險業雖然有它獨特的會計制度，但即使根據大利公司自己的資料計算，它手頭仍舊擁有大量的現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現金、儲備和未曾動用的盈餘加在一起，總數高達4億7500萬美元。而對方承認的淨值則是4億5000萬。

你們諸位將如何懲罰這樣一個富有的大公司呢？我問道。我看見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來。陪審員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個流傳多年的先例。這是出庭辯護律師們喜歡引用的案例，我已經讀到過十幾個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極佳，因為它十分簡單。我對陪審團說，我只是個剛出校門不久、正為生計進行艱苦掙扎的青年律師。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艱苦樸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錢都儘量省下來，兩年之後在銀行裡會有1萬美元存款，我會怎麼辦？這是我拼命工作掙來的錢，我當然要保護它。那麼，假如我做錯了什麼事，譬如說，發了脾氣，在某個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斷了他的鼻樑骨，那又怎麼辦呢？人家當然會要我賠償一切損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懲罰，下次才不會重犯這一過失。而我只有1萬美元存款。要我賠多少，才能吸取教訓呢？1％是100美元；這對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有任何損害。我當然不會十分樂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會有多大不快。5％又將如何呢？我打斷了人家鼻樑骨，罰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夠了呢？我在寫那張支票的時候，會不會感到很痛苦呢？也許會，也許不會。那麼，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賠償1000美元，我敢說肯定會出現兩種現象。首先，我會真正感到後悔。其次，我會改變我的為人處世的方式。

諸位將如何懲罰大利公司呢？你們肯定會像懲罰我或我的鄰居一樣懲罰它。你們會看一看銀行的報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後決定罰款的數目，罰得我們心疼，卻又不致使我們破產。對大利這樣富有的公司同樣也應該如此，他們並不比我們其餘的人高出一等。

我對陪審團說，最合適的決定得由他們做出。我們曾經要求賠償1000萬，但他們無需受此約束。他們認為應該減少，那儘可以減少，我不想提出一個明確的數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審團致謝，結束了我的結案辯護髮言。接著我又補充了一句，假如他們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違法行徑，下一個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們自己。有幾個陪審員聽了直點頭，有幾個則面帶笑容。還有幾個則一直盯著黑板上的數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著我笑得合不攏嘴。後排的庫柏-傑克遜向我蹺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邊坐下，急切地等著那位了不起的列奧-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敗為勝。

他一開始就為自己在挑選陪審員時的表現向陪審團表示深深的歉意，說他很遺憾當時走錯了一步，希望陪審團能諒解他信任他。他講到他的委託人時，又繼續不斷地道歉。他的委託人是美國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險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賠問題上犯了一些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那幾封拒賠的信，惡語傷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託人在這方面的錯誤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呢，這家公司有6000多名員工，要想對全體人員的言行舉止加以規範，對來往的每一封信件都進行檢查，的確也有實際的難處。當然，這決不是為他們尋找藉口，更不是想否認他們所犯的錯誤。錯誤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他就這一主題講了幾分鐘，為他委託人的錯誤精心粉飾，說成是純屬偶然，而決非有意為之。小心翼翼地繞開索賠檔案、工作手冊、隱藏的檔案和已被揭露的謊言。這些事實對他像雷區一樣充滿危險，他要竭力繞開它們。

他坦率地承認，布萊克太太索賠的要求，本應予以滿足，總共20萬美元。他這個承認非常重要，陪審員們顯然都已牢記在心。他是想以此來軟化陪審員們的立場，而且這一著顯然十分有效。至於說到賠款的數額，他對我的建議實在是大惑不解，幹嗎要求陪審員按照大利公司淨資產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給多特-布萊克賠款的數額呢？這太令人震驚啦！這樣做有什麼益處？他已經承認他的委託人確實是錯了。應該對這件不公道的事情負責的那些人也已經解僱了。大利公司已經用行動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所以，裁定鉅額賠償金能起到什麼作用呢？什麼作用都起不到。絕對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開始小心謹慎地對不正當的致富手段進行抨擊。他非小心謹慎不可，否則就會觸怒多特，而觸怒多特也就會觸犯陪審團。他談了布萊克家的一些情況；他們居住的地方，在那兒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個居民區，等等，等等。在這樣敘述的過程中，他把這一家描繪成一個非常普通的中產階級之家，生活樸素，但幸福快樂。他真是慷慨大方！名聞遐邇的大畫家諾爾曼-羅克韋爾也不可能比他描畫得更漂亮啦！我簡直可以看到那林蔭遮蓋的街道和那友好的報童啦！他講得有聲有色，陪審員都在洗耳恭聽。他描述的不是他們現在的生活，而是他們渴望享有的那種生活。

你們，陪審團的諸位女士們先生們，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錢拿給這布萊克一家呢？這隻會損壞這幅令人愉快的畫卷。這隻會給他們的生活造成混亂。這隻會使他們處於和鄰居及朋友們大不相同的地位。簡而言之，這隻會毀了他們。而且，難道有誰有這個權利，獲得我魯迪-貝勒提出的那筆錢財嗎？當然沒有。僅僅因為大利公司有這麼一筆錢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寫了746美元這一數字，對陪審團說，這就是布萊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這一數字旁邊，寫了一個20萬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這樣一個數字。他接著又對陪審團說，他確實想要做的是，讓布萊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這樣的結果我們難道有誰還會不喜歡嗎？可辦到，十分容易。移植手術值20萬，那就把這一筆錢付給布萊克家。假若他們把這筆錢投到收益率為6％的免稅債券上，那麼他們每個月就會獲得1000美元的免稅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負責為多特和巴迪進行投資。

多美的一筆交易啊！

他幹得著實不壞，他的論據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審團，他們全都在望著黑板，認真考慮。這看起來是個挺不錯的折衷方案。

在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我不僅希望而且祈禱上蒼，讓他們不要忘記多特曾經發出的把錢一分不留統統捐給美國白血病協會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對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結束了他的結案辯詞。他的聲音深沉，語調緩慢，整個兒就是至信至誠的化身。務請諸位秉公裁決啦。他發出這一請求後走回被告席。

由於我是原告律師，我還可以最後再做一次發言。指定給我進行反駁的時間是半小時，但我剛才第一次發言已經省下了10分鐘。我微笑著走向陪審團。我對他們說，我但願將來有一天，我也能幹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剛才那樣出色。我讚揚他是位老練的出庭辯護律師，在全國範圍之內也是最優秀的律師之一。瞧，我是一個心地多好的小夥子！

我僅發表兩點評論。首先，大利公司現在承認自己錯了，而且實際上願意支付20萬美元使本案和解。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他們正在一邊咬著手指甲，一邊熱切地祈禱上帝，不要讓對他們的懲罰超過20萬。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對陪審團致詞的時候承認過大利公司犯了錯誤並表示過願意賠償這筆錢了嗎？不，他沒有。他現在知道的事，他當時同樣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麼，他當時為什麼不向諸位承認他的委託人錯了呢？這又是為什麼？這是因為他們當時希望你們不至於瞭解事實真相。現在諸位瞭解到了事實真相，他們也就變得如此誠惶誠恐，低聲下氣啦！

我用幾乎是挑釁的口吻結束了我的最後發言。我說：「假如你們裁定的數額最多就是20萬美元的話，那就乾脆免了吧。我們不需要。這20萬美元是手術費，可是這個手術是永遠也不會做的了。如果你們認為大利公司不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受到懲罰，那就留下這20萬，我們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從陪審團面前走過，凝視著每一位陪審員的眼睛。他們是不會拒絕我的要求的。

「謝謝諸位，」我說，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對陪審團做最後指示的當兒，一種愉快而又輕鬆的感覺，突然湧遍我的全身。我從來沒有這樣輕鬆過。再不需要為證人或者檔案或者申請或者概要煩惱了，再不需要為聽證會或者最後限期或者這個證人那個證人煩惱了。我深深地籲出一口氣，縮在椅子裡。給我幾天我也睡不醒。

這種平靜的心情僅僅持續了大約5分鐘。這時已快到10點30分，陪審員們走出法庭，去開始進行他們對本案的審議。

於是，我又開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樓的二樓，遞交了賴考離婚案的訴狀，接著徑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辦公室。法官為我的精彩辯護向我表示祝賀，我又再次反覆感謝他對我的大力關照。但我心裡此刻還在想著另外一樁事。我請他看了離婚訴狀的複本，匆匆地談了談凱莉-賴考，她經常受到毆打和他那個瘋子丈夫的事。我問他是否能採取緊急的強制措施，禁止賴考先生接近賴考太太。基普勒雖然厭惡離婚，但還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這種措施相當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簽署了一道命令。這時，陪審團尚無訊息，他們已經審議了一刻鐘。

我們在走廊裡找著了布齊，把離婚訴狀的複本、基普勒剛剛簽發的命令以及傳票統統交給了他。他事先已經同意到克利夫-賴考上班的地方把離婚案的檔案送給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齊，辦事的當兒不要讓那個小夥子太難堪。

我們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時。德拉蒙德和他們那幫手下人縮在一邊，我、戴克、庫柏-傑克遜、赫爾利以及格倫菲爾德則呆在另一側。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幾位穿著黑西服的高階主管和他們的律師們保持著相當遠的距離。昂德霍爾、阿爾迪和洛夫金坐在後排，面色陰沉，他們正在等著消防隊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飯送進陪審員室。基普勒打發我們出去吃中飯，可以等到一點半再回來。我的五臟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點兒也不想吃飯，於是我便開車去魯賓的住處接凱莉。她獨自一人。離開家時，她既沒有拿衣服，也沒有帶化妝品，現在就穿著一套鬆鬆垮垮的運動衫，腳上拖著一雙借來的運動鞋。她走路時一跛一拐，痛得厲害。我扶著她上了車，托起她的雙腿，讓她轉身坐正。她咬緊牙關，不叫也不哼。在陽光下，她臉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腫塊顏色顯得更深。

我們駛離公寓時，我發現她在東張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會突然跳出樹叢向她猛撲過來。「這個東西是剛剛才交出去的。」我說著把離婚訴狀給了她。她把它湊到眼前看著。我們的車在擁擠的車流中穿行。

「他什麼時候可以收到呢？」她問。

「差不多就是現在。」

「他一定要發瘋了。」

「他早就瘋啦。」

「他一定會追蹤我們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個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別擔心，我有一支槍呢。」

收容所房子很舊，上面又沒有標記，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並無區別。門前的草坪很寬很深，圍著一道濃密的樹籬，擋住了鄰居們的視線。我在車道盡頭剎住車，把車停在另外兩輛的後面。我讓凱莉留在車上，自己下車敲響了一道邊門。從門上裝的內部通話的揚聲器傳出了一個聲音，問我姓名，要我報出自己的身份。他們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戶全都遮蓋得嚴嚴實實，後院的木頭柵欄足有8英尺高。

門開了一半，一個粗壯的年輕女子瞪著兩隻眼睛瞧著我。我不想與任何人發生衝突，可我在法庭上與對手已經較量了5天之久，此刻顯得很不耐煩。「我要找貝蒂-諾維爾。」我說。

「我就是。凱莉她人呢？」

我用頭指了指車。

「把她帶進來。」

我完全可以十分輕鬆地把她背起來，可是她腿肚上受的傷實在碰不得，只好讓她自己慢慢走。我扶著她一寸一寸向前挪，過了走道，跨進門廳。我覺得自己攙扶的好像是位90歲高齡的老太太。貝蒂微笑著把我們領進了一個小房間，大概算是辦公室。我們和貝蒂在一張桌子兩側分別坐下。早晨我們和她通過電話，她想看看離婚訴狀。在她閱讀這些文書的當兒，我和凱莉手拉著手。

「你原來是她的律師呀。」貝蒂說，眼睛卻望著我們握著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準備何時再去看醫生呢？」

「過一個星期。」凱莉說。

「那麼目前你不需要做什麼治療-？」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