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裡，透過彩色的玻璃幕牆向外凝望著：天氣晴朗的話，我能看見六里之外的華盛頓紀念碑的碑頂，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氣有點陰涼，風很大，還有厚厚的雲層。這種天氣對死亡倒是挺合適的：樹枝上被風吹落的最後幾片葉子飄落在下面的停車場上。

我為什麼要擔心痛苦？受點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麼呢？我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折磨遠不止這些。

我按了一下按鈕，斯尼德出現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輪椅推出房間，沿著大理石的門廊來到大廳，進入了另一扇門：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在縮短，但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

我已經讓那些精神病醫生等了兩個多小時。

經過我的辦公室時，我朝尼古萊特點點頭，她是我最新僱用的秘書，一個我很喜歡的可愛的女孩。如果有時間的話，她也許會成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經沒有時間了。只有最後的幾分鐘了。

一大幫傢伙在那兒等——成群的律師和幾個要測試我精神狀況的精神病專家。他們全擠在會議廳那張長桌的周圍。我一進去，他們立刻停止了交談，紛紛把目光轉向我，斯尼德把輪椅推到桌子邊上，緊挨著我的律師斯塔福德。

一臺臺攝像機對著各個角度，攝像師們手忙腳亂地在調整焦距：每一個耳語，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會被記錄在案，因為它們牽涉到的是一筆鉅額的財富。

在我簽署的最後的遺囑裡，我留給我子女的份額很少。和往常一樣，遺囑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這份遺囑扔進粉碎機。

我坐在這裡是要向所有的人證明，我的腦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遺囑。只要這一點得到了證實，那麼。我怎樣處置這筆財產就不容別人再說三道四了。

我對面坐著三個精神病專家——他們分別受僱於三個家庭。他們面前都放有一張名卡，上面印著他們的名字——扎代爾醫生，弗勞爾醫生，泰森醫生。我在仔細觀察他們的眼睛和臉。要證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們交流。

他們指望我神經錯亂，可我準備把他們當做午餐吞下肚裡去。

這場鬧劇由斯塔福德來主持，等每個人都入了座，攝像機的鏡頭也對準目標後，他說：「我是喬希·斯塔福德，特羅伊·費倫先生的律師。我右邊這位就是費倫先生。」

我先同那幾個精神病專家較量：我的目光漸次落在他們的臉上，直逼視得他們個個將眼睛閃避開去，三個人全都穿著黑色西裝、扎代爾和弗勞爾長著毛茸茸的鬍子。泰森打著蝶形領結，看上去不到30歲，三個家庭都有權僱用他們想要的醫生。

斯塔福德繼續說道：「這次會議將由精神病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對費倫先生是否具有立遺囑能力做出鑑定。如果專家小組認定費倫先生神智健全，他將簽署一份新的遺囑，遺囑將寫明他死後所有財產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鉛筆敲打著他面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遺囑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攝像機此刻都推出遺囑的特寫鏡頭，這份遺囑將抽緊這幢大廈裡我那些子女和妻子們的每一根神經。

他們沒有看過這份遺囑的內容，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利。遺囑屬於私人檔案，只有等立遺囑人死後才可以公開：繼承者們只能猜測它的內容，我給他們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製造的假象！

我使他們相信，我的鉅額財富將會公平地在子女們中間進行分割，每個前妻都將得到一份豐厚的回報。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能感覺到：他們為此已經祈禱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這對債務纏身的他們來說確實是生死枚關的。我面前的這份遺囑將使他們成為富翁。而且還可以平息所有的爭鬥。斯塔福德起草了這份檔案，並在同他們的律師的會談中經我允許用粗筆劃出了讓那些人信以為真的內容。每個子女將得到3億至5億不等的數額，另外，每個前妻也將得到5000萬：她們在離婚時已經撈足了好處，但不用說她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分給家庭成員的總額大約是30億美元，再被政府搜刮去幾十個億，剩下的將捐給慈善事業。

現在你該明白他們今天為什麼來這兒了：喜形於色的也有，神情肅然的也有（大部分人是如此），一個個神情專注地盯著顯示屏，等待我這個老傢伙把這事了結。我敢肯定，他們都關照了精神病專家。「別太為難這個老傢伙；我們要他神智清醒！」既然每個人都心滿意足，何必還搞什麼精神鑑定呢？可我最後還要愚弄他們一次，而且要做得絕。

請精神病專家做鑑定是我的主意，可我的家人以及他們的律師都沒有察覺。

第一個問話的是扎代爾：「費倫先生，你能告訴我們現在是什麼日期、時間和地點嗎？」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一年級小學生：我把腦袋垂在胸前，像個低能兒似的想了老半天，眼看他們快坐不住了，恨不得說：「行啦，你這個老惡棍，你當然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一，」我輕聲說，「星期一，1996年12月9日，地點是我的辦公室！」

「時間？」

「大約是下午兩點鐘。」我說。我沒有戴錶。

「你的辦公室在哪兒？」

「弗吉尼亞的麥克萊恩。」

弗勞爾湊近話筒：「你能說出孩子們的名字和出生日嗎？」

「不能，名字也許還行，但記不得出生日了。」

「好吧，那就請說說名字。」

我一點也不著急，現在還不是露崢嶸的時候。我要讓他們心神不寧：「小特羅伊·費倫，雷克斯，利比蓋爾，瑪朋，露絲，基娜，還有蘭博。」我從喉嚨裡硬擠出這一連串的名字，似乎一提到它們就令我難受。

勞弗爾被允許追問一個問題：「你還有第七個孩子，是嗎？」

「是的。」

「你還記得他的名字嗎？」

「洛基。」

「他怎麼樣了？」

「他在一次車禍中喪了命。」我端坐在椅子上，仰起頭，銳利的目光從這個醫生掃向那個醫生，在攝像機前面顯得神智十分健全：我敢肯定，我的子女和前妻都在為我感到自豪，他們三五成群地注視著顯示屏，捏著他們目前配偶的手，微笑著望望他們那些如飢似渴的律師：到目前為止，老特羅伊在測試中還應付得不錯。

我的聲音也許低沉了些，有點沙啞。身穿白色絲袍、戴著綠頭巾、形容枯槁的我也許看上去像個白痴，但我回答出了他的問題，行了，老傢伙，他們在求你。

泰森開始問：「你現在的身體狀況如何？」

「我感到好多了。」

「有傳言說你身體里長了個惡性腫瘤。」

談上正題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鑑定。」我對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規定允許提任何問題，這不是法庭。

「是精神鑑定，」泰森彬彬有禮地說，「但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

「我明白了。」

「你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嗎？」

「關於什麼的？」

「關於腫瘤。」

「當然。它就長在我的腦子裡，有高爾夫球那麼大，而且每天都在長，無法動手術，醫生說我挨不過二個月。」

我幾乎能聽到上面開香檳的聲音，腫瘤終於被證實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藥物、毒品或酒精的影響？」

「沒有！」

「你是否擁有任何止痛的藥物？」

「還沒有。」

又輪到扎代爾提問了：「三個月前，《福布斯》雜誌把你的財產淨值估計為80個億。這個估算正確嗎？」

「《福布斯》什麼時候有過確切的數字？」

「這麼說那是不確切的？」

「根據市場的波動，我的財產淨值應在100億至150億之間。」我說得很慢，每個音都非常清晰，我的聲音裡有一種權威感。沒人會懷疑這個數字。

弗勞爾決定追問下去：「費倫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敘述一下你的控股企業的組成情況？」

「我能。」

「願意說嗎？」

「也許吧。」我停頓片刻，故意讓他們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對我明言，不一定要在這兒洩露私人情況。給他們一個籠統的數字就行了。

「費倫集團是一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擁有70家企業，其中的幾家屬於公開招股公司。」

「你擁有費倫集團的多少股份？」

「大約97%。其餘的歸在一部分僱員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盤問。提問很快轉入實質性的內容：「費倫先生，你的公司擁有斯賓電腦的股權嗎？」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擁有多少股份？」

「80%。」

「斯賓電腦是一家公開招股公司嗎？」

「是的。」

泰森擺弄著一疊公文一樣的檔案，我坐在這裡也能看清他手裡的是公司的年度報告和季度報表，任何一個稍能讀寫的大學生都能搞到這類玩意兒。

「你是什麼時候買下斯賓的？」他問。

「大約四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