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斯先生不在。」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在呢？」我不客氣地問。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清楚。」她說。我結束通話電話。度假要一個月，然後變成公休假，然後是請假外出，最後被逼得沒辦法只得承認錢斯已被解僱。

我早就懷疑他不在公司了，這個電話證實了我的猜測。

過去七年來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難預測它的行動。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許別人損害它的名譽。

我們一遞交訴狀，我懷疑他們就從佈雷登-錢斯那裡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動坦白，還是他們刺探出來，這一點無關緊要。他從一開始就撒了謊，致使整個公司如今受到起訴。也許他向他們出示了赫克託備忘錄的原件，連同朗蒂的房租收據；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毀了這些，被迫說出他所隱瞞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會——最終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戶是不該發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錢斯應該用書面形式中止口頭租房協議，並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戶。

三十天的延遲會妨礙郵政大樓的開工，至少對河橡公司來說是這樣。

而三十天的緩衝期將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過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錢斯被迫離開了公司，毫無疑問他的股份被高價買斷。赫克託可能飛回總部做了簡單的彙報，既然錢斯已走，赫克託可以說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職位，他當然不會透露與我的接觸。

關起門來，董事會面對著事實，公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拉夫特和他的律師小組設計了應對之策。他們會強烈反對伯頓一案援引德雷克和斯威公司尼的失竊檔案。如果失竊的檔案不能作為呈堂證供，那麼這樁官司就不應受理，從法律的角度看這一點完全成立。

然而，他們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們的計劃，報紙就介入了，許多證人被發現，他們能夠證明受檔案保護的同樣的事實，我們能夠在不考慮錢斯掩蓋的事實真相的情況下證實我們的指控。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一定亂成了一團，四百名咄咄逼人的律師決不甘心三緘其口，公司免不了要生內亂，把我換作他們，面臨著公司其它部門引起的類似的醜聞，我也會挺身而出，搞它個水落石出，擺脫新聞界的糾纏。採取「鴕鳥政策」是行不通的，《郵報》的曝光只是正式審判的一個樣板，而正式審判要等到一年以後。

還有來自另外一方的壓力，檔案中沒有表明河橡公司對佔住者的瞭解程度。事實上錢斯和他的客戶之間並無多少聯絡，表面上看來他只是執行指令，儘快辦成此事。河橡公司施加壓力，錢斯在前面衝鋒陷陣。

如果假設河橡公司不知道疏散是非法的，那它就有權控告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它僱公司為它幹活，活兒弄成一團糟，而過錯造成的損失卻要由客戶來承擔，有三點五個億做後盾，河橡公司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彌補過失。

其它的大客戶也會有意見，「究竟是怎麼回事？」公司的每個股東都能聽到這些大主顧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你死我活的商界裡，其它公司的貪婪成性者工準備伺機而動。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注重自己的公眾形象和知名度，所有的大公司莫不如此。沒有一個公司能承受加在我的前東家身上的打擊。

國會議員伯克霍爾德復原得很好。手術後的第二天，他在精心佈置的場景中會見了新聞界，他們推著他的輪椅上了醫院大廳內的臨時演講臺，在他的漂亮的妻子的攙扶下他站起身來，並向前踏了一步，開始演講，他湊巧也穿了一件鮮紅顏色的山地人運動衫，脖子上纏著繃帶，左臂上懸著吊帶。

他宣稱自己仍然活著，而且狀態良好，過不幾天就要回國會山辦公，並向印第安納州的家鄉父老們問好。

在他感覺最好的時刻，他提起了街頭犯罪和各個城市的治安狀況日漸惡化的問題（他的家鄉有八千名無家可歸的人）。首都的狀況如此之差簡直是個恥辱。因為這次死裡逃生的經歷，他決定從現在起投入大量的精力整頓街頭的秩序，他發現了一個新目標。

他胡扯了一通要控制槍支的使用和建造更多的監獄。

這次槍擊事件一時間給華盛頓警方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清理街頭，參眾兩院的議員們聒噪了一整天，抱怨華盛頓市區的不安全，結果傍晚時分又發動了一次大掃蕩。國會山附近的每一個醉鬼、乞丐、無家可歸者都被趕得更遠，有些被逮捕，其他人則被裝進囚車，像牲口一樣被運到更遠的居民生活區。

晚上十一點四十分，警察趕到位於東北區羅得島街與第四大街交界處的一座酒吧。吧主聽到了幾聲槍響，當地的一個流浪者報告說看見一個人被擊倒。

在酒吧旁的一塊空地上，碎石亂瓦堆的背後，警察發現了一具年輕的黑人男性的屍體。血還是熱的，正從腦袋上的兩個窟窿中汩汩而下。

稍後發現死者是基託-斯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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