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醒了一次，但睜不開眼睛。當他再次醒來時，天已經黑了。

他想對雅維說想喝點水或吃口麵包什麼的，但喉嚨發不出聲音，說話需要力氣和運動，尤其是在引擎的轟鳴聲中。他的每個關節都緊緊地鉗制著他，使他粘合在鋁皮的船殼上無法動彈。

在散發著異味的帳篷下面，雷切爾和他躺在一起。她的膝蓋剛好碰到他的膝蓋，就像他們那會兒坐在茅屋外的空地上和河邊樹下的石凳上一樣。這是來自一個渴望有一種天真無邪的肉體感覺的女人的上謹慎碰觸，她在伊佩卡人中生活了11年，他們裸露的身體使他們相互之間保持著距離，與文明人更是如此。一個簡單的擁抱會變得很複雜化。擁抱什麼部位？拍打什麼部位？擁抱多久？她肯定沒有碰觸過一個男人。

他很想吻她，哪怕是在臉頰上吻一下也好。她已經有好多年沒有這種感覺了。

「你最後一次接吻是什麼時候？」他想問她，「你戀愛過，有沒有身體的接觸？」

然而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自己，他們談及的只是些並不熟悉的人。她有過一個鋼琴教師，他嘴裡撥出的氣味很難聞，以至把乳白色的琴鍵也燻黃了；他有過一個曲棍球教練，他在一次比賽中傷了脊椎使腰部以下都癱瘓了，她常去的那個教堂有個姑娘懷了孕，神甫在佈道壇上說她有罪。一個星期後姑娘自殺了，他有一個弟弟死於白血病，

他撫摸她的膝蓋，她顯得非常樂意。但他不再有進一步的舉動，對一個傳教士放肆是沒有好結果的。

她來這兒是幫他逃離死神的。她自己和疾病抗爭過兩次：高燒反反覆覆，寒顫襲來，胸腔內猶如塞滿了冰塊、然後寒顫又退去。她還感到一陣陣的噁心。接著幾小時裡，所有的症狀都消失了。她拍拍他的肩膀說，他不會死的。她對每個人都這麼說，他心想。死亡是快樂的。

肌膚的碰觸停止了。他睜開眼睛找雷切爾，可她已經不在了。雅維兩次聽見他在說胡話，每次他都停下船，掀開帳篷看看。

他把水硬灌進內特的嘴裡，還潑在他浸著汗水的頭髮上：「我們快到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說，「就要到了。」

科倫巴的第一片燈火使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有許多次從北部的潘特納爾航行歸來見到這樣的燈火，但從沒有像今天這麼親切，它們在遠處的山上閃爍，他一盞一盞地數著，直到它們模糊成一片。

當他跳進淺水，把船拖向一根斷了的水泥柱時，已經快是晚上的11點了。

這是個廢棄不用的碼頭。他跑向山上的一個投幣電話。

瓦爾德穿著睡衣在看電視，他沒理會對他嚷嚷的妻子，抽著他晚上的最後一根香菸，這時電話鈴響了。他坐著接過電話，但立刻跳起身來。

「什麼事？」他跑進臥室時妻子問。

「雅維回來了。」他回過頭去說。

「誰是雅維？」

他走過她身邊說：「我去河邊。」她平時過問得很少。

駕車駛過市區時，他給一位醫生朋友打了個電話，朋友剛上床。瓦爾德好說歹說才讓他到醫院等他們。

雅維在碼頭上來回走著。美國人坐在一塊岩石上，頭枕著大腿。他們什麼也沒說，輕輕地扶他進了汽車的後座，車子發動起來了。後面揚起了一陣沙土。

瓦爾德有許多問題，不知該從哪兒問起：「他什麼時候病的？」他用葡萄牙語問道。

雅維坐在他旁邊，揉著眼睛不讓自已睡著。自從在印第安人那兒睡過一覺到現在，他還沒有合過眼。

「我不知道。」他說，「時間都攪到一塊去了，是登革熱。疹子是在到那裡後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出現的。我想他得病已經有兩天了。我也說不準。」

他們疾駛著穿過市中心，根本沒去理會紅綠燈和其他的交通訊號。路旁的咖啡館已經關門了。路上車輛稀少。

「你們找到那個女人了嗎？」

「找到了。」

「在哪兒？」

「離山區很近，我想她是在玻利維亞，離印迪歐港以南還有一天的路程。」

「地圖上有沒有標示？」

「沒有！」

「那你們是怎麼找到她的？」

沒有一個巴西人會承認他迷了路，尤其像雅維這樣一個有經驗的嚮導，這有傷他的自尊心，說不定還會影響他的職業。

「我們進入一個地圖根本不管用的泛濫區。我找到一個漁夫，他幫我們的忙。韋利怎麼樣了？」

「他沒事，船沉了。」瓦爾德更關心的是船而不是船上的水手。

「我從沒遇到過如此猛烈的暴風雨，我們遇上了三次。」

「那個女人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實際上沒跟她說過話。」

「她見到你們吃驚嗎？」

「她沒有顯得很吃驚，她非常冷靜。我覺得她很喜歡我們身後的那位朋友。」

「他們的會談進行得怎麼樣？」」你去問他好了。」

內特蜷縮在後座上，什麼也沒聽見。既然雅維無所知，瓦爾德便不再問了。等內特好轉後他們律師之間再談這事吧。

他們到達醫院時，輪倚已經等在人行道旁了。他們把內特抬上輪椅，跟著勤雜工朝醫院跑去。空氣黏糊糊的，還很熱。在醫院樓前的臺階上，幾個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勤雜工正抽著煙，在輕聲閒聊——醫院沒有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