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報》上登了兩篇報道，都在顯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預報過的——關於朗蒂-伯頓悲慘生活的長篇報道。她的外祖母是訊息的主要來源，雖然那位記者還聯絡了伯頓的兩個姨媽，一名前僱主，一名社會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師，在獄中服刑的她的母親和兩個弟弟。憑著強烈的進取心和雄厚的財力，《郵報》在蒐集事實方面乾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們親自調查的麻煩。

朗蒂的母親生下她時才十六歲，她在三個孩子中排行第二。三個孩子都是非婚生，有著不同的父親，她的母親從未透露一點關於她父親的口風，她在東北區的惡劣環境中長大，隨著她的問題母親到處流浪，偶爾也與她的外祖母和姨媽生活一段時問。她的母親是幾進「宮」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級時退了學，從那時起，她就註定了前景黯淡，與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馬燈似的男朋友，流氓團伙，小偷小摸，以及街頭的危險生活，她幹過幾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總是幹不長。

市警察局的檔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經歷：十四歲時因在商店行竊而被捕，經由少年法庭判決；三個月後因在公共場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歲時攜帶含酒精飲料，還是少年法庭；七個月後受到同樣的指控；十六歲時因賣淫而被捕，按成人處理，雖判罪但未入獄；因嚴重盜竊罪被捕，從當鋪中偷了一臺行動式雷射唱機，雖判罪但未入獄；十八歲時在特區總醫院生下奧塔里歐，出生證上沒有列出父親的姓名；生下奧塔里歐兩個月後因賣淫罪被捕，雖判罪但未入獄；二十歲時還是在特區總醫院生下一對雙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親是誰；接著是特米科，那個襁褓中的嬰兒，是她二十一歲時所生。

在這段悲慘的敘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後，朗蒂踉蹌走進「瑪麗之家」，一個與「內奧米之家」相似的婦女日託中心。在那裡她遇見了一個名叫內爾-卡瑟的社會工作者，卡瑟女士在報道中詳述了她的看法。

根據她的敘述，朗蒂臨死前幾個月開始決心擺脫街頭，過乾淨的生活，她主動服用「瑪麗之家」提供的避孕藥；渴望戒斷酒癮毒癮；她參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療程，鼓起勇氣與毒癮抗爭，雖然未能擺脫毒魔的糾纏；她很快提高了閱讀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個穩定的工作，供養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終為她找了一個工作，在一個大型食品店把農產品擺上貨架，每週二十個小時，每小時四點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從未出過差錯。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聲告訴內爾-卡瑟，說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親自檢視，因為這是她的本職工作之一，但她拒絕了。朗蒂說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間小小的帶兩個房間的公寓房，有屋頂，有裝了鎖的門，附近有一間浴室。她每月支付現金一百美元。

我記下內爾-卡瑟的姓名，在「瑪麗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證人席上，對陪審團講述伯頓一家的故事時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會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慄，因為這樣的事常有。「瑪麗之家」的絕大多數尤家可歸的婦女都已經失去了她們的孩子，朗蒂這樣的恐怖故事聽得愈多，就愈堅定了她與孩子呆在一起的念頭。她學習更用功了，甚至學會了操作電腦，而且有一次連續四天沒碰毒品。

忽然她被掃地出門，她的為數不多的隨身物品和她的四個孩子被拋在街頭，卡瑟女士第二天見到了她，她的情況是一團糟。孩子們又髒又餓；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瑪麗之家」有一條規定，凡是明顯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內，那裡的負責人被迫請她走人，卡瑟女士從那以後再也沒見過她；也沒聽到過她的訊息，直到她在報紙上看到她和四個孩子的慘死。

我看這篇報道的時候想起了佈雷登-錢斯。我希望他也在讀它，在這樣一個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亞郊區溫馨怡人、陳設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這個時候已經醒了，處在如此巨大壓力下的人怎能睡著呢？

我要讓他受到良心的譴責，要讓他明白正是由於他對別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踐踏才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難，你坐在精緻豪華的辦公室裡，佈雷登，為你的滾滾財源而努力工作，為你有錢的客戶準備一份又一份的檔案，讀著助手們呈上來的備忘錄。你派他們去執行那項骯髒的任務。這個冷酷無情、陰險毒辣的疏散住戶的決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應該阻止。他們只是些佔住者，難道不是嗎，佈雷登？像牲口一樣活著的卑賤的流落街頭的黑人，沒有任何書面的東西，沒有租契，沒有檔案，因此沒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們丟擲去。對他們下手晚了會阻礙工程的進展。

我想打電話到他家，讓他連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穩，對他說：「現在感覺如何，佈雷登？」

第二則報道令人又驚又喜，至少從法律的角度看是這樣，它同時又是個難題。

朗蒂的一個前男友被發現了，是一個名叫基託-斯派斯的十九歲的街頭阿飛。他的照片會嚇壞每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基託有許多話要說，他自稱是朗蒂後三個孩子的父親，包括那對雙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嬰兒。三年來他斷斷續續地與她生活在一起，聚少離多。

基託是典型的市中心貧民區的產物，無業，高中時輟學，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將一直受到懷疑。

他曾與朗蒂及他倆的孩子住在那座倉庫，只要一有錢就幫她付房租。去年聖誕節後，他們吵了架，後來他離開了，他眼下正與一個丈夫在獄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對疏散一事一無所知，儘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當別人問他倉庫中的情形時，他提出了足夠的細節使我相信他確實曾在那裡住過。他的描述與赫克託備忘錄中所載相似。

他不知道倉庫為蒂爾曼-甘特利所有。一個名叫約翰尼的傢伙收取房租，每個月十五號，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凱要儘快找到他，我們的證人名單越來越長，而斯派斯先生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基託對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親的死深感傷心。我曾留意觀察葬禮，基託絕對沒有參加。

案子受到的輿論關注超出了我們當初的想象。我們只想要一千萬美元的賠償，這個可觀的數字在報上登出後街上的人們議論紛紛。朗蒂曾和無數個男人發生過關係，基託是第一個未來的父親，有這樣一大筆錢等人招領，其他的父親們會紛紛跳出來，痛陳他們的喪子之痛，大街上滿是這樣的候選人。

這就是他的故事的負面效應。

我們永遠別指望與他交談。

我打電話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佈雷登-錢斯，一個女秘書接了電話，我重複了一遍我的請求，「您是誰？」她問。

我報了一個假名，聲稱要當他們公司的客戶，是河橡公司的克萊頓-本德介紹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