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納凌晨五點打電話給我。「你醒了嗎？」他問，他住在旅館的豪華套間裡，亢奮異常，正面對牆壁滔滔不絕地發表他對這個案子的高見，連珠炮般地向我提問。他看過那篇報道了。

我一邊裹緊身上的睡袋，一邊聽他告訴我該如何打這個官司。沃納是個訴訟律師，而且相當傑出，陪審團對伯頓一家的同情會超出他的意料之外。我們要求的賠償額太小——一千萬遠遠不夠。只要選對了陪審團，要得再多也不為過。他多想親自來辦這件案子。莫迪凱怎樣？他是出庭律師嗎？

辦案收取的費用？當然是百分之四十。看來我還有希望。

「百分之十。」我在黑暗中說。

「什麼！百分之十！你腦子沒毛病吧？」

「我們是非贏利性的事務所。」我試圖解釋，但他不聽，他怪我沒要更多。

那份檔案是個大問題，他說，以為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你能不援引那份檔案打贏這場官司嗎？」

「能。」

他哈哈大笑起來，盯著報紙上老雅各布斯的照片，一邊一個罪犯。兩小時後他將乘飛機飛往亞特蘭大，九點鐘到達他的辦公室。他迫不及待地要四處傳播這些照片，他會以傳真的方式立即把它們發往西海岸。

他話沒說完就掛了電話。

我才睡了三個小時。翻了幾次身後再也睡不著，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致我無法安寧。

我衝了個澡後離開住處，在巴基斯坦人開的店中喝咖啡直到天亮，然後替露比買了早點。

兩輛陌生的小汽車停在離我們辦公室不遠的第十四街和q大街的交界處。七點三十分我駕車慢慢從那兒駛過，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繼續向前開。門前的臺階上不見露比的蹤影。

如果蒂爾曼-甘特利認為武力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那他會毫不猶豫地使用，莫迪凱曾警告過我，雖然我認為沒這個必要。我打電話到他家告訴他我看到的情況，他答應八點半到，與我會合。他會提醒索菲亞，亞伯拉罕進城去了。

兩個星期以來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個案子上，雖然有不少重要的事讓我分心——克萊爾，分居，適應新工作——但是起訴河橡公司和我的前東家一直放在我的心上，在任何大案起訴之前，總是心潮難平；起訴之後，才逐漸平息下來，有一種爆炸過後塵埃落定的意定神閒的感覺。

我們起訴甘特利和另兩個被告後的第二天，他沒有要我們的命。我們的辦公室一切正常。電話並不比平時更忙，諮詢者的數量與往日持平。把這個案子暫時拋在一邊，我更容易集中精力在手頭的工作。

我只能想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大理石大廳內的恐慌，那裡將不會有笑容，喝咖啡時將不再有輕聲交談，走廊裡將不會有人開玩笑，也不會有人談論體育賽事。相比之下，殯儀館也許會更熱鬧些。

在反托拉斯部，那些最瞭解我的人更會沮喪，波利會採取一種恬淡、超然的態度，效率絲毫不受影響；魯道夫輕易不離開他的辦公室，除非上司召見。

這件案子的唯一不妥之處是將公司的四百名律師全部牽連在內，無可否認的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不僅無辜，而且對此事根本一無所知，沒人關心房地產部發生的事情，幾乎沒人認識佈雷登-錢斯，我在那兒工作了七年後才第一次見到他，而且僅僅因為我去找他，我感到歉疚，為那些受牽連者——建立公司並給予我們良好培訓的老前輩們；繼承精英傳統的與我同班的培訓班學員們；那些剛剛醒悟過來，意識到他們道貌岸然的僱主竟然與這起非法造成的死亡案脫不了干係的新僱員們。

但是我一點也不同情佈雷登-錢斯、阿瑟-雅各布斯和唐納德-拉夫特，他們選擇了置我於死地這條路。讓他們顫抖去吧。

梅甘正在一個擠滿了八十名無家可歸的婦女的屋子裡努力維持秩序，看到我來，她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在華盛頓的西北區駕車兜風。她不知道露比住哪裡，我們並不真的想找到她，這只是一個短暫相聚的藉口。

「這太平常了，」她試著安慰我，「流浪街頭的人是不可預測的，尤其是癮君子，這是一條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