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總能聽到點兒什麼。」

對了，不是報紙。流落街頭者有他們自己傳播訊息的方法。莫迪凱事務所的那個年輕律師被抓了，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的遭遇和我們差不多。

「那是個誤會。」我說，就好像她關心那是不是由於誤會一樣。

她們已經開始歌唱了，當我們走在「內奧米之家」前的臺階上時，我們能聽到她們的歌聲。梅甘開啟前門，請我進去喝咖啡。在第一層由會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廳裡，婦女們唱著歌。唱完後，她們傾聽別人訴說自己的問題。我在那裡觀察了幾分鐘。作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廚房裡備好咖啡，然後領我瀏覽了這個地方。我們壓低了交談的聲音，因為她們在不遠處祈禱。一樓靠近廚房的地方有盥洗間和淋浴房，後面是小花園，供那些心情抑鬱者一個人清靜的地方。二樓有辦公室，入會登記處，還有一間擺滿了椅子的長方形房間，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的地方。

我們在狹窄的樓梯上聽到下面傳來了一陣充滿了歡欣之意的合唱聲。梅甘的辦公室在三樓。她請我進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郵報》拋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夠嗆，嗯？」她微笑著說。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還行。」

「那兒怎麼回事？」她指著自己的太陽穴問。

「我的同監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奪了去。」

她看看我那雙穿舊了的耐克鞋：「就這雙？」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嗎？」

「你在牢裡呆了多久？」

「幾個小時。我幾乎是撿回了一條命，現在我是個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們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發現，天哪！她手指上沒有結婚戒指。她身材頎長，略顯清瘦，髮色呈棕紅色，剪一頭俏皮的露耳短髮，樣子活像一個預備學校的女生。她長著一雙淺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圓，與她對視時非常愉快。我忽然發現她很迷人，並感到奇怪，我以前怎麼沒注意到。

我現在為什麼興奮？我在這裡流連忘返難道僅僅是為了參觀？昨天我為什麼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這雙眼睛？

我們互陳了自己的經歷。她的父親是馬里蘭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個熱愛華盛頓的印第安迷。她十幾歲時就決定為窮人工作。那是至高無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認我在兩週以前從未想起過窮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驚訝於它對我的靈魂淨化作用。

她邀請我回來共進午餐，順便監督露比。如果太陽出來的話，我們可以在花園裡用餐。

貧民律師與其他人並無二樣。他們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愛情，譬如說在收留無家可歸的婦女的避難所。

一個星期以來，我開車穿梭於華盛頓市區最險惡的地段，經常與避難所打交道，總的說來已和無家可歸者打成一片。這時我感到沒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凱的背後。他是極好的保護傘，但我倘若想立足街頭就得勇於承擔風險，單獨闖天下。

我有一張名單，上面記錄了近三十家避難所、施粥處、救助中心的名字，無家可歸者經常光顧這些地方。我還有一張名單，上面是被驅逐的十七個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

星期六上午參觀完「內奧米之家」後，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學的基列山基督教堂。從地圖上看，它是最接近紐約街與佛羅里達街交界處的施粥所，而那裡正是廢倉庫的舊址。施粥所的負責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亞的年輕女人，當我九點鐘趕到時，她一個人在廚房裡忙著切芹菜，正為招募不到志願者而擔憂。我作了自我介紹，又費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證件沒問題，然後她指向一張切菜臺讓我切洋蔥。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貧民律師又怎能拒絕？

我向她解釋說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幹過同樣的活兒，那時正下著大雪。她出於禮貌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著我。我一邊切一邊擦眼淚，向她敘述了我手中的案子，並一口氣報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在內的被驅逐者的名字。

「我們對打官司不感興趣，」她說，「我們只供他們吃。我沒聽說過這些名字。」

一名志願者帶著一袋土豆過來了。我收拾著準備離開。格洛里亞謝了我，把名單抄下，答應幫我打聽。

我的行動早就計劃好了，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來到國會山醫療診所，向其中的一名醫生打聽。這是一傢俬人贊助的面向流落街頭者的不須預約的醫療診所，儲存著所有病人的記錄。今天是星期六，那位醫生答應我星期一讓秘書查一下電腦檔案，看有沒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書會打電話給我。

我來到羅得島街附近的耶穌會，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細研究了那份名單，但沒有他認識的。「名字太多了。」他說。

上午遇到的唯一險情發生在「自由聯合會」。那是一處大型聚會場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卻，後來變成了一個社群中心。十一點鐘的時候，一群人在大門口排隊等著吃飯。我沒打算在那裡吃飯，所以就沒排隊，而是徑直走向門口。有幾個等著領食物的紳士認為我不守規矩，張口就是汙言穢語。他們腹中飢餓，火一下子冒上來，竟然沒注意到我是個白人。他們怎能把我誤認為一個流落街頭的人呢？門口有一名志願者在維持秩序，他也認為我是個流浪漢。他毫不客氣地伸出雙臂阻擋我，第二次對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來吃飯的！」我氣憤地辯解道，「我是一名為無家可歸者工作的律師！」

這才使他們安靜下來，我突然又成了藍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許進人大樓，沒再遇到阻撓。負責人是基普牧師，是一個頭戴貝雷帽、戴黑色領圈的脾氣暴躁的小個子。我沒給他留聯絡電話。當他意識到（1）我是一名律師；（2）我的當事人是伯頓一家；（3）我在為這個案子奔走；（4）將來有可能得到賠償，他開始考慮能從中撈到多少錢。我在他身上浪費了三十分鐘，離開時我發誓要讓莫迪凱親自來。

我打電話給梅甘，推掉午餐約會。我託辭說我現在在城市的另一端，還有許多人要見。真實的原因是我拿不準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聰明，完全值得喜歡，正是我需要的那種人。我幾乎有十年沒談過戀愛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她告訴我一則重大訊息。露比不僅堅持了一上午的療程，還發誓說要連續二十四小時不沾毒品。這真是個令人感動的情況，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這一幕。

「她今晚必須離開街頭，」梅甘道，「十二年來她一直沒離開過毒品。」

我當然是幫不上什麼忙了，梅甘倒有幾個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樣勞而無功，唯一的收穫是弄清了華盛頓市內每一家避難所的地址。我見了許多人，和他們交談，與那些可能再見面的人交換了名片。

凱爾文-蘭姆仍然是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驅趕出戶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個人消失在街頭的茫茫人海中。

在無家可歸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難所的常客。他們時不時地光顧那裡，只為了一餐飯、或者一雙鞋。或者一條毛毯，然後蹤影全無。他們不需要幫助，懶得與人打交道。很難相信剩下的十四個人就在這一小部分之中。一個月之前，他們還生活在屋簷下，並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凱反覆忠告我：貧民律師必須有耐心。

露比在「內奧米之家」的門口與我會合，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一見面就給了我一個熱烈的擁抱。她已經成功地度過了戒酒和戒毒兩個療程。梅甘已經為下面的十二個小時創造了良好的開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頭了，她自己也預設了。

我和她開車出城，向西駛入弗吉尼亞大街。我們在郊區的一家商場買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許多糖果。糖果的數量連過萬聖節也夠了。我們繼續驅車向城外駛去，在一個名叫甘尼斯維勒的小鎮上發現了一家金碧輝煌的嶄新的汽車旅館，招牌上說單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賬，但願它沒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兒，叮囑她一定要鎖好門，呆在房間裡，哪兒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會來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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