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

於是我讀給她聽。我從第一版開始，主要是因為上面登著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報道配以大字標題，登在報紙的中問。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讀給她聽，她很用心地聽著。她也聽說了有關伯頓一家凍死街頭的傳聞；她對細節很感興趣。

「我會這樣死去嗎？」她問道。

「不會，除非你車中裝有引擎，開啟空調取暖。」

「我希望有空調。」

「你會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麼意思？」

「凍死。」

她用餐巾紙擦擦嘴，小口喝著咖啡。奧塔里歐一家喪命的那天夜裡氣溫是華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來的呢？

「天氣最冷的時候，你去哪兒呢？」我問。

「哪兒都不去。」

「你呆在車裡嗎？」

「是。」

「你怎樣禦寒呢？」

「我用許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從沒去過避難所？」

「從沒去過。」

「你願意去避難所嗎？如果你願意，就能見到特倫斯。」

她側過頭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說一遍。」她說。

「你想見特倫斯，對不對？」

「對。」

「那麼你必須戒毒，對不對？」

「對。」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時問。你願意嗎？」

「讓我想想，」她說，「讓我好好想一想。」

這僅僅是一小步，但並非無足輕重。

「我能幫你見到特倫斯，你會成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須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樣才能做到呢？」她問，目光不敢與我相接。她用身子圍住咖啡杯，熱氣冒上她的臉頰。

「你今天去‘內奧米之家’嗎？」

「是的。」

「我跟那邊的頭談過。他們今天有兩個聚會：酗酒者和吸毒者聚會，就是所謂的‘禁酒禁毒協會’。我要你都參加。那邊的頭會打電話給我。」

她點點頭，那模樣就像個捱了罵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緊。她小口吃著餅圈，啜飲著咖啡，出神地聽著我給她念報上的故事。她對國際新聞和體育報道不太感興趣，但頗關注本埠的新聞。她許多年前曾參加過一次投票選舉，所以對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竅不通。她能聽懂犯罪報道。

一篇長篇社論抨擊國會和市當局沒能妥善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它警告道，還會發生像朗蒂一家這樣的悲慘事件，還會有兒童死在街頭，死在國會山的腳下。我把社論解釋給露比聽，她贊同上面的每一句話。

外面下起了一陣輕柔的冷雨，我開車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內奧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層樓的排屋，它所處的街區房屋結構與別的街區相似。它每天上午七點開門，下午四點關門，向前來求助的無家可歸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種活動和諮詢。露比是那裡的常客，所以當我們到達時她的朋友紛紛向我們打招呼。

那裡的負責人是一個名叫梅甘的年輕女人。我與她輕聲交談，計劃讓露比戒酒戒毒。那裡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還有三分之一hiv呈陽性。梅甘告訴我露比沒患傳染病。

我離開時，女人們擠在大廳裡齊聲歌唱。

我正埋頭工作時，索菲亞敲我辦公室的門。我還沒開口她就進來了。

「莫迪凱說你正找一個人。」她手中拿著記事本，準備記錄。

我想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她說的是赫克託。「啊，是的，我在找一個人。」

「我會幫你。告訴我你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她坐下來，開始記錄。我一口氣說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蹤前受僱的公司、外貌特徵，以及他有妻子和四個孩子的事實。

「年齡？」

「三十歲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萬五。」

「既然他有四個孩子，那麼至少有一個在上學。從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貝塞斯達來看，我懷疑他有額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還有別的情況嗎？」

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她返回她的辦公桌，開啟一本厚厚的記事本，飛快地翻動著內頁。我讓門開著，所以能看見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個電話打給在郵局工作的某人，隨即談話變成了西班牙語，我聽不懂。她一個接一個地打電話，先用英語與接線員打招呼，然後又換作她的母語。她給天主教教區打電話，接著又引來一大串電話。我對她的舉動失去了耐心。

一小時後，她走到我的門邊，大聲道：「赫克託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們的住址嗎？」

「你是怎樣……」我吞下了後半句話，吃驚地盯著她。

「別問了，是通過他們教堂的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們上個週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們的新住址嗎？」

「要多長時間才能找到？」

「這可不太容易，不過我能告訴你大致的方向。」

已經有六個人坐在她的辦公桌前，等待諮詢。「現在不忙吧，」我說，「待會兒再說。多謝。」

「小事一樁。」

小事一樁？我花了幾個小時晚上去敲他鄰居的門，晚上寒氣逼人，還要躲避保安的糾纏，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槍。而她只打了個把鐘頭的電話就辦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師，我以前辦案去過兩次。分部的辦公室設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樓裡，大樓的門廳就有幾層，樓前環繞著噴泉和許多商店，自動扶梯蜿蜒而上。對赫克託-帕爾馬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藏身-望之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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