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知道朗蒂-伯頓的父親是誰，也許這世界上壓根兒就沒人知道，她的母親和弟弟又都在獄中。鑑於上述情況，我們做出一個巧妙的決定，繞過伯頓一家，為他們請一個財產管理人，讓他充當我們的當事人。星期一早晨我在芝加哥時，莫迪凱去了特區家庭法院，請求法官指派一個臨時受託人，充當朗蒂-伯頓和她孩子的遺產監護人。這是私下裡的一種例行公事。那位法官與莫迪凱相熟。申請很快被批准了，這樣我們有了新的當事人，她的名字叫威爾馬-費倫，是一位社會工作者，莫迪凱與她相識，她在訴訟中所起作用有限，如果我們索賠成功，她只能分得一小部分。

從經濟角度看，科恩信託行管理不善，但對一個非贏利性的律師事務所來說它卻有著巨大的約束力。倫納德-科恩當過律師，明顯對細節有著強烈的興趣，我們事務所對非法造成的人身傷害或死亡科以人身意外罰款也不算逾規，雖然這種做法為信託行所不喜。罰款的最高限額不超過賠款的百分之二十，而標準的收費額是三分之一。按慣例刑事案的律師要收取百分之四十。

在百分之二十的罰款中，律師事務所可以保留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十歸信託行所有，十四年來，莫迫凱曾接過兩件這樣的案子。第一件因為陪審團的原因而輸了官司；第二件是替一個被公交車撞了的無家可歸的女子打官司，以獲得十萬美元的賠償而告終。他為事務所淨賺一萬美元，用這筆錢添置了電話和電腦。

法官勉強同意了百分之二十的合同，我們準備起訴。

籃球賽於七點三十五分開始——喬治頓對敘拉庫斯，莫迪凱好不容易才搞到兩張票，我所乘的航班六點二十到達國家機場，三十分鐘後我與莫迪凱在蘭多佛的國家機場東出口處見了面，我們身邊有將近兩萬名球迷。他遞給我一張票，又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封厚厚的未拆的掛號信，收信人是我，發信人是華盛頓律師協會。

「今天到的，」他說，清楚地知道信的內容，「我在座位上等你。」他消失在一群學生中。

我撕開信封，在外面找了一個光線足的地方看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那幫朋友正使出渾身解數來對付我。

這是上訴法院發出的一封正式指控信，譴責了我的不道德行為。指控的內容佔了三頁，其實一段完全夠了，我偷走一份檔案；我違反了保密法；我道德敗壞；因此必須（一）永遠取消我的律師資格，或（二）中止律師資格若干年，或（三）予以公開懲戒，因為失竊的檔案尚未追回，事情很緊急，所以調查和一切手續應從速辦理。

信封中還有一些通知、表格等其它檔案，我看都沒看。這令我震驚，我背靠著牆穩定一下情緒，整理一下思路。是的，我早料到他們會有這一手，如果認為公司不會通過所有的渠道來索迴檔案，那也太不切實際了。但我以為我的被捕會稍稍平息一下他們的怒氣。

現在看來錯了，他們要的是血。這是一家典型的大公司，手段強硬，要將對於趕盡殺絕，這一點我再瞭解不過了。他們不知道明天上午九點我將親手將他們送上法庭，控告他們非法造成了伯頓一家的死亡，並索賠一千萬美元。

據我估計，他們再沒有什麼招數來對付我了，不會再有拘捕令，不會再有掛號信，所有的東西都擺到桌面上來了，所有的道兒都劃下了，手中拿著信，我心中竟然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

同時我心中也有一絲恐懼。十年前我就入了法學院，從沒認真考慮過別的行當。如果被吊銷了執照該怎麼辦呢？

可是索菲亞不是也和我一樣，沒有律師執照嗎？

莫迪凱在看臺的入口處接我，我講了控告信的大致內容，他安慰了我幾句。

比賽確實精彩激烈，然而我們的首要目的不是看球。傑夫-麥凱爾在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只是業餘兼職，他也擔任球場的保安工作。索菲亞白天已把他的情況摸清楚。我們猜想他肯定在那一百名穿制服的保安之中。保安們正四處巡邏，免費觀看比賽，他們的視線在女大學生身上溜來溜去。

我們對他是老是少、是白是黑、是胖是瘦一無所知，所幸的是保安在左上口袋別有胸牌。我們在座位之間的通道上以及各個入口處來回搜尋。半場休息前，莫迪凱終於發現了他，他在第四入口處無意中撞見了一個搔首弄姿的女檢票員，而那個地方我已檢查了兩遍。

麥凱爾身軀龐大，白皮膚，長相平平，年齡與我相仿，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很粗，胸膛厚實飽滿，我和莫迪凱商量了幾句，決定還是由我出面較好。

我用兩根指頭夾住名片，不慌不忙走向他，自報家門。「麥凱爾先生，我是邁克爾-布羅克，律師。」

他不解地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接過名片。我打擾了他和那位檢票員的調情。

「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我用審訊殺人犯的口吻問道。

「你可以問，我可以不回答。」他向那個檢票員眨眨眼睛。

「你有沒有為本市一家大的法律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幹過保安工作？」

「有可能。」

「有沒有幫他們疏散過住戶？」

這句話擊中了要害，他的臉色立即變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不這樣認為。」他說著扭開了頭。

「你肯定嗎？」

「不，答案是不。」

「你沒有在二月四號幫他們驅趕一座倉庫中的住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