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年假的想法被執行委員會否決了,誰也不會知道這些人在私下開會時會是怎麼說的,他們只是讓魯道夫通知我,說這樣會開一個壞的先例。因為公司這麼大,人這麼多,如果給一個非股東成員放一年的年假,可能會引發別的人提出各種無理要求。
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麼保險可言了,我一旦邁出公司的大門,它就會把我關在門外。
「你知道你這樣做的後果嗎?」他問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邊有兩個大箱子。波利已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都裝在了裡面。
「我當然知道,」我微笑著回答,「別為我擔心。」
「我已盡力了。」
「謝謝你,魯道夫。」他搖著頭,走開了。
在克萊爾昨天晚上給我一個突然襲擊之後,我就不再想年假的問題了,我腦子裡考慮的是許多更為緊迫的問題。我離婚後也成了一個單身漢,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應關心的是一個新的公寓的問題,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辦公室和新的事業問題,於是我關上門,開始翻報紙,找到租房、招聘之類的那一欄,瀏覽起來。
我要把車賣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後我再買一輛舊車,花重金給它保險,然後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區某天夜裡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這個區域,就等於把我今後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飯,我用兩個小時在華盛頓中心區開車轉了轉,發現這個地區的公寓最低租金價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這對於一個貧民律師來說是太高太高了。
當我吃過午飯回到辦公室時,桌子上又放著一份檔案袋,一個空白的馬尼拉法律用紙的袋子,外面什麼也沒有寫,在我桌子上放著,裡面有兩把系在一起的鑰匙,上面有一個條子,上面寫道:
上邊的鑰匙是錢斯辦公室門的鑰匙,下邊的是窗子下面檔案櫃的。影印後把檔案返還,千萬當心,錢斯是個多疑的人,用後把鑰匙丟掉。
波利突然進來了,她常這麼幹,也不敲門,也不出聲,總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現在屋裡。這時她滿臉的不悅,也沒有理我。我們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說我這一走把她搞得心裡空落落的,其實我們之間關係沒有那麼近。過幾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為人很不錯,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個人。
我立刻把檔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見。她在整理我那兩個箱子,我等了一會兒,直到確信她沒有注意到什麼,但是由於她看見了在我辦公室周圍樓道里發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託或別的什麼人如何能進來而又不被發現地離開。
巴利-納佐,也是我們同做過人質中的一員,又是我的朋友,來到我的辦公室,很嚴肅地和我談了一會兒,他關上門,從箱子旁繞了過來。我不想討論離開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談了談關於克萊爾的情況,他的妻子和克萊爾都是從普羅斯登來的,這在華盛頓這個大城市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我們和她們在過去幾年中曾有過多次交往,後來這種社會交往就逐漸形成了婚姻。
他聽了之後有些驚訝,接著又很難過,過了一會就好了。「你這一個月可真不怎麼順,」他說道,「我很替你難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說道。
我們談起過去的日子,那些來來去去的夥計。我們一起喝啤酒時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現在那件事對我來說都已有些陌生。我們這兩個朋友都曾面對死亡,又走出這個陰影,而事後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無暇互相幫助。
但是我終於還是談起了那件事,兩隻大箱子擺在屋子中間,是很難躲開這個話題的。我意識到這一事件是我們談話的原因。
「很抱歉,我讓你失望了。」
「說哪裡話,巴利。」
「不,真的,我應該早點來看你。」
「為什麼?」
「因為很明顯,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邊說邊笑著。
我很想欣賞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點發瘋,我想,不過我很快會過去的。」
「不,說真的,我聽說你有了麻煩,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為你擔心的,但我在審理案子,你知道,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沒能來的確感到不應該,邁克,很抱歉。」
「得啦,別提它了。」
「我們大家都嚇壞了,而你差一點給子彈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們都殺死的,巴利。炸藥要是真的,如果一槍打不著,他轟的一聲我們就全完了。好啦,別提它了。」
「當我們向外爬時,我最後看到的就是你,滿臉是血,尖叫著。我以為你被子彈打中了。我們跑到外面,擠在一塊兒,人們也抓住我們,一邊喊叫著,我當時還以為一會兒就得有爆炸聲,我想邁克還在裡面,他一定受傷了,我們停在電梯旁,有人把我們手上的繩子割斷了。我回過頭去看,正看見警察把你給架出來。我還記得你身上的血,渾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發。他也不希望我說什麼,這樣能讓他感到更好受些。因為他可以向魯道夫或別人報告說他已勸過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問:‘邁克受傷了沒有?邁克傷著沒有?’當時誰也說不清楚,直到一個多小時後他們才說你沒事。我回家後想給你打電話,可是孩子們圍著我不放,我本該打個電話的。」
「別提這件事啦。」
「很抱歉,邁克。」
「請別說了,事已經過去了,也沒事了。我們就是談上幾天,也什麼都改變不了。」
「你是什麼時候想到要離開公司的?」
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實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這個時候,當比爾把蓋屍體的布單拉下來的時候,我看到小奧塔里歐平靜地躺在那裡,就在那一時間,那一地點,就在那個停屍間裡,我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就在週末前後。」我說,我沒做進一步的解釋,他也不需要聽什麼解釋。
他搖了搖頭,好像我收拾東西要離開公司是因為他的緣故。我必須讓他明白這一點。「巴利,你陰止不了我,誰也阻止不了。」
這時他開始不住地點頭,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麼似的。
一支槍指向你的臉,鍾也停止了走動,這時立刻湧現出一些最需要考慮的東西:上帝,家庭,朋友。錢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業隨著每秒鐘嘀嘀嗒嗒地過去,你會意識到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麼樣?」我問他道。
公司和事業,在這幾個小時之內也已降至到最低層的位置。
「我們在星期二正開始一個審判,實際上,當那位先生來打擾時,我們正在做準備工作,我們無法要求法官延期審理,因為我們那位客戶已為審判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們也沒有受傷,你知道,起碼身體上沒受到什麼傷害。所以我們一鼓作氣開始了審理,就一直沒有停下來。那次審理救了我們。」
當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藥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連靈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來,因為兩週以前我也會這麼說的。
「好,」我說,真是太好了,「這麼說來你一定挺好吧?」
「那當然。」他是訴訟律師,很有男子漢氣質,特氟隆色的皮膚,還有三個孩子,所以作為他這樣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說,要過太奢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這時時鐘提醒了他,他該回去了,我們握手、擁抱,和通常一樣說一定保持聯絡之類的話。