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害怕，但他們不會那麼做，也不會再向律師協會申訴。我可以立即打電話給阿瑟，告訴他我們握手言和，雙方一拍兩散，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這事很好辦。」

「媒體會活吞了我們。」

「會那樣嗎？我們刀槍不入。你以為我們的客戶真會在乎《郵報》對我們的看法嗎？」

他在故意唱反調——只是嘴硬罷了，莫迪凱想保護我，但他同時又不願放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註定要受自己的傷害。

「好吧，我們放棄，」我說，「那我們能得到什麼呢？他們雙手沾滿了鮮血卻不受任何懲罰；他們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們要為那次非法驅逐負全部責任，而且最終導致了我們當事人的死亡；可是我們竟然要讓他們逍遙法外？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嗎？」

「這是保住你的律師執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麼，莫迪凱。」我說，語氣中帶著一絲苦澀。

但他是對的。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適合由我來做關鍵的決定，我取走了檔案，於情於理都是個愚蠢的行為。

我要是突然臨陣退縮，莫迪凱非氣得昏過去不可。他的全部事業在於幫助窮人們重新振作起來，他的工作物件是那些沒有希望、沒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們所求的無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飯，一張乾燥的床，一份體面的工作，一間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當事人的問題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錢對莫迪凱來說算不了什麼，因為高額賠償對他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我們的當事人，正如他所說，不是已經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為我，他絕不會考慮在庭審前與對方媾和。他需要一場審判，一場巨大的轟轟烈烈的審判，有聚光燈，有攝像機，有新聞報道。他要這些不是為了個人出風頭，而是為了向世人展示無家可歸者每況愈下的窘境，審判不總是針對某個人的罪行，有時也可以充當宣傳的工具。

因為我而使事情複雜化了，我的鬆弛的蒼白的臉會出現在鐵窗之後，我的律師執照會被吊銷，從而生計也成了問題。

「我不會臨陣脫逃，莫迪凱。」我說。

「我知道你不會。」

「讓我來為你描繪一幅場景吧，如果我們說服他們出一筆我們能接受的錢，他們放棄刑事起訴，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師執照，將會怎麼樣？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師資格一段時間，又會有什麼後果？」

「首先，你將為這種處罰而承受名譽上的損失。」

「儘管聽起來不雅，也還不至於像世界的末日。」我強辯道，對於那種尷尬的局面我極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納，我的雙親，我的朋友，法學院的同學，克萊爾，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們聽到這個訊息時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銷執照期間，你不許辦案。」

「我會丟工作嗎？」

「當然不會。」

「那我幹些什麼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建立非暴力社群’、撒馬利亞慈善中心、耶穌會，和其它一些你曾去過的地方接受諮詢，你仍是事務所的正式合夥人。我們將稱你為社會工作者，而不是律師。」

「這麼說與過去沒什麼兩樣？」

「沒什麼不同。你看索菲亞，她接見的客戶比我們其餘的人加起來還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認為她是個律師，需要出庭時，我自會處理。對你來說，一切照常。」

貧民法是由那些實踐它的人制訂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麼辦呢？」

「沒人會那麼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間的界線不是那麼明晰。」

「兩年時間太長了。」

「說長也不長。我們不一定非得同意停業兩年不可。」

「我想這沒有商量的餘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點調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話，看看類似情況下是怎樣裁決的。」

「你認為以前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也許。現在像我們這樣的人有一百萬，律師向來善於吹毛求疵。」

他錯過了開會的時間。我謝了他，我倆一起鎖上辦公室的門。

我驅車奔向國會山附近的喬治頓法學院。那裡的圖書館半夜才關門。對一個前途莫測的律師來說，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讓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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