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是「建立非暴力社群」招募新會員的日子。這個社群是華盛頓特區迄今為止最大的避難所。與往常一樣，還是莫迪凱駕車，他計劃第一週帶帶我，再放手讓我單幹。

我對巴利-納佐的威脅和警告置若罔聞。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針鋒相對我絲毫不感到訝異。凌晨前對我的前住處的粗暴的突擊搜查正預示了隨後將會發生什麼。我必須告訴莫迪凱我以前的所作所為。

汽車一發動我就對他說：「我和我妻子已經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凱這可憐的傢伙顯然沒料到大清早就會有這樣糟糕的訊息。「我很難過。」他說。他轉頭看我時車差點撞到穿越馬路的行人。

「別難過。今天凌晨，警察突擊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僅僅是衝我而去，更具體地說，是衝著我離開公司時帶走的那份檔案。」

「什麼樣的檔案？」

「是關於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的那份檔案。」

「說下去。」

「我們現在知道，德文-哈迪挾持人質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將他逐出家門收回房屋的緣故。一起被驅趕的還有另外十六個人，以及一些兒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個廢棄倉庫的地權恰好為河橡公司所有，他們打算在那兒造一座大宗郵件服務中心，工程造價兩千萬。」

「我知道那個倉庫，一直有人擅自強住。」

「但他們不是佔住者，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你是光憑猜測呢，還是有真憑實據？」

「眼下只是猜測。檔案已經竄改，有人做了手腳。一位名叫赫克託-帕爾馬的律師幫辦負責這項齷齪的工作，他多次實地勘查，最後將那些人掃地出門。他現在成了我的內線。他寫了一張匿名便條，告訴我將那些人驅逐是違法的，他給了我檔案櫃的鑰匙。昨天起，他再沒去上班。」

「他哪裡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給了你鑰匙？」

「他沒有親手交給我，他把鑰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註明了使用方法。」

「然後你就那麼做了？」

「是的。」

「去偷檔案？」

「我本來沒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務所把檔案影印下來，在路上與某個闖紅燈的笨蛋撞在一起，結果我就住進了醫院。」

「就是那份我們從你車裡找到的檔案嗎？」

「正是，我本想去影印它，然後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這樣就沒人會發覺。」

「我並不認為那樣做很明智。」他想罵我蠢驢，但礙於我們關係尚淺，沒能出口。

「檔案裡少些什麼？」

我把情況做了一番簡單介紹，包括河橡公司的歷史，以及它急於拿到這個專案所做的努力。「壓力就在於要把這塊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爾馬第一次去倉庫時，就遭到了痛擊，他寫了一份備忘錄放進檔案。第二次去時，他帶了一個保鏢，回來時卻發現備忘錄不翼而飛。當初他確實將它歸檔了，很可能是佈雷登-錢斯取走了。」

「那麼備忘錄上寫些什麼？」

「不清楚。但我有一種預感，赫克託檢查了那座倉庫，發現了住在臨時公寓的人。他與他們交談後得知他們實際上付房租給蒂爾曼-甘特利。這樣他們就不屬於擅自佔住空屋者，而是房客，受房屋租賃法的保護，可是為時已晚，拆屋的吊車隆隆地開過來了，關閉那座倉庫是不可避免的了。甘特利想在這筆交易中大撈一筆，所以他無視那份備忘錄。住戶們最終被趕了出來。」

「總共有十七個人。」

「是的，另外還有些兒童。」

「你知道另外十六人的姓名嗎？」

「知道。有人給了我一份名單，我懷疑那個人就是帕爾馬，他把名單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如果我們能找到那些人，我們就有證人了。」

「興許吧。不過更有可能的是甘特利已經恐嚇過他們，他慣於恫嚇，自以為是教父之類的角色。他要讓什麼人閉嘴的話，別人只得照做，否則就得遭殃。」

「但是你不怕他，對不對，莫迪凱？我們去找他，折騰折騰他，他一招架不住就會招出來。」

「在大街上浪費時間？我僱了一個笨蛋。」

「他看見我們保準會嚇得躲開。」

這時的俏皮話聽起來一點都不幽默。汽車內的取暖裝置好像也失靈了，雖然熱氣扇一直在呼呼地吹著，還是讓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甘特利從中牟利多少？」他問。

「二十萬，他半年之前就買下了，檔案中沒有購價記錄。」

「賣主是誰？」

「市當局，倉庫本來是報廢的。」

「他很可能只花了五千，至多不超過一萬。」

「回報不錯。」

「確實如此。這對甘特利的境況來說也是一次大大的改善。他本來是個經營小本生意的人，做過聯式公寓業務、洗車服務，開過冷凍食品店，進行過規模不大的商業投機活動。」

「他為什麼買下這座倉庫，把它當做廉價公寓出租？」

「現金交易，比方說，他花五千買下它，再花一千砌上圍牆、裝修幾個廁所，再裝上電燈，就開始營業了。先是放風出去；接著要求租房的人來了；每月一百塊，只收現金。他的租戶並不關心什麼書面證明。他讓這個地方看起來始終像一個垃圾場，這樣如果市當局來人檢查，他就說他們只不過是一小撮擅自佔住者，他答應趕他們出去，但那只是口頭說說而已，這種事情多啦，屬於不規範的房屋出租業務。」

我幾乎忍不住要問為什麼市當局對此視若無睹，但幸好我及時打住了。答案是明擺著的。數不清的無蓋窨井，三分之一的警車破舊不堪，屋頂坍塌的學校，窄小擁擠的醫院，五百名無家可歸的母親和找不到一片棲身之地的兒童，只要看看這些就明白了，這座城市出了毛病。

而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這麼一位行事與眾不同的房東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正是他給流落街頭的人提供了住處。

「你打算通過什麼方式找到赫克託-帕爾馬呢？」他問。

「我想公司不會解僱他，他們還不至於蠢到那種地步。他們另有七個分部，所以會把他藏到其中的一個。我會找到他的。」

我們到達了鬧市區。他忽然指給我看：「看那些重重疊疊的拖車式活動房屋。那就是蒙特-弗農廣場。」

它有半個街區那麼大，圍牆很高，阻斷了外面人的視線。活動房屋形狀大小不一，有些已破敗不堪，全都髒兮兮的。

「這是城裡最糟糕的居住區，那些是政府給華盛頓市的舊郵政車，市政府的官員們真夠聰明，讓無家可歸者居住。他們一個個像沙丁魚似的擠住在裡面。」

在第二大街與d街的交界處，他指給我看一幢長長的三層樓建築物——一千三百人的棲身之處。

「建立非暴力社群」由一群反戰分子建於七十年代初期，那時他們聚集在華盛頓抗議示威，給美國政府添了不少麻煩。他們住在華盛頓西北部的一幢房子裡。他們在國會山周圍抗議期間結識了許多無家可歸的越戰老兵，於是合在一處。後來他們多次搬遷，住處越來越大，隊伍也不斷壯大。越戰結束後，他們轉而關注華盛頓無家可歸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們中湧現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積極分子，他很快變成了流落街頭者的充滿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建立非暴力社群」找到了一所廢棄的二年制專科學校。它由聯邦政府出資興建，因此產權仍歸政府所有。他們開進六百人，那所學校就變成了他們的總部和家。政府想方設法驅趕他們，但終難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進行了五十一天的絕食鬥爭，抗議政府對無家可歸者的漠不關心。里根總統競選連任前的一個月果斷地宣佈了要把這所學校建成一個模範避難所的計劃，斯奈德這才停止了絕食。人人皆大歡喜。里根再次當選後食言，種種骯髒的官司紛至沓來。

市當局於一九八九年在東南部遠離鬧市區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難所，計劃遷徙社群內的住戶，但他們拒不搬出，且根本無意離開。斯奈德宣稱他們正用木板把窗戶釘死，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圍攻。一時謠言很盛，有人說社群內聚集了八百名無家可歸者，貯存了大量的槍支彈藥，即將有一場流血衝突。

市當局只得讓步，並設法安撫他們，社群內的人數增長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於一九九○年自殺身亡，市當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條街道。

我們到達那裡時快八點半了，正是許多人出門的時刻。他們中許多人有工作，絕大多數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門口閒蕩，抽著雪茄。在溫暖的房間裡休息了一夜之後，他們在冷冽的清晨裡興致勃勃地談論著。

走進底樓，莫迪凱與躲在防彈玻璃後的門衛打聲招呼，再籤個名，我們走過大廳，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來穿去，我極力想忘掉我的膚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著夾克，打著領帶，著裝相當得體。以前的日子我一直與富裕為伴，而現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們年輕，桀驁不馴，絕大多數有前科，囊中空空，他們會扭斷我的脖子，搶走我的錢包。我避免與他們目光相接，皺著眉頭，眼光向下。我們在人會登記處停下。

「凡加入者終生不得接觸武器和毒品。」莫迪凱開口道，一邊注視著匆匆下樓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絲安慰。

「你在這裡從未感覺害怕過？」我問。

「習慣了。」說得輕鬆，他只是說說而已。

門邊的記事板上寫著前來諮詢者的名單，莫迪凱取下記事板，我們仔細推敲著客戶的名單，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數略低。」他說。我們等人開門時，他告訴我詳細情況，「那邊是郵局。這件工作的麻煩之一是與客戶保持聯絡，他們的地址經常變動。好的避難所應提供通訊服務。」他指向另一扇鄰近的門，「那是服裝供應室，每週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檢查身體，這個季節要提防的是結核病，第二步是供應三套衣服，包括內衣、襪子等。每人每月可回來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來，衣服就不愁了。這些衣服不是破爛貨。每年捐贈的衣服他們穿都穿不完。」

「只供應一年？」

「對，一年期滿就得走人。起初看起來這種做法好像不講情面，但實際並非如此。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們自立。每個進來的人都必須在一年內戒毒戒酒，學得一技之長，找個工作。絕大多數人不到一年就離開這裡了，只有少數人願意永遠留下來。」

一個名叫厄列的人拿著一長串鑰匙走過來給我們開門，隨即就離開了，我們就地辦公，準備提供諮詢，莫迫凱手持記事板走向門邊，按照名單順序開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軀肥胖，差點撐破門框。他在我們對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響。他穿一件綠色工作服，一雙白色短襪，腳穿一雙橘紅色的橡膠雨鞋。他在五角大樓的地下鍋爐房上夜班，他的女友離他而去，走時將他的財物席捲一空，於是他債臺高築，無處棲身，只得求助於避難所，對此他頗感慚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說。我替他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